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挺住，我的人生故事（连载九）

 

  不断学习，不断探索，解决工程问题

 

      核工业在建设之初，因为是个高端和新兴的事业，就把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平行放在了重要的地位，就是一个设计院，院名也带有研究二字。我们这个单位，从二机部十三局开始，以完全保密的形式出现，到1965年，正式定名为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在改革开放之前，部、院两级对科研都极为重视，所有的工程都可以说是在边研究、探索 ，边进行工程建设的状况下进行的。我在这样的单位，也就一直是处在不断学习，查阅资料，用科研落实方案，最后完成工程项目的设计的过程。这些科研可以很小、很原始，也可以有相当规模，但是上级对科研的支持和经费的到位都是空前的。

 

      最原始的莫过于1964年初在接受了为太原华北卫生研究所的废水处理设计项目（工程代号是22#）后所进行的实验了。华北卫生研究所是以小动物为对象专门研究内照射对人体伤害的研究所。所有接受试验的小白兔、小老鼠、猴子等动物的排泄物连同冲刷的水一起，作为放射性废水，必须经过充分的净化处理后方可排入太原附近的河流。我在接受这项工作后，考虑的主流程当然是蒸发，这种带有粪尿的废水中的大部分放射性物质不会进入蒸馏水，但是，氨呢？蒸馏水中会带出多少，用什么办法清除最好呢？那时候我们院科研处不仅给予经费支持，而且院内还附设了一个小工厂，可以根据需要加工一些实验用设备，开展科研十分方便。我在我们的汽车库里建立了一套小型的夹套式蒸发装置（22#的处理水量不大），后面接了一个过滤柱。为了较为逼真地模仿动物的排泄物，刚满半岁的我老二刘珂正好闹肚子，我就用她的排泄物作为实验原液。通过实验，我最后确认活性炭比离子交换树脂强。这样，在年底到太原开展现场设计时，我就用了这个方案，而且对各种设计数据都感到很有把握。应该说这种探索是极为原始的。

 

      比较复杂的是为821-120#做的科研。1959年底中苏关系破裂，在华苏联专家全线撤离，他们同时还带走了所有的文件和资料，但是，在404工地的生产反应堆的建设并没有停止，为这个反应堆服务的回路水和其他放射性水的净化处理车间，120#也必须抓紧上马。中方设计人员开始了对原来的苏联设计进行全面审查，本意是彻底理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设计人员第一次认真了解到反应堆回路对补给水的水质要求，在这个基础上对原来苏联的方案提出了疑问：单纯的蒸发流程能保证补给水的水质要求吗？疑问是探索的前提。就这样，于1964年在火电厂引进的离子交换处理流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由于工程进度的限制，来不及对离子交换进行除去放射性杂质的研究，借用404厂处于戈壁滩的客观条件，当时的设计负责人决定将原来的放射性废水处理车间改为给水车间，回路排水及其他废水都排入天然蒸发池，借用自然蒸发，将放射性杂质浓缩和存放在开放的天然水池中。即使是这样的给水方案，我们的设计对还是分成了设计组和实验组，试验的目的是为了核实直径为1.5米的交换柱的设计参数，因为当时我们见到的国内交换柱的直径最大的才0.3米。由此可见当时设计人员的求实精神：为了保证反应堆的稳定运行，不出半点纰漏，设计方案都要做到心中有数，绝不盲目。1966年404厂的设计刚结束，生产反应堆要准备迁移到内地的决策已经下达，而内地绝对没有可能采用天然蒸发池的方案，为了了解离子交换处理放射性回路水的性能，开始了学习探索的漫长过程。

 

      我在前面一节中提到，成功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从1960年到1963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工作任务减少，我不甘心在刚上岗之后就整天无所事事，和其他人一样打扑克混日子，看到图书馆内有一些日文杂志，我就萌生了学习日文的想法，目的很明确，就只是能看书，而不在口语。在3年之内，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完全通过自学，终于做到了可以借助字典比较快地阅读日文资料。1965年《原子力杂志》上有关日本敦贺压水堆核电站化学容积系统的处理流程启发了我：动力堆的流程就不能用在生产反应堆上吗？再说，苏联设计在50年代初，那是离子交换技术还刚引入工业，到了60年代，离子夹换技术已经普及。我决定尝试彻底改变原来的苏联流程，不用蒸发流程处理堆回路水。我拟定了为此而需开展的科研任务申请书。1968年，就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之际，这项申请居然被批准，10万元申请经费还一分不少，全部批准。1969年4月军管会在我出发前对我说：“按说你的家庭出身不好，应该到干校去劳动，可是既然科研需要你去做，希望你到404厂后，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这个说法的背后让我更明白，反应堆进川的工作已经铁板钉钉，而且迫在眉睫，这个决定绝不是部里单方面定的，这是党中央的决策。那时没有开放，没有外部支援，一切都是由我们科研设计人员用脑用手在实现一项项工程任务，科研和设计几乎密不可分，上级对科研是开绿灯的。关于这项工作以及对821-120#的设计的影响我在此不再赘述，可以参见另文《艺修69的前前后后》。我这里只想做一个小小的补充，为了这项工作，学习如何分析放射性锶和铯，我曾经在实验的间隙，与1969年底返回北京，在一个月里，每天背个小挎包，到北师大的实验室去学习放化分析，北师大的老师看着少言寡语，恭敬学习的我曾以为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她们万万没有想到我已经参加工作有整整10年之久，而且已经有了工程师职称5年了，不过，我没有和她们说，为了不影响她们对我的培训。那次学习让我后来在进行废水车间设计时，对车间里的放化实验室的布置和设备采购清单的编制都感到心中有数，绝不人云亦云。

 

      学习、探索，永远是完成工程设计的前奏，是必不可少的。什么是创新，作为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不是妄想得什么大奖，而是按照实际情况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但是，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我否定苏联的单一蒸发方案时，我曾受到过多少怀疑和责难！幸运的是我的那个时代里我们无处抄袭，那个时代我的工作是国家急需中的一部分，那个时代里有自己并不懂技术的院长（李勇同志）对我的支持：“我们信任我们的技术人员”，一句话拍板定案，我的方案被批准了。

 

      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在不断学习、探索和实事求是地解决工程问题的过程中度过的。先进和落后，新与旧都是相对的，只是看我们需要解决什么。正确的抉择就更需要不断地学习、思考和理解，需要勇气和大量积累的工程经验

 

                       821的高放废液玻璃固化被延误

 

 高放废液是在反应堆里经过燃烧后的铀元件在经过化工后处理后留下的含有几乎全部（接近99%）放射性物质的废液。这些废液绝不能流入自然。在我们的工业被批准进入三线时，周总理曾经表示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些废液的出路，于是，在大批队伍开入三线开始工程建设的同时，我们的队伍里就有几个人接受了这项任务：解决高放废液固体化问题。1970年，先行者们找到了法国在技术文件上公开的资料。法国的马库尔是为军事服务的一个基地，法国是最早拥有核技术的国家之一，五、六十年代干的就和我们在404基地和后迁到三线的工程有极大的雷同之处，他们开创了一种叫做PIVER的罐式玻璃固化方案，相当于一种初级实验装置。解决了马库尔的高放废液问题。到了70年后，法国人开始了全面的核技术民用计划，高放废液玻璃固化已经在该基础上，由简单的 PIVER发展为AVM，之后更是为AVH所取代。PIVER技术也就被公开。我们的先行者把所有能找到的资料都翻译成了中文，并且开始了对高放废液的玻璃固化的研究，可以说真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家。到1981年，除去文革后期的几年，在几年的时间里，在全国有关单位的支持下，玻璃配方、熔融罐的钢材、罐内温度测量的热电偶、多旋转度的自动吊车等等，都有了长足的进展，在原子能研究所和821厂还建了几座大型的热室，为了安放今后的固化装置。1981年，我被召唤加入这个队伍，据说是要借用我的组织能力，把这项工作推入工程实施。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从头学习，用了几乎两个月的时间，苦学了玻璃工学和PIVER的译文资料，然后把整个固化处理过程分解成几大块，拟定了各个部分的实验要求，把小组成员相应地分成几组，各自负责一块的工程科研，同时，在核工业部和院科研处的大力支持和主持下，召开了全国的玻璃固化协作会议，在当时，内地还没有对外开放，只要是军工任务，到会者，凡是接到任务，都无不积极对待。到1984年，我们自己的玻璃配方已经研制完成，输送玻璃料的悬浮液的研究也基本完成，烧制玻璃的固化罐在大连523厂交工，在湘潭电机厂研发制造的罐外中频电加热炉也到交工时期，宝鸡水泵厂为输送玻璃悬浮液的蠕动泵也到交付阶段，我们在原子能研究所进行的玻璃熔融过程产生的气体净化实验（除钌、除铯）也在顺利进行，523厂制造的自动吊车已经安装在原子能研究所的中型研究装置的上方。我当时天真地认为，一年的工程规模试验结束后，我就可以正式开始组织工程设计和开始工程实施了。我完全没有想到当时国家的现状和在社会中涌动的一股思潮。1985年我去了比利时一年，在归国前已经听闻了要用德国的PAMELA熔炉式固化方案取代我们多年研究的成果，为此，我设法实地考察了法国的马库尔和德国设在比利时欧化工厂的PAMELA装置，并且做了对比，坚定地认为，为我国生产堆退役服务的装置应该越简单越好，越快上越好，绝不能清扫了一泡尿又留下一泡屎。再说，我们1985的国情与德国1985年自动化的技术发展水平是完全无法相比的，还有一点，德国人还没有解决他们熔炉的退役问题，欧化工厂只是他们的一个试验点，而我们的三线必须在完成生产任务后尽早清理掉所有废物，关门撤队伍，确保不对大江形成威胁，这几乎是个政治任务。可是，1986年在我回国的技术辩论会上，尽管我甚至许诺，用已经基本就绪的罐式玻璃固化，在1992年建成的基础上，用4年时间固化完全部废液，而对方则认为用PAMELA的连续固化，1年就可以完成。用这种单纯生产能力的对比，以此证明我们的方案是落后的。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一个新技术需要消化的时间和全自动化在当时国内实现的难度。核工业部主管局负责人对新旧对比的糊涂概念，对自己人过去工作的无知和不信任，我们单位一些人相信外国人会（无私）帮助我们建立装置的幼稚，一些没有工程经验的设计人员对工程建设和今后运行的盲目和无知，加上一些人可能存在的想要出国的私心，倾向是如此明显（我还被扣上了帽子：对中国工业的污蔑！），我完全没有能力扭转局面。我只是一名无权无势的技术人员，我没有能力许诺出国，不会花言巧语，领导队伍里没有了当年的李勇，中央又集中在全面的改革开放方面，821厂的收尾不是国务院要关注的事，知道这个问题的周总理早已不在了。大的形势下，我感到力不从心，小人物一个么！

 

核工业部科技委的领导保持了默认的沉默，主管局局长和室领导（他们都不再是白丁，而是有职称的技术干部！）都有明显的倾向。我清楚地明白，821的玻璃固化在短时间是做不到了，我不得不选择离开。

 

      但是，时间是最好的检验，20多年过去了，821的废液还在罐子里。据说要和外国人签合同（也许已经签了），还得花钱买人家的，熔炉的退役问题也许已经得到解决，但愿如此。汶川地震震动了所有相关的人，据说当时核工业部主持此项工作的主管局的局长在退休之后曾后悔，表示，那时他不懂。可是不懂的领导能够拍板，做出错误的决策吗？    

 

 改革开放确实改变了我国的命运，但是，也不可否认，我们有些人曾经眼花缭乱，去过西方的人当时不清楚中国的实际，又没有扎实的实际工程经验，就这样，821的高放废液玻璃固化被延误了下来。

 

我认为，中国的建设在向外人学习先进技术时，依靠自己的探索和依据实情，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才是最根本的，学习绝不能是简单抄袭。既不能盲目自负，也不能盲目追新，西方的市场经济绝不能天真地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