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植物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伙伴。长久以来，“人类驯化植物”的认知深入人心，人们总将自己置于主导者的位置，认为是人类的选择与改造造就了如今丰富的作物世界。但随着考古植物学、民族植物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推进，这一传统认知正被打破——人类与植物的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的驯化与被驯化，而是一场跨越八千余年甚至更久远的共生进化，是人与植物彼此相互塑造、共同成就的命运共同体。Chevalier等《植物与人类：时光中的选择与多样性》（Plants and People: Choices and Diversity through Time）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坚实的跨学科实证支撑，也让我们得以从新的视角审视人与植物的互动，更对当下的植物保护实践带来深刻的哲学与伦理启示。

1 农业与饮食研究的新突破：打破单一认知的桎梏

这本聚焦人类与植物互动史的经典著作，整合了欧洲、美洲、非洲、亚洲的跨区域案例，用考古植物学、历史文献、民族植物学等多元方法，为农业起源和人类饮食风味研究带来了诸多新突破，也为“共生驯化”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农业起源研究中，它打破了“环境决定论”和“单一中心论”的局限，证实农业的诞生是环境约束、技术创新、文化选择、社会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且新旧大陆的作物驯化呈现出“多中心”的独立轨迹，东南欧、伊比利亚半岛等过渡区域并非被动接受核心区技术，而是发展出了适配本地生态的独特耕作体系。同时，该研究清晰还原了人类从“广谱采集”到“半驯化管理”再到“定居耕作”的完整过渡，让我们看到农业起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人与植物长期互动的结果。

而在饮食风味研究领域，研究更是突破了“饮食仅为生存需求”的认知。它揭示出，人类的饮食选择从早期就存在“主动追求多样性”的特征，野生植物并非单纯的“救荒食物”，而是饮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口味偏好也并非单纯的生理需求，而是生态适配与文化建构的双重结果，地中海的“油+酒+谷物”、新大陆的“玉米+马铃薯+藜麦”，都是地域生态与文化传统融合的产物；更重要的是，食物的风味还成为了社会分层与文化认同的符号，精英阶层的外来风味、族群的传统加工风味，让饮食超越了生理层面，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这些研究成果让我们意识到，人与植物的互动远比想象中复杂，这种复杂性，正是共生驯化的核心特征。

2 共生驯化：人与植物的相互塑造，双向奔赴

如果说传统认知中，人类是植物驯化的唯一主体，那么“共生驯化”理论则清晰地展现了人与植物之间双向的塑造关系——人类以需求为导向改造植物，植物则以自身特性重构人类的生存方式、文明轨迹与文化认同，二者在互动中形成了稳定的共生共同体。

人类对植物的定向塑造，体现在实用与文化两个维度。从实用角度，我们会根据地域生态、能量需求筛选高产、易种植、耐环境的品种，近东的小麦大麦、安第斯山区的马铃薯，皆是如此；从文化角度，人们会将植物纳入社会与仪式体系，赋予其符号意义，让植物超越“食物”的属性。原产于美洲的辣椒在明代传入中国后的本土化驯化（约1591年），正是这一逻辑的完美体现。为适配西南、中南地区的气候与饮食需求，中国人培育出了四川朝天椒、贵州线椒、湖南牛角椒、云南小米辣等多样品种，嗜辣区选育高辣度品种，温和口味区培育甜辣变种，让这一外来植物最终成为中国饮食的核心食材，这正是人类基于需求对植物的主动改造。

而植物对人类的反向塑造，则蕴藏文明发展的方方面面，这种“植物驯化人类”的过程，往往更为隐性却影响深远。植物的生长周期决定了人类的时空节律，谷物的耕种需要定居与协作，推动人类从游牧走向农耕文明，橄榄、葡萄的长期培育塑造了地中海地区世代相传的土地伦理；植物的生态需求限定了人类的生产模式，为适配作物生长，人类改造地形、调整耕作制度，形成了梯田、灌溉系统、林农复合等生产方式；植物的风味与营养则塑造了人类的生理与文化偏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

仍以辣椒为例，其辛辣的特性与西南、中南地区湿润的气候相适配，催生了川菜的麻辣、湘菜的香辣、黔菜的酸辣、滇菜的鲜辣等各具特色的菜系体系，更融入了地域的社交场景与文化仪式——四川的麻辣火锅社交、湖南的剁椒宴席、贵州的酸汤节庆，让辣椒成为维系地域认同的文化符号。同时，辣椒喜温暖、耐贫瘠的种植需求，塑造了西南山区坡地种植、与玉米间作的农业模式，其腌制、发酵的加工技术也成为地方手艺的核心，形成了“植物特性—生产模式—文化实践”的完整闭环，生动诠释了植物对人类的反向驯化。

从生态哲学的视角看，这种双向塑造的本质，是共生关系中的相互主体性。人类并非植物的“征服者”，而是共生伙伴：人类为植物提供耕地、防虫、传播等生存保障，植物为人类供给能量、营养并赋予文化符号，二者的相互依赖，让主客体的二分法失去了意义，也让“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站不住脚。

3 从共生驯化出发：植物保护的伦理转向与实践路径

理解了人与植物的共生驯化本质，我们对当下的植物保护也应有新的思考。传统的“管控式保护”往往将植物视为被动的“保护客体”，聚焦于单一的物种保育，却忽略了人与植物的互动关系；而真正的植物保护，应当建立在“尊重共生关系、守护互动价值”的伦理基础上，实现从“管控式保护”到“共生式守护”的转向。

首先，植物保护的核心，不是保护植物本身，而是保护人类与植物共生关系的多样性。植物的价值，从来不止于其生物属性的物种多样性，更在于其与人类互动形成的文化、技术、生态价值。地中海的裸粒小麦是当地生态适应策略与饮食文化的载体，加那利群岛的无花果是史前人类与海岛环境互动的见证，中国的地方辣椒品种则与地域菜系、种植技术深度绑定。失去了这些共生关系，植物的“驯化价值”便会大打折扣。因此，保护不仅要保存物种基因库，更要守护传统种植技术、作物地方品种、与植物相关的文化实践，让人与植物的互动关系得以延续。

其次，植物保护的伦理，需要从“人类中心”转向“共生中心”。我们要尊重植物的生态主体性，避免过度人工干预导致地方品种消失，尊重植物与环境的自然适配；要摒弃功利主义的保护导向，不再只关注植物的经济价值，而是重视其生态价值、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野生植物的基因库功能、地方品种的味觉记忆、仪式植物的象征意义，都值得被珍视；更要承认人类在共生共同体中的责任，我们的使命不是“控制”植物，而是“维系”共生关系，通过传统农业实践保护土壤、传承民族植物学知识，守护人与植物的互动根基。

而在保护实践中，我们需要守住栖息地守护与“生存-遗传-变异”的动态平衡，更要实现从“隔离式保护”到“融入式守护”的转变。栖息地是共生关系的物理基础，保护的核心是维持其完整性与连通性，避免生态碎片化，让植物在自然生态中与伴生生物、微生物形成正常互动；同时，要保障植物的生存条件、维持遗传多样性、允许自然与人工驱动的适应性变异，不让保护成为物种进化的桎梏。

更重要的是，植物保护从来不是科学家或政策制定者的独角戏，而是需要让当地社群深度参与其中。传统农民是人与植物共生关系的天然维系者，其种植技术、品种选择是数千年试错的结果，改善生计就是保护共生关系；我们还要推动传统知识与现代技术的融合，用分子生物学监测品种基因完整性、用遥感技术监测栖息地连通性，让现代技术为共生保护服务，而非替代传统的互动模式；最终构建“共享式保护”的参与机制，让社群、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协同发力，让保护真正贴合人与植物的共生场景。

4 结语：共生，是文明的本质与未来

从八千年前的农业起源，到如今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与作物世界，人类与植物的共生驯化，贯穿了文明发展的全过程。我们在需求驱动下塑造植物的形态与功能，植物则以自身特性重构我们的生活与文明，这种双向的互动，是人类文明的根基，也是地球生态韧性的核心。

当下，面对生物多样性减少、地方作物品种消失、传统农业知识流失等问题，重新审视人与植物的共生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植物保护的本质，是对人与植物共生关系的守护；而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也离不开与植物的和谐共生。

人类终究要明白，人类从来不是自然的征服者，在与植物跨越万年的互动中，唯有保持敬畏、坚守共生，才能让这份双向的奔赴，延续至更远的未来。

延伸阅读

Chevalier, A., Marinova, E., & Peña-Chocarro, L. (Eds.). (2014). Plants and people: Choices and diversity through time. Oxbow Books.

Liu, F., Zhao, J., Sun, H., Xiong, C., Sun, X., Wang, X., et al. (2023). Genomes of cultivated and wild Capsicum species provide insights into pepper domestication and population differentiation. Nature Communications.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3-41251-4

Cao, Y., Zhang, K., Yu, H., Chen, S., Xu, D., Zhao, H., Zhang, Z., Yang, Y., Gu, X., Liu, X., Wang, H., Jing, Y., Mei, Y., Wang, X., Lefebvre, V., Zhang, W., Jin, Y., An, D., Wang, R., Bosland, P., Li, X., Paran, I., Zhang, B., Giuliano, G., Wang, L., & Cheng, F. (2022). Pepper variome reveals the history and key loci associated with fruit domestic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Molecular Plant, 15(11), 1744–1758. https://doi.org/10.1016/j.molp.2022.09.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