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23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即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对外发布。在该文件第五条“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第二十三小点“推进农村移风易俗”中，要求加强宗祠规范管理。 “宗祠”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因此受到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许多人不同视角的理解。恰好，在去年的博文中，我曾有篇《故乡祠堂》介绍老家那边的宗祠情况，作为一个在宗祠文化氛围浓厚的村庄中长大的人，此次结合中央文件中“加强规范管理”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封建时代，中央的行政管理到县一级为止，也即“皇权不下县”，这主要是受限于当时落后的交通、通讯技术而导致管理成本较高的缘故。因此古时乡村是一个乡绅与宗族自治的模式，其自治的基础主要基于儒家的宗法家规。宗祠则无疑是乡村自治的主要象征。自宋明理学兴起，乡村开始兴建与帝王家庙功能类似的祠堂，供奉祖先、歌颂祖宗的功德同时铭刻家训。在儒家“祖先崇拜”范式下，祠堂见证一个人上谱、成婚与葬礼的几乎所有人生重要时刻，族中长老们则在这商议宗族大小事务，从国家义务、公共慈善到邻里矛盾全覆盖。总之，在基层治理方面，宗祠起着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后，乡镇一级下设若干生产大队（后改名为村委会），生产大队下设村小组。小组长、生产大队干部都属于农民身份，但在农村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农业生产如种子、化肥、水利等方面动员能力非常强大。类似于党支部建在连队，支部也建在生产大队，因此我党政策可下到基层并真正实现了群众路线。以我的故乡为例，多数自然村为一宗族。生产大队、村小组与自然村存在重叠关系，如大的自然村，可能拆分到不同生产大队，反之小的自然村可能几个合在一个村小组。农业生产之外的许多农村事务，则往往是国家体系与传统体系混合管理又主要以后者为主。如婚嫁、丧事、继嗣、族内外的纠纷基本都是以传统道德观为准，这些环节又往往需要在祠堂内举行仪式或议事。过去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造成乡村人口急剧下降，新的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在新一代人身上重构，宗祠作为传统农业时代的文化象征，将何去何从？
故乡多祠堂，每个宗族都有祠堂，而许多规模大的村子除了总祠，各房会有各自的分祠。老家附近的陂下古村的祠堂数目多达36座，可见该村过去人丁兴旺、经济富裕的辉煌。如此大规模的祠堂在1930年代为红军革命场所提供了便利，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朱德、陈毅、邓小平等在这里召开过重要会议，开办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所学校，村中各大小祠堂均为红军及红色政权所用。类似的在附近几个大姓古村，渼陂古村永慕堂和富田古村诚敬堂都曾是红四军总部，它们与陂下古村敦仁堂，作为不可移动文物都入选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几座祠堂规模宏大、历史悠久，它们的堂号来自孔孟学说，也留有许多古迹，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民俗与建筑价值。其中诚敬堂是江西最大的祠堂，占地3600多平方米，建于1527年，其立柱就用了99根。
根据2020年的当地区政府公开文件，2013年以来，积极争取文物保护专项资金3000余万元开展了50余项祠堂建筑的保护工程，包括渼陂永慕堂修缮工程及文物保护规划、诚敬堂修缮及三防保护工程等7个祠堂的修缮工程等。2017年诚敬堂修缮工程荣获第三届“全国优秀文物修缮工程”荣誉。但是，对于这些大型古建筑，来自政府财政的维修经费还是显得杯水车薪，可持续性的保护显然更为重要。更多无名的祠堂维修或新建还是以传统方式为主，即族人捐款。日常的小修通常是用族里的公款，这些钱多数都是来自族里的固定资产收益，在以前是山林、水塘的租金，现在一些旅游开发的古村则有旅游收益分红。祠堂的大修或重建则需要全族人共同承担，如故乡著名作家江子，他村子祠堂重建每名男丁需交4000元，建成之日，村里嫁出去的女儿们回来喝喜酒也会捐款，存入族里的公款。对于一族有250个左右男丁的村子，大概能筹款100万。如一些村有大富豪，个人捐款也可观。捐资者的姓名及金额会刻在祠堂的石碑上。
虽说农村土地都属集体所有，但不同于宅基地上的住房，祠堂建筑属于宗族集体所有，其建造、维护和使用都具有明确的公共性。央视今日说法节目前段时间（2025年1月14日）报道了福建泉州一个有关祠堂的官司，起因是这座建于同治年间的洪氏大宗祠为其中某一家后人（被告）独占，原告则为该宗亲推选出来的代表，原被告之间的分歧在于该祠堂是归宗亲集体所有还是属于祖宅和家祠。法院最后的判决为宗亲“集体”所有。1957年 “最高法”有关《关于处理祠堂产权问题的批复》：祠堂房产的产权不宜确定为一人所有，也不宜收归国有，而应指定适当人代管。在许多已被旅游开发的祠堂，“代管”已经不是问题，如广州陈家祠为全广东陈姓人出资共建，是中国现存规模较大、保存最完好、装饰最精美的祠堂式建筑。因陈家祠是岭南建筑工艺装饰集大成者，近年被开发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这种文旅融合、保护与发展并进的模式非常成功。这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祠堂被国家“升级”为文物后就更凸显其公共属性，它们本身也是一座博物馆，如何挖掘这些“活化石”的文化、旅游和教育潜力，形成具有差异化的品牌效应，防止落入到同质化开发的陷阱中，这也将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如今就我的故乡而言，祠堂现状出现两种极端局面。受城市化影响，许多祠堂已经非常破旧、衰败甚至倒塌，这大概是多数古祠堂的最终命运。村庄人口下降必定造成祠堂的功能性萎缩，许多小的村庄面临或已经消亡，就别说祠堂了。因此，通过建立祠堂的数据库，可掌握这些祠堂的历史、地理及各类数字及图像信息，这对于后面开展有针对性的保护显然是有益的。另一方面，祠堂重建也出现攀比、浪费及违法使用土地风险的情况。我看过一些新建的祠堂中不见传统建筑的美学，倒是容易显露暴发户的粗糙。此外重建或新建，考虑到人口体量，其规模和必要性也值得商榷。基于这些，除了信息化建设，基层政府还应该参与到相关过程的管理与监督中来。
平日，乡村静谧人少，为防盗祠堂通常会被锁上大门。在春节、清明等传统节日，祠堂的大门打开，迎回从各地归来的游子，重现往日的热闹；喜宴或葬礼虽有简化，但基本还是依照旧式程序在祠堂里进行。在城里出生和长大的新一代人，传统文化应如何吸引他们？城市化使得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成为城市人，但中国城市人也必定与外国城市人不同，其内核就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宗祠可在这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它记载儒家范式的家训，让我们了解过去社会运行的准则，大抵回答了“我们是谁？”；它告诉我们的血脉来自何处，知晓“我们从哪里来？”，从而可让我们避免浪子无根的尴尬；进而，“我们要到哪里去？”就显得明确而从容、坚实且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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