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08年暑假毕业的，博士论文是含金属酶动力学，想在蛋白酶与结构方面继续深入研究。差不多在毕业前半年，我就开始关注了Science、Nature等杂志上面招募博士后的广告；同时拜托导师给我寻找合适的岗位。

(博后招聘广告)

  S教授是华人，研究方向与酶动力学相关，曾经到迈阿密大学交流演讲，我还提了一个问题。我给他发邮件咨询工作的细节，S教授颇为热心，很快打电话邀请我加入。对于寻找博后工作的第一个积极反馈，我也有些心动。后来他特地打电话给我导师咨询我周末加班的情况。导师建议我别去：这个你还是别考虑了，是个“nerd”；他应该更关注创造力而非加班的时长！

  有一个教授是从事蛋白晶体结构研究的，独立前在Science发了一篇膜蛋白结构的论文；他安排了一个电话会议，他们全组参加，然后双方同步放PPT，在我对着座机滔滔不绝的讲完PPT后，有2～3个问题的交流。这次交流后没有发生化学反应！

  还有明尼苏达大学的Larry Que，JBIC的主编，生物无机大咖，偏化学合成的，想开展一些金属酶的工作。邮件往来后也没定论，我就没有继续了，其中一个原因是害怕明州寒冷的冬天。

（JBIC杂志）

  通过邮件或电话交流后，如果导师印象不错，一般会要求提交正式的申请，并提供三封推荐信。更严格的老师会要求这三封信由推荐人（而非申请者）发出。推荐信制度颇有我国古代举孝廉的遗风：申请人不但学术要达到业内标准，而且平时还要维持与能举荐大佬的关系。请人写推荐信也是有风险的，因为有时候寄望“美言几句”的推荐人可能在信里写下负面的评价而引发灾难性后果，而申请者可能一辈子都不知情。

（推荐信）

  经过邮件沟通以及电话交流后，我一共收到5个面试的邀请，都是对方支付双程机票及解决住宿问题。

  第一位是PSU的Ferry教授，这一趟的行程让我印象深刻。我到State College很晚，Ferry开着车去机场接我，当晚我住在他家里（在美国能被邀请到家里的人，都是很亲近的朋友；作为前来面试者，住进未来老板的家里，是极其罕见的），Ferry很贴心准备好了浴巾洗漱用品。早餐的时候他笑着打趣夫人对孙子孙女的溺爱，说她去外州看孙子去了。吃完早饭他开车带我去实验室；第一位和我交流的是一位马来西亚的女士，第二位是博士快毕业的MY，我和MY很愉快的用中文交流并一起吃了Hunan Wok，对Ferry组的工作有了较深的理解（MY是北大本科毕业的高材生，我们聊了很多，印象最深的是他提及表达的蛋白由于负电荷太多，以至于电泳后染不上色）。我跟Ferry交流时表达了希望能参与一些蛋白结构工作。Ferry很贴心安排了刚到PSU不久的Katsuhiko（Ferry称他Katsu）教授一起参与面试环节，Katsu是X-ray晶体结构的专家，我还参观了Katsu教授的实验室。

  第二站我去了Baltimore拜访马里兰大学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她有一位韩国的博士后。一张国字脸，脸上带着微笑，间隔会走开去抽烟。由他开车到机场接我，然后在学校交流后，他又开车送我。离开Baltimore后，我乘坐Amtrak（这是我在美国唯一一次乘坐火车，火车站内显示是机械而非电子屏，非常有历史感）去了纽黑文，这一次面试我的是Konigsberg教授，一位研究DNA聚合酶的资深教授，处于即将退休的状态。当时单分子酶动力学方兴未艾，我跟Konigsberg教授提到我对这方面的兴趣，他邀请了耶鲁大学当时在构建单分子平台的一位老师参与交流。Konigsberg课题组有一位印度特征的女生，交流的时候我告诉她说我认识一些“Indian friends”。她很认真的纠正我说“I am Canadian”。后来聊到说作为外国人在美国求学的困难，她又一次强调“I am Canadian”，我觉得自己尝试拉近沟通距离的努力是适得其反了。

（Amtrak火车）

  第四站去了波士顿，当时有位新加入MIT的Newman教授和Stubbe有个联合项目需要招一名博后，和Stubbe面试的环节已经在前博文提及（见博文科学网—逆袭之路-JoAnne和她的RNR酶学研究 - 胡振新的博文）。Newman教授个子不高，性格极好。她很耐心地给我介绍了课题组项目之一是研究铁离子在不同地质年代的变化。我当时住在她的一位博后家里。闲聊到我提及是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球迷，他告诉我他来自加拿大，认识NBA的球星Steve Nash；还有他很认真的给我指导如何乘坐地铁出城（outbound）。

  第五站就是重回PSU，我的导师向Benkovic（见博文科学网—酶学大师-Benkovic教授侧影小记 - 胡振新的博文）推荐了我。Benkovic组的面试很正式的，有明确的行程安排：早晨的时候有人（Senthil）去宾馆（Days Inn）接到实验室，然后和每位实验室的成员进行简短的交流，中午有人(Ravi)陪着出去吃午饭，下午继续和组内博后交流；晚餐时候Benkovic和Pat一起，进行餐桌上的交流，记忆中当时还有一位从新加坡过来的华人女生。期间Benkovic提到最后决定是组内所有人一起投票，决定申请人是否可以进组，如果有人强烈反对，那么不行。“毕竟你们要一起工作，如果组内人无法接纳，后面会有很多问题”，Benkovic在吃饭的时候解释了这个流程背后的逻辑。

（Days Inn宾馆） 

  参加Benkovic组的面试后，我就没再寻求其它的机会，准备到PSU开展我的博士后研究了。我对Ferry的课题以及他的亲和力极有好感；当然Benkovic组课题的宏大视角也让我心折，而且Benkovic是我导师的导师，是所有面试课题组中学术影响力最大的。

  Ferry教授很希望我去他的组里：我返回学校后，立刻收到了他寄出的签名信函。Ferry还拜托Katsu教授给我电话，期待我加入。我一直觉得辜负了Ferry教授的殷殷期望：虽然挣扎选择Benkovic后，第一时间给Ferry反馈，还用了“hard decision”这样的措辞。他对我的热心招募以及沟通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绅士气度，让我感受到一位学术前辈的谦逊与对后进者的尊重。Ferry的从容与优雅，让此刻的回忆都流淌着幸福与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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