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成立为标志，世界上的大学都承认并践行着一个办大学的基本逻辑：学术自由。它根本的要旨有两个：教师要有“教的自由”，教什么，如何教，教师有自由的自主权。教师同时还有“学术研究自由”，研究什么，如何研究，教师有自由决定权。正是因为有了教师的学术自由，才有了教师的活力和大学的生命力。

可在近10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中国政法大学——一个2009年频曝丑闻的大学，今年又一次拿出了自己的拿手好戏：2010年3月21日，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因“不明原因”被停课。按原计划，萧瀚将在2010年继续教授本科生“宪法学案例”，恢复以往的“中国宪政史”，以及研究生课程“经典著作导读”。

法学院对此的解释是，“没有教师资格证”。

而萧瀚则认为，法学院的行为侵犯了教授自由。据萧瀚自己介绍，在学生对老师授课的评价中，他的评分一直高于学院平均分。

事实上，政法大学一直有“没有教师资格证”的教师在给学生上课。

那为何独萧瀚老师被停课呢？从报道来看，以下原因可能是主要的：

①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性。“邓玉娇事件”中，萧瀚连写27篇博文，呼吁程序正义。“不明真相之际，鸡蛋和石头较量中，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一时成为网络流行语。

②不执行教学计划，教课自由。给全校本科生开设的《中国宪政史》，萧瀚用完了全部课时，还讲不完“先秦”。

③目无领导，不参加学院会议，不参加学院的科研考核。

以上三点，那一点有违大学之道呢？第一点，毫无疑义地应该支持。现在的大学教师，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品性多了，而是少了。甚至少得可怜，少得麻木。对社会问题，我们现在基本上听不到大学教师的声音了。第二点，最多可以商榷。实际上，教学自由是大学的通例，甚至是大学培养创新人才的法宝。我们中国大学太多的计划、太多的要求实际上已经扼杀了大学教师和学生的探究积极性。但总归，这是违背大学现行法度的吧，“以法办事”，也应该成为政法大学的选择。第三点，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应该予以鼓励。现在我们大讲去行政化，可我们学院的会议却越来越多。这些会议基本上是无聊的精神传达，是一种规训。

如此，按我的理解，此老师还是应该表扬的。

为何我们的大学就容忍不了一个“怪”老师呢？我看以下几点很重要：一是我们的大学有点“怪”，一方面讲培养大师级人才，一方面却用各种各样的规距去限制和规训教师和学生，实在是怪。“怪”大学见到真教师，就会觉得教师“怪”。二是我们“领导者”的行政思维。似乎天下唯我独尊，教师就是自己的兵。不听话的教师不是好教师。给自己找麻烦的教师不是好教师。三是我们的一些大学制度实在是扼杀人的激情、活力。大学已经把教师规训成了工具，教师也成为麻木的动物。上课照计划办事，下课走人。对公共事务、大学发展概不关心。大学呢，也成为一个大的“人才工厂”，标准化的生产，至于合格不合格，天知道。

由此我想下一个结论：不能容忍怪老师的大学不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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