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植物遗传育种家，我国多倍体遗传育种创始人鲍文奎院士逝世3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先生。

作者中国水稻研究所孙宗修老师

鲍文奎院士（1916年5月8日—1995年9月15日）

我有幸三次见到鲍文奎先生，每一次都深受教益。

1982年4月，植物体细胞遗传和染色体工程学术讨论会在陕西武功召开，鲍先生带着中国农科院一批研究生参加了会议。会上，我报告了关于水稻幼穗培养成株后代的遗传学研究结果。鲍先生当场询问统计分析结果是否可靠。我回答称，所有结果都请浙江农业大学的周承钥先生检查过，周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生物统计专家，也是鲍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学学习时的老师。听到这一说明，鲍先生欣然认可。当晚，我应约前往他的房间拜访，房间里早已坐满他的多位研究生。鲍先生请我详细介绍了组织培养和田间试验的整个过程，并接连提出许多具体问题。临别时，他特别嘱咐研究生秦瑞珍老师回京后开展四倍体水稻的组织培养研究。鲍先生身为院士，虽年过花甲，却依然思维敏锐，尤其对新技术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实在令人钦佩。

1991年3月28日，国家科委在北京大钟寺饭店召开植物基因图谱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谈家桢、施履吉、李竞雄、鲍文奎、李振声院士，北大、复旦、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生化所、华中农大、中国农科院、中国水稻所和江苏农科院各有1-2人参加。谈先生介绍了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背景，也说明水稻测序的重要性和开展水稻基因组计划的可行性，科委副主任惠永正也介绍了大致预算方案。第二天，当许多与会者纷纷表示赞同谈先生关于开展水稻基因组计划的建议时，鲍先生却忧心忡忡地说，昨天听了惠永正副主任的预算方案，一夜未眠。他指出水稻基因组计划很重要也完全有必要，但是，水稻常规育种的投入远少于水稻基因组计划的投入，这对育种学家不公平，建议从基因组计划中拨部分经费给常规育种。李竞雄等人也同意鲍先生的意见。科委刘司长说，鲍先生的建议合理，但是，由于常规育种与基因组计划的经费来源不同，不可以调剂使用，就像左面口袋里的钱不能拿到右面口袋里去一样。尽管鲍先生的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然而，他时刻关注常规育种的科学情怀却感动着每一个人。

鲍先生是国家攀登计划（973计划的前身）“粮棉油雄性不育及其杂种优势利用”项目的首席科学家。1992年其中一个专题 “杂种优势机理的研究”年会在中国水稻研究所富阳基地举行，鲍先生专程来到富阳参加会议并仔细听取各承担单位的汇报。会议结束后，在我送鲍先生回杭州途中，他对我说，今天的汇报并不尽如人意，多数汇报跑题，涉及杂种优势机理研究这个主题的报告较少，很多人都将重点放在了杂交配组和选育上，这违背了我们项目立题的初衷。记得当我们乘坐的汽车快到六和塔时，他激动地说：现在许多年轻人干劲十足，拿到课题埋头就干，像百米赛跑一样拼命往前跑，本来目的是登山，可是，跑到中途抬头一看，前面没有山，山在背后，大方向错了！鲍先生这段意味深长的话，一语切中要害，对科研工作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告诫年轻科研人员无论在课题立项还是后续研究过程中，必须明确方向，认准目标。

鲍文奎（1916年5月8日—1995年9月15日），生于浙江宁波，作物遗传育种学家。193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1950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植物多倍体遗传育种创始人。曾在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建立禾谷类作物多倍体实验室，探索谷类作物多倍体育种。因当时国内禁止摩尔根遗传学，多倍体育种工作被迫停止。后调北京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1-2]

鲍文奎主要从事同源四倍体水稻和异源八倍体小黑麦的遗传育种研究。坚信“新物种可以通过多倍体途径飞跃产生”的理论，采用染色体加倍技术培育新作物，改良现有作物的特征，取得了重要成就。在世界上首次将异源八倍体小黑麦应用于生产，育成的“小黑麦2号”、“小黑麦3号”以及中矮秆的八倍体小黑麦品种“劲松5号”和“黔中1号”在贵州高寒山区和丘陵地区推广。代表作有《禾谷类作物的同源多倍体和双二倍体》和《八倍体小黑麦育种与栽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