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化鲁

规范化管理权威专家

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回答，一是有，二是没有。

持没有观点的人认为，管理学是随着企业组织的发生发展，在欧美发达国家中，由企业管理实践人员和大学及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研究探索，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而中国的企业，尤其是现代企业，则是近十年二十年的事，怎么会有什么中国式的管理呢！

中国的企业发展起步较晚，尤其是现代企业，这是一个事实。但管理和管理学的发展并不是仅仅与企业联系在一起的。只要有通过他人做好工作的必要性，就必然管理活动。它是与社会联系及社会组织的发生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只要有社会联系及社会组织的发生和发展，也就必然有管理活动和管理学的存在和发展。但是不是使用管理和管理学的概念是另外一码事。

中国社会，无论经过了多少次朝代的更替和变迁，但中国社会中的联系和组织都是在不断发生、发展着。在遥遥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朝代的更替和变迁，又下是通过不断发生、发展的社会联系和社会组织来实现的。丰富的管理实践也就是保障这种不断发生、发展的社会联系和社会组织的活动有效进行的条件。任何一个在这种社会联系和社会组织的不断发生、发展过程中破颖而出，演绎辉煌灿烂人生的人，也都是管理活动的大胆探索者。尧选择舜，舜重用禹，成汤提拔伊尹，姬昌访求姜尚……这其中都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活动实践。而任何管理活动的实践，又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完成的，因而管理活动的实践也就不免打上这种背景文化的烙印。中国有丰富而久远的文化，打上这种中国文化背景烙印的管理活动实践，也就是中国式管理。

也有人可能会说，管理就是管理，没有什么美国式的、日本式的、中国式的发。

从这一角度也无法否认中国式管理的存在。要通过他人做好工作，这个他人的文化背景不免会在他的意志行为选择过程中发挥作用，设计、构造、维护一种脱离了这种文化背景，甚至与这种文化背景相对立的情境，又怎么能有效地影响这个他人的意志行为选择呢？因此，不仅有中国式管理，而且中国式管理比任何一个国家社会的管理都要丰富。刘邦两次暗进韩信大帐收回军符，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等等管理活动实践，有多少个西方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能悟透这其中的奥妙？

中国5000年的历史所沉淀的文化，该有多么深邃啊！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用一种简单化的方式进行管理，能达成目的吗？显然不能。

有一个颇有知名度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近十年，没有获得一分钱的盈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在中国总部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大都是从西方进来，全盘照搬公司总部的全面西化的管理方式，在中国总部的中国籍管理人员、市场人员和技术人员不接受、不配合，花大价钱也无法稳定其工作积极性，甚至阻止他们的流失，因而业务不稳、市场不稳，基层员工也不稳。所以，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就只能年年亏损。

同样是让他人做好工作，但能让他人做好工作的条件可能有差别，甚至完全不同。让中国人做好工作的条件能与让美国人、日本人做好工作的条件一样吗？中国历史文化悠久，中国人因而更看重在西方人看来很虚的东西——面子。伤了他人的面子，往往就不是能用钱可以简单摆平的。

有人可能认为，如果说有中国式管理，那么也就一定有中国式管理学啦！

具有一定中国古代文化修养，通读过诸子百家的人，很可能得出肯定的回答。因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太丰富了，虽然尚没有形成一门完整的管理学，但对管理学相关问题的研究探索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不仅老子、管子、孔子、墨子、孟子、旬子、韩非子等思想家都在治理国家的议题下探索过影响诱导他人进行意志行为选择的规律，而且历史更久远的《易经》、《尚书》中也有很多关于人的意志行为选择调整规律的讨论。。比如，儒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难道不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管理学吗！齐家、治国、平天下中都包含有让他人调整其意志行为，按照修身者的意志目的进行意志行为选择的内容。这就是中国式管理学啊！

中国古代已发展出丰富而相对比较系统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但这可不是有中国式管理学的论据呀。管理学不是宗教信仰，作为一种科学，是没有国家、民族和文化上的分野的。有这种分野的，就不是科学。中国古代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也是世界管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就，只不过当时世界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思想家们对于这一学科的知识，无暇顾及，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探索。科学不能主要是由哪个国家的科学家发展推动的，就冠上某个国家或民族的名称。近代和现代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工程学、材料学等等，都主要是欧美国家的科学家发展起来的，但绝不能说现代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工程学、材料学等等，就是西方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工程学、材料学。

尽管中国古代管理学思想理论，因为地理、文化的原因，西方社会了解甚少，管理学是在与中国古代管理学思想理论相分割的情况下发展完善起来的，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彼德·圣吉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吸取营养，写出划时代的管理学名著——《第五项修炼》一书，才充分引起西方世界学者的关注。但在此前管理学的发展早已开始探讨在中国古代早已探讨过的管理学问题。只是因为地理和文化的原因，后人不得不重复做中国古代早已做过的探索。

西方世界在管理的实践过程中，由刚性管理转向柔性管理、由不关注人的管理转向关注人的管理、由淡漠人的价值的管理转向注重人的价值的管理，这本身就是向中国古代管理学思想理论的回归。因为中国古代管理学思想理论中就非常注重对他人的意志行为进行诱导和调整过程中的方式方法的弹性，以及对对方本身的关注和价值的认同。中国文化中对“面子”的重视，就是对于他人的本身的关注和价值的认同，在管理的实施上，要为对方留足面子，也就通过具有柔性的弹性方式实现管理。西方早期的以X理论为基础的管理学，是与中国古代法家的思想理论一致的。法家的思想理论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仅仅是一个较大的支流，尽管也曾在先秦时期的秦国和秦代上升为主导，但此后就一直是居于补充地位。这与以X理论为基础的管理学的地位几乎完全相同。

管理学的这种发展，在当代世界实现了与中国2000多年前的重合，这也就正好证明，没有中国式管理学的存在。管理学规律是客观的，不会因为西方世界还有一些学者对中国文化抱有偏见，就可以在中国2000多年前研究探索的成就之外，实现管理学本身的发展。

中国可能在很多方面都落后，但在管理学研究探索上却不仅不落后，而且是发达超前2000多年。

在这里我们讲的管理学，不是从管理技术的层面，而是从科学的层面分析的。管理技术是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紧密相联的。管理学的思想理论发达，并不等于管理技术也发达。建立信息技术基础上的ERP，就是一种管理技术。但这种技术中又包含有一定的管理学思想理论。ERP技术在现实运用中，成功率远远不尽人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技术所依据的思想理论有些落后。它是以物为核心的，而具有自己主体意识和思想情感的人往往不能无条件地接受物的指令。这就使ERP预留的接口，无法保证承担相应工作的人按照预留的接口行事。有一个很有影响的跨国公司，它投入了一大笔资金，引进了ERP技术，可连续几个月不能正常运行，甚至导致员工工资也不能按时发出。后来由人引见，让我介入作诊断，我发现也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解决问题的途径也就很简单，把人的价值降低一点，让人无条件地围绕物转，并且强制性地实施，不允许有任何折扣。问题也就解决了。

有人说中国人灵活性太大，不好管。这可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管理的问题，是管理者的思想理论太落后。人早已发展成为具有主体意识和思想情感的高等动物，你仍要把人与物拉平，让人像物一样听人驱使，当然会遇到人的抵制。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在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现在西方人还要为此抱怨。可见西方人的管理思想理论还多么落后哇！

中国人2000多年前就强调，管人要管心。只有让被管理者的心与管理者一致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被管理者把交给他的工作做好。

早在3000多年前，姜太公就专门论述过，他说，“军皆定次，将乃就舍；炊者皆熟，将乃就食；军不举火，将亦不举……将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故三军之众，闻鼓声则喜，闻金声则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争先登。白刃始合，士争先赴。士非好死而乐伤也，为其将知寒暑饥饱之审，而见劳苦之明也。”（姜太公、黄石公、尉缭子：《六韬 三略 尉缭子》，华龄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73页）2000多年前的黄石公说，“良将之用兵，有馈箪醪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夫一箪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思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 （姜太公、黄石公、尉缭子：《六韬 三略 尉缭子》，华龄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175页）可这一管理思想理论在西方管理学研究中，直到上个世纪中叶才形成。在此之前西方管理学的探讨却主要集中在如何实现对被管理者的约束控制上。

近期风靡一时的一本书——《群策群力》，专门讲述通用电器公司的CEO杰克·韦尔奇是如何重视发挥下属的聪明才智的。其中所包含的思想理论，2000多年前的黄石公就分析过，“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管子也说过，“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管子·形势篇》，周瀚光等《管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0页）

中国古代管理学研究，主要是与军事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带兵打仗就必须有严密而科学的管理，中国古代兵家都探讨过，包括孙膑、吴起、黄石公、尉缭子，都不例外。他们的探讨甚至进入到管理的技术层面了，比如选人识人，姜太公说，“知之有八：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谋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这种选识人方法可让上世纪中叶之后风靡一时心理测评技术也相形见绌。

对于人才的开发，2600多年前管子就讨论过，他说，“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而处尊位者，则良臣不进；有功力未见于国而有重禄者，则功臣不劝；有临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则材臣不用。” （《管子·立政篇》，周瀚光等《管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52页）

对于绩效考核，5000多年前的舜帝就已很重视，对于各级官员，三年考察一次政绩，经过三次考察后，罢免昏庸的，提升贤明的。

但对于管理学基础理论的探索，就不仅仅局限于兵家著作了。系统理论的探讨，现在西方管理学研究所达到的高度，可以说还没有达到中国2000多年前已达到的高度。中国古代的五行理论和大易理论所包含的系统思想，西方管理学的探索现在也还没有达到其完美程度。但中国的五行理论和大易理论可是在3000多年前已发展完善。

管理学的研究探索，必须有所借鉴，这是不言而喻的。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其思想理论在中国的探索早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在管理技术层面上，西方的探索可是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但这并不能成为枉自非薄的理由。从理论到技术，这中间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海尔和联想等，就是跨越了这个鸿沟而取得辉煌成就的典范。

但是，到目前为止，很多中国人习惯于把自己的脑袋嫁接到洋人的屁股上，不仅妄自菲薄，否定中国在数千年有历史文化发展中对于管理学思想理论发展的贡献，而且唯西方马头是瞻。只要是西方名家所倡导的，都紧跟不舍，自甘忘宗背祖，追捧洋人从中国祖宗那里贩卖来的一点残羹剩汁。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中国不得不把高质量的好东西都用于出口以换取外汇，很多人以能消费到出口转内销的产品为荣。这是情由可原。但是，在思想理论等精神财富上，也乐道于出口转内销的东西，这就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耻辱。自己祖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自己不知发掘，而要等到西方人发现并肯定后才重视其价值，这就不仅是一种无知，而且是可鄙可悲。中国人形容那些虚伪卑鄙的人为，“把别人的屁股拿来当脸”。但“把别人的屁股拿来当脸”，还只是一时借用，可现在有些人已把自己的脑袋栽到了洋人的屁股上，被洋人的屁股夹着走，一步也不能分开了。吸着洋人的臭屁也还要当芳瑞吹捧，不然，洋人不借屁股给他栽脑袋了，他就只能当无头僵尸了。

在中国大地上，这种脑袋长在洋人屁股上的人还真正众多。如果不是如此地众多，假托西方作者之名的伪书，怎么会有市场？一本叫做《没有借口》的书，满篇都是与管理学常识相背离的荒唐话，冠上一个美国人的名字，竟然还成了畅销书。不亦悲乎！可见，只要西方人露出的屁股比长在这个屁股上的脸大，这屁股真还充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