【内容提要】作为东南亚“水果之王”，榴莲以其浓烈气味与感官矛盾性成为独特的文化符号。本文通过构建文化植物符号学分析框架，系统考察榴莲在历史文献、文学作品及影像资料中的多元表征，揭示其打破二元对立的符号学意义。研究聚焦榴莲引发的情感分化机制，探讨植物能动性与人类-植物共生关系，并针对商业品种主导下的生物多样性危机，提出整合迁地保护、就地保护与社区参与的保护策略，为理解植物文化意义与生态保护提供新视角。

题图 榴莲果实的矛盾性：多刺外壳与奶油状果肉

成熟榴莲果实特写，左侧展示带刺的暗黄色外壳，右侧为剖开后果肉淡黄色奶油质地，直观呈现“令人垂涎”与“令人作呕”的感官对立

榴莲以浓烈气味为显著特征，在亚洲多地被视为珍馐。尽管在东亚和东南亚具有深厚文化吸引力，这种"水果之王"仍呈现出极具矛盾性的植物存在——鉴赏家视若珍宝，新手却避之不及。其独特属性打破了二元分类框架，成为福祸相依的文化符号。作为原产东南亚的“最具争议水果”，榴莲展现了植物生命拓展语言描述边界的特殊能力，其强烈的感官刺激引发了爱憎分明的情感分化。2023年国际市场数据显示，这种“两极分化水果”的贸易量增长达400%。尽管全球爱好者持续增加，评论界仍难以精准描述其感官体验——“难以形容的味道”成为共识。有健康科普文章将其气味解构为“硫磺、水果、蜂蜜与腐烂洋葱的复合体系”，新闻报道则常用隐喻修辞：“有人赞其甜腻如奶油，有人贬其臭如旧袜”。越南榴莲产业报道更将其喻为“巨人的尖刺按摩球”，形象揭示其感官冲击力。

在与人类及其他生物的互动过程中，榴莲构建了独特的对立场域：愉悦与不安、渴望与厌恶、喜爱与反感的情感共存。东南亚民间传说中充斥着榴莲被航空、铁路等公共空间禁止的轶事，家庭因榴莲气味引发的冲突亦不鲜见。2018年印尼航班因2000公斤榴莲货物引发旅客抗议导致延误的事件，正是这种矛盾性的典型体现。这些叙事背后，实则反映了植物通过异质感官符号影响环境的特殊能动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商业品种“猫山王”主导全球市场的背景下，东南亚榴莲多样性正面临严峻威胁。尽管科学记录的榴莲属物种达30种，但榴梿（Durio zibethinus）占据了几乎全部市场份额。近年马来西亚半岛发现的宜力榴莲（Durio gerikensis）等新物种表明，许多高度本地化的榴莲种类仍有待研究保护，这些物种已被原住民可持续利用数百年。因此，保护榴莲近缘种亟需解决婆罗洲等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环境与文化问题。

解读榴莲的情感分化需聚焦其历史与当代表征的分裂性。本研究构建文化植物符号学分析框架，系统梳理榴莲在历史文献、文学作品及影像资料中的表征。16世纪荷兰商人扬·惠更·范·林肖滕与18世纪植物学家格奥尔格·埃伯哈德·伦弗斯的游记均呈现出对榴莲的矛盾评价。1783年爱尔兰语言学家威廉·马斯登在《苏门答腊史》中记载：“榴莲果皮掷于集市，其气味迅即弥漫周遭”，这一观察恰与植物符号学理论相呼应——植物符号学通过分析植物内部符号过程，承认植物作为主体存在于自身“环境世界”中。尽管表现为固着生长，植物实则通过次生代谢物、激素等化合物进行细胞间、个体间及种间交流，形成独特的“植物方言”（phytodialects）。从科学视角看，榴莲的浓烈气味正是其交流能动性的体现，马斯登的记述实则记录了榴莲在公共空间中的符号传播行为。

然而，马斯登（William Marsden）等学者所暗示的植物间及植物内部的文化中介符号过程，在传统植物符号学理论中存在明显研究缺口。本研究提出的分析框架突破次生代谢物等生物化学视角，将植物与其他生物的符号互动置于生物文化语境中考察。通过整合植物符号学与文化符号学理论，该框架首先应用于历史文献分析，包括威尼斯商人尼科洛·德·孔蒂（Niccolò de’ Conti, 1395–1469）、葡萄牙博物学家加西亚·德·奥尔塔（Garcia de Orta, 1501–1568）、荷兰商人扬·惠更·范·林肖滕（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1563–1611）及德裔植物学家格奥尔格·埃伯哈德·伦弗斯（Georg Eberhard Rumphius, 1627–1702）的榴莲记述；继而延伸至当代研究，涵盖香港导演陈果《榴莲飘飘》（2000）的极性叙事、新加坡导演陈哲艺《热带雨》（2019）呈现的传统信仰体系，以及新加坡诗人杜贤敏（Hsien Min Toh）《榴莲》（2005）、华裔美国诗人毛遂（Sally Wen Mao）《投掷榴莲》（2013）的感官符号表达。马来西亚作家莉拉·查克拉巴蒂（Leela Chakrabarty）的青少年小说《榴莲树生长的地方》（2015）则为生态网络符号学研究提供了案例。植物符号学视角将人类-植物相互依存关系置于分析核心，揭示了榴莲打破僵化本体论分类的独特能力。这些多元叙事共同表明，榴莲促使人类主体接纳其非二元的他者性，进而反思更广泛的植物自然的存在意义。

“符号过程”（semiosis）广义上指生物内部及生物间的意义生成机制。语言学家托马斯·A·西比奥克将其定义为“物种制造和理解符号的能力”，涵盖从简单生理信号到复杂象征意义的全谱系符号行为。耶斯佩尔·霍夫迈耶提出的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强调所有生命现象背后的符号过程，认为自然世界“本质上由符号关系及其功能意义驱动”，这一观点适用于从单细胞到生态系统的多个组织层次。作为生物符号学的重要分支，植物符号学（phytosemiotics）聚焦“植物生命领域的符号行动”，马丁·克兰彭将其定义为与人类符号学、动物符号学并列的独立研究领域，唐纳德·法瓦罗则进一步明确其研究对象为“植物内部及植物间的符号过程”。

1980年代克兰彭开创植物符号学研究前，生物符号学领域长期忽视植物的符号关系与意义生成能力。1940年代爱沙尼亚生物学家雅各布·冯·于克斯屈尔提出，植物既不能“构建”也无法“掌控”环境世界（Umwelten）——即由感官介导的主观世界：

“植物的‘住所’缺乏移动性。因为它们既没有受体器官也没有效应器官，植物无法构建和掌控环境世界[……]植物没有特殊的环境世界器官，而是直接沉浸在其栖息地中。植物与其栖息地的关系与动物与其环境世界的关系完全不同。动物和植物的‘构建计划’只有一个共同点：两者都精确地从环境中冲击它们的刺激中进行选择。”（von Uexküll, 1940）

冯·于克斯屈尔认为，植物被动接受风、水等环境因素的“意义冲击”，而动物通过与“意义载体”的主动互动构建意义。他强调植物“没有感觉器官或神经——其存在似乎完全处于运作世界中”，尽管植物细胞具有定向性，但这种能动性无法延伸至环境世界，因此植物的生存方式本质是“被动屈服”。

克兰彭在冯·于克斯屈尔理论生物学与西比奥克动物符号学基础上，系统阐释了植物内部及植物间的符号互动机制。他指出植物对人类的多维意义，确立了植物符号学作为生物符号学第三领域的学术地位。克兰彭强调植物不仅唤起人类的养育行为，更通过“舒适的平静”与“被动抵抗”成为人类的“老师”，其生命节奏为人类提供季节性适应的启示。他特别指出，艺术、文学和宗教研究需关注“植物作为有意义符号（指示符号、图像符号和象征符号）的文化表征”。植物符号学将植物定位为自主的意义生成主体，与其他生物共存于生活世界，通过独特的“植物方言”实现体内、种内、种间及跨物种的多层级交流，这种静止生命形式的动态符号行为构成了特定生物文化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植物符号学研究存在显著局限：过度聚焦生化信号介导的符号过程，忽视克兰彭强调的文化维度。为弥补这一缺口，本研究提出将植物符号学与文化符号学深度融合——文化符号学作为成熟的符号学分支，将文化视为“由多个相互作用的符号系统创造的意义宇宙”（乌米克-西比奥克, 1979），通过语言、图像等多元文本考察意义的产生与传递机制。文化符号学的核心目标包括：识别符号系统如何建构文化，以及将文化本身重构为塑造个体关系的符号体系。因此，二者的理论对话将

文化植物符号学（cultural phytosemiotics）是指对植物内部及植物与非植物生物、生态系统、社区和社会之间，通过感官交流与记忆过程产生的符号形式及意义构建的系统性考察。该框架突破西方哲学中人类文化与植物自然的二元划分，在人类-植物关系研究中凸显植物的符号主体地位。在植物符号学前添加“文化”前缀，旨在强调文化语境对符号意义中介作用的关键影响，从而将植物符号学从当前以细胞组织层面生化信号为核心的生物偏向中拓展出来。

16世纪葡萄牙在东南亚建立殖民地前，榴莲已在该地区本土文化中具有数百年核心地位。印度尼西亚九世纪婆罗浮屠大乘佛教寺庙的浮雕面板中，榴莲果实作为植物滋养的象征出现；马来西亚传统村庄的家庭庭院中，榴莲树常作为代际传承的文化载体，提供食物、药物、纤维等多重资源。榴莲的宇宙学意义在东南亚叙事体系中尤为显著，如菲律宾神话《第一个榴莲的故事》中，隐士创造榴莲果实帮助年迈国王（详见第5节对杜贤敏诗歌的分析）。尽管全面梳理本土叙事超出本文范围，但需明确：对原住民而言，榴莲并非简单的奇物或悖论，而是人类与超人类（more-than-human）社区的重要成员。欧洲编年史家如尼科洛·德·孔蒂、范·林肖滕等人的记述，部分保留了这些本土认知。

15世纪以来的西方文献中，榴莲的感官矛盾性是核心叙事主题。威尼斯商人尼科洛·德·孔蒂1430年代的东南亚旅行记述，是欧洲最早的榴莲记载。据意大利学者波焦·布拉乔利尼《命运变迁史》（1492年拉丁文版）的转述，德·孔蒂在苏门答腊观察到：“一种绿色果实，当地人称为duriano，大小如黄瓜。打开后有五个类似长形橙子的果瓣，味道复杂如奶酪”，但“因其气味令人作呕，对异乡人极具冒犯性”。19世纪末亨利·裕尔与A.C.伯内尔的英译本则更精确描述：“果实如西瓜大小，内有五个长形果瓣，质地如浓黄油，风味层次丰富难以名状”。1563年葡萄牙医生加西亚·德·奥尔塔在《印度药材对话》中记载：“初闻如洋葱，适应后渐觉美味”，其外观“如甜瓜大小，果皮厚且覆有小突起”，气味需“嗅觉适应期”方能被接受。

荷兰制图师扬·惠更·范·林肖滕1596年出版的《旅行记》（Itinerario）收录了西方最早的榴莲插图。其中一幅将榴莲与腰果、芒果、蒲桃等热带植物并列，树上悬挂七个果实，地面裂开的果体露出五瓣肉质假种皮；另一幅则以竹子和红树林为背景，标注“榴莲为马六甲特产，味美而丰饶”。范·林肖滕评论道：“其风味冠绝众果，然初开时气味如腐洋葱”，尽管嗅觉初体验不佳，但其“滋味与香气仍超越所有水果”。他还记录了榴莲的药用价值（作为温热剂）及食用禁忌（需配槟榔叶缓解口腔肿胀），并提及当地俗语“男人对榴莲永无满足”，暗示其成瘾性特质引发持续渴望。

图1 西方最早榴莲记载之一：范·林斯霍滕（van Linschoten）《Itinerario》(1596)插图，背景为榴莲树与腰果、芒果、玫瑰苹果树，前景为菠萝和姜植物（1929年前）

图2 范·林斯霍滕（van Linschoten）《Itinerario》中的另一幅榴莲插图，展示榴莲树与竹子、红树林共生场景，地面散落两个果实（1929年前）

18世纪林奈自然科学体系建立及帝国植物学在东南亚的发展，推动了榴莲分类学研究的系统化。德裔植物学家格奥尔格·埃伯哈德·伦弗斯的《安汶草药志》（1741）是该时期的里程碑著作，系统记载了安汶岛榴莲种类：婆罗洲榴莲（Durio borneo，果实最大）、黄皮红肉榴莲（Durio caffomba，树皮深黄、果肉淡红）、Durio manka（果肉软至核心）及软心榴莲（Durio babi，果肉较硬且丰富）。伦弗斯评价其“气味愉悦、滋味迷人，堪称最美味果实”，但果皮“在街道散发有毒辛辣的恶臭”，故安汶岛通过公共法令规定果皮需弃置于海边等偏僻处。这种赞美与厌恶的摇摆，成为贯穿榴莲历史与当代表述的核心矛盾。该书还包含榴莲叶片、果壳及假种皮的分类学精确插图。值得注意的是，1737年德国植物学家约翰·威廉·魏因曼曾因榴莲带刺果实与七叶树相似，将榴莲（Durio zibethinus）误归入壳斗科栗属，显示早期分类学的混淆；而伦弗斯的研究为榴莲属（Durio）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后续分类学修订持续纳入新物种。

图3 伦弗斯《安汶植物志》（Herbarium Amboinense）(1741)中的榴莲分类学插图，精确呈现长圆形叶片、多刺果壳及木质心皮内的肉质假种皮（1929年前出版）

18世纪70年代，东印度公司职员威廉·马斯登在苏门答腊明古鲁的观察进一步丰富了榴莲记述。其《苏门答腊史》将榴莲外观比作面包果“但更大、外壳更粗糙”，并如范·林肖滕般指出其核心矛盾：“风味浓郁，然异乡人初尝觉气味强烈不适，且性温热”。他发现当地马来西亚人“榴莲季几乎以其奶油状果肉为主食”，并观察到果皮在集市中“气味弥漫传播”。马斯登对榴莲气味在公共空间传播的描述，实质上揭示了植物符号学中植物作为意义主体的能动性，这种通过感官符号打破常规认知的能力，在当代电影表征中得到进一步演绎。

历史文本中的极性对立（愉悦/厌恶、吸引/排斥）在电影叙事中依然显著。陈果《榴莲飘飘》（2000）通过榴莲意象构建了城市空间中人类-植物互动的符号关系。影片中，非法居留香港的妓女燕与少女阿芬因一场暴力事件产生交集：阿芬目睹袭击者用榴莲击打燕的皮条客头部。这一情节首次赋予榴莲“暴力工具”的符号意义，镜头聚焦肇事榴莲而非袭击者，凸显果实的叙事能动性。袭击后，皮条客提着同一榴莲向阿芬母亲借刀劈开——多刺外壳与柔软果肉的视觉对比，暗合马来语“duri”（刺）的词源。食用攻击工具的行为，构成植物中介的创伤修复仪式。场景以散落巷中的果壳收尾，榴莲气味随后成为贯穿影片的感官符号：阿芬母女误认果壳堆为“死老鼠”，咖啡馆顾客抱怨皮条客身上的榴莲味。这种气味的“不羁传播”，正是榴莲在九龙城市生态中的文化植物符号学表达。

图4 电影《榴莲飘飘》（Fruit Chan, 2000）剧照：燕的皮条客在小巷被榴莲击伤倒地场景（影片29:30处）（图片来源：电影官方剧照）

影片后续情节展现了角色对榴莲态度的转变：榴莲的符号意义从暴力工具转向家庭情感媒介。阿芬父亲以“水果之王”作为生日礼物赠予女儿，全家围坐餐桌共同体验这种“高价却被误解的美味”的文化复杂性。尽管父亲误认榴莲起源于墨西哥（称其“美国梨”），但这一情节凸显了榴莲认知的跨文化差异。阿芬尝试用“豪猪”“菠萝”等比喻描述其感官体验，母亲则坚持“荔枝才是水果之王”，这种家庭内部的认知冲突，恰是榴莲文化符号争议性的微观体现。父亲用工具撬开榴莲后，强烈气味引发母亲头晕、孩子掩鼻，与父亲“气味宜人、味甜如蜜”的评价形成对比——他甚至宣称其药用价值“胜人参、滋补过鸡汤”。阿芬最终尝试果肉且无不良反应，标志着个体感官适应过程。影片结尾，阿芬寄榴莲给返回中国的燕，附信写道：“别怕，它叫榴莲，是东南亚的特殊美味，水果之王”，完成了从排斥到接纳的符号意义转换。

标题《榴莲飘飘》的植物名称重复，暗示其唤起“渴望-排斥”对立情感的符号能力。随着叙事推进，人类与榴莲的意义生成过程逐渐深化，角色开始理解其情感、感官与家庭意义的多重维度。陈哲艺《热带雨》（2019）则通过传统信仰叙事重构榴莲的文化符号谱系，聚焦新加坡榴莲文化中的“催情特质”与生育信仰。影片中，已婚教师林与学生郭伟伦因共享榴莲产生情感纠葛——林正经历体外受精的生育压力，其哥哥作为马来西亚榴莲商贩的身份，进一步强化了榴莲与“生命延续”的符号关联。课后共享榴莲的场景成为情感升温的媒介，而公公与伟伦在榴莲摊前的相视一笑，则暗示榴莲作为代际情感纽带的作用。最终林离婚后发现怀孕并返回马来西亚，阳光穿透云层的意象与榴莲的“生育隐喻”形成互文，印证了榴莲在东南亚文化中“生命力象征”的符号功能，这一主题恰与早期西方文献对榴莲催情特质的记载形成历史呼应。

与前述影片不同，阿米尔·穆罕默德《榴莲忘返》（2003）采用纪录片、虚构与动画混合形式，榴莲未实际出现却成为马来西亚社会矛盾的隐喻符号。导演将标题解释为“有趣、本土化且神秘”，暗指雅加达“大榴莲”的城市别称与吉隆坡的符号错位。影片通过真实与虚构证词，探讨后殖民主义、种族宗教冲突等社会议题，叙述者反复用“berduri”（多刺的）形容社会摩擦，构建榴莲词源与社会“刺状矛盾”的符号关联。片中1987年“茅草行动”背景下，士兵亚当因兄长遭苏丹杀害却未受惩罚而“发狂”杀人的事件，与榴莲“多刺”特质形成互文——正如评论家本杰明·麦凯所言，影片“以准纪录片形式颠覆叙事规范”，这种颠覆能力与榴莲打破感官分类的符号颠覆性形成跨文本呼应。

历史与电影叙事共同将榴莲塑造为本体论阈限物——游走于欲望/厌恶、治愈/不适的矛盾地带。文学文本同样聚焦其感官奇异性，新加坡诗人杜贤敏《榴莲》（2005）通过嗅觉隐喻，构建了榴莲的文化植物符号学意义，尤其凸显嗅觉作为记忆触发器的功能：

在我最后一次预备役期间，在 Ama Keng，那独特的气味：像垃圾、洋葱和液化石油气的混合体。（杜贤敏，2005）

与《榴莲飘飘》中燕父母将榴莲比作“地雷”类似，诗人将榴莲构建为“尖刺炸弹”的军事隐喻，这与诗中Ama Keng（新加坡1950年代军事区域）的地理背景形成互文。在此语境下，榴莲成为激活家庭记忆的符号载体：

我想起爸爸曾经告诉我，榴莲树知道你在下面，不会让它们致命的“有效载荷”掉落。（杜贤敏，2005）

这些树“比我们想象的更具智慧”，不会伤害传播其种子的人类。作为表意主体，榴莲“以果壳为语”，其符号意义既关联士兵的军事使命，更指向树木招募其他物种的生态目的。诗歌结尾引用菲律宾神话《第一个榴莲的故事》：隐士Impit Purok为年迈国王Barom-Mai调制融合鸟蛋、花蜜与水牛牛奶的果实，助其迎娶新娘Madayaw-Bayho；因未获婚礼邀请，隐士诅咒果实——将芬香变为恶臭，光滑表皮变为尖刺。神话与诗歌共同揭示，榴莲的“诅咒”恰是其气味刺鼻却滋味醇美的二元本质。正如诗末所指：“我们从那时起就一直在吃它”，这种突破人类认知对立范畴的生成性悖论，使榴莲与人类形成了数世纪的纠缠共生。

杜贤敏《榴莲》将物种叙事为具有意志与智慧的符号主体，其“植物方言”在东南亚人类-植物神话中产生共鸣。这种嗅觉符号维度在华裔美国诗人毛遂《投掷榴莲》（2013）中同样显著：榴莲既是唤起深层欲望的“幻想果实”，又是清除“即时记忆”的精神媒介。叙述者沉迷其魅力，“如胶水般”吸入刺鼻香气，抚摸果壳至手指渗血——味觉与嗅觉、愉悦与痛苦界限模糊，“尸体般的气味”转化为“甜蛋味的温和滋味，需以芥末冲咽”。在此，榴莲成为“真理的武器”，叙述者想象“向辜负者投掷这危险果实”，与《榴莲飘飘》的暴力场景形成互文。毛遂诗歌揭示了气味-情感-记忆的神经生物学关联——嗅觉直接连接记忆中枢海马体与情感中枢杏仁核。诗末，榴莲的“涂抹物、外壳与汁液”将叙述者沉浸于气味、感觉与记忆的原始场域，完成感官符号的意义闭环。

除诗歌外，青少年文学亦关注榴莲在生态网络中的文化植物符号学。马来西亚查克拉巴蒂（Chakrabarty）《榴莲树生长的地方》（2015）通过五个短篇故事，将榴莲塑造为“接纳矛盾即获得智慧”的隐喻载体。开篇即阐释词源：

榴莲树是一种原产于马来西亚的大树，结榴莲果实。“榴莲”（durian）一词源于马来语“duri”，意为“刺”，因其果实外层布满尖刺。这种多刺椭圆形果实内含奶油状果肉，以独特风味广受珍视。（查克拉巴蒂，2015）

针对“水果之王”的矛盾性，作者引导读者搁置预判，拥抱物种的神秘性：

这本以马来西亚为背景的短篇集，以榴莲为象征符号。不应仅凭多刺外表与刺鼻气味判断它；当撬开果壳，淡黄色软嫩果肉展露时，真正的魔力方才显现。（查克拉巴蒂，2015）

这种对感官体验的细腻描写，与《榴莲飘飘》中阿芬父亲在餐桌前撬开榴莲、家人屏息注视的场景形成跨文本呼应。

尽管故事未集中描写榴莲，却突出了其伴生物种（芒果、山竹、番石榴、火龙果）的生态关联。在《火龙果农场》中，少年亚当与丹尼尔通过果园劳动重建情感联结：火龙果“甜中带酸，似西瓜与猕猴桃混合”的味觉，夜间开花时“茉莉般的香气”的嗅觉，成为记忆激活的符号。男孩们的果实收集竞赛与信任危机，最终通过“标记果实”的实证方法化解，暗含“科学观察消解误解”的教育隐喻。

《榴莲树生长的地方》为青少年读者提供了伴生物种符号学的叙事范例，但对榴莲本身的符号挖掘仍有拓展空间。因此，东南亚儿童文学需进一步将榴莲的文化植物符号学置于生态教育的核心。

榴莲的历史、电影与文学叙事表明，从文化植物符号学视角研究该物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这些文本不仅关注榴莲的生活世界，更有助于突破“果实中心主义”——将植物视为协调的生命整体，而非仅关注其作为食物、药物的利用价值。当前植物研究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

“植物失明”（plant blindness）指人类无法感知周围植物群，且普遍忽视植物超越功利功能的固有价值。作为应对策略，植物研究的跨学科领域强调，文学在培养植物同理心、对抗“植物认知差异”（plant awareness disparity）方面具有核心教育价值。这一术语特指因对动物的偏好而忽视植物的倾向，表现为对植物的注意力、知识储备及兴趣显著不足。弗朗索瓦·布托等学者进一步提出“植物亲属盲视”（plant kinship blindness）概念，指出从进化角度看植物与动物实为姐妹群。尽管二者源自共同系统发育谱系，但现代西方社会仍否认这种遗传亲属关系，根源在于植物被降级至生命等级的较低位置。

榴莲文本鼓励观众培养对植物生命的广泛认识，同时对榴莲文化中对果实的过度关注采取批判立场。

将果实简化为经济商品的倾向，导致其与植物整体（叶、木、根）及生态共生体（传粉者、培育者、传播者）的割裂。例如，果蝠是榴莲最重要的传粉者。克兰彭（Martin Krampen, 2001）在植物符号学奠基研究中指出，植物是自主主体，但其符号过程具有区别于人类与动物的独特模式。因此，植物符号学方法需专门考量植物特有的流动性、关系性、感官性及意义生成机制。当植物以整体存在——而非被简化为果实、花朵或种子时，它们能唤起人类的“养育本能”，实现身体、心理与精神的深层共鸣。克兰彭警告：“若人类停止关心植物，终将窒息自身”。为破解西方社会对植物的边缘化，他呼吁开发“植物态度测试”，作为公共决策中植物生命感知的评估工具。基于此，本文提出通过历史、电影及文学文本分析植物符号过程，构建文化植物符号学框架，以阐明人类-榴莲的相互依存关系。识别文本表征中的植物符号，是获取植物智慧、推进生命伦理尊重的关键起点。

本文构建的文化植物符号学框架，可批判性解读榴莲叙事，揭示植物超越商品、美味或奇物的多元价值。该框架同时确保榴莲保护策略避免人类文化与植物自然的二元对立。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榴莲多样性因森林及传统农田转为橡胶、油棕种植园而受严重威胁；而苏门答腊象对榴莲的取食行为，印证了动植物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协同关系。为提升保护成效，需整合三大策略：植物园迁地保护、国家公园就地保护、东南亚原住民社区参与，以维持传粉者（如蝙蝠）健康种群，保障本地榴莲物种存续。文化植物符号学还强调：需关注被Durio zibethinus掩盖的伴生物种，探索榴莲树皮、木材、叶片的可持续利用，平衡对果实的过度关注。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榴莲单一栽培对原生森林及原住民社区的替代效应，以及更广泛文学、艺术文本中的榴莲符号表征。作为引发爱恨两极情感的“矛盾之果”，榴莲彰显了植物存在的差异性。在全球植物多样性加速丧失的时代，学会拥抱这种甜腻浓烈的“他者性”，是人类面临的紧迫课题。

榴莲

宜力榴莲物种描述图

Ryan, J.C. The Fruit of Contradiction: Reading Durian through a Cultural Phytosemiotic Lens. Philosophies, 2024, 9(3): 87. https://doi.org/10.3390/philosophies903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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