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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访谈|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聚焦比较文学，普及东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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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 聚焦比较文学，普及东方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 2001年由四川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主办，由Taylor & Francis Group出版，刊登比较文学、文学研究、文学文化理论与文化研究等相关学术论文。截至2022年，该期刊共刊登文章495篇，被引用148次，下载量达49万余次。为了让研究人员进一步了解这本专注于文学研究的国际期刊，期刊主编曹顺庆教授及管理编辑庄佩娜博士接受了Taylor & Francis的访谈，访谈中二位深度解读了期刊发展、学科发展，并为广大研究人员如何在国际期刊发文提出了有益建议。
主编介绍：
曹顺庆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国家级教学名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任会长，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国批博士生导师（199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中文学科副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霍英东教师基金获得者，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国家级精品资源公开课负责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论学会副会长。
庄佩娜副教授，任期刊管理编辑，四川大学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文化与翻译等。
访谈精选：
1.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期刊的成功有以下三个因素：
第一，跨越性，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 补充了跨越东西异质文明的研究空白，以比较文学现阶段最新的跨文明研究为前沿阵地。一直以来，因起源于欧洲、兴发于美国的历史发展的原因，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范围一直囿于欧洲范围内的“跨国别”和以欧美为中心的“跨区域”“跨学科”为主。比较文学的第一、第二阶段的学科理论基本没有认真面对和深入探讨过跨文明的问题，这是因为，无论是法国学派还是美国学派，他们的比较文学研究均同属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欧洲文化圈。因此，他们从未面临过类似中国人（以及东方人）所面对的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冲突，以及由此冲突而产生的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和不适感。而当今中国学者提出的跨文明比较文学，构成了国际比较文学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因此，作为一部中国人主编的英文刊物，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 很好地补充了东方的视角，发出了中国的声音，力图能够在当今全球化多元文明的背景下，通过跨文明比较和文学对话，促进东西异质文明下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相互理解交融，从而推动文明互鉴与全球文明的和而不同。
第二，独特性与原创性，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 特别支持东方话语、中国话语，尤其是以变异学理论话语为代表的中国原创性理论，这是其他刊物所缺乏的。实际上，比较文学在国际范围内还是一个以英语为中心的、以欧美文学作品及理论为主导的学科，而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学、文论的话语占比仍旧有限。我们已经发现，在进行跨文明比较文学的过程中，用西方的理论来解剖东方的文学是不合适的。二十多年前我提出了中国文论“失语症”，季羡林先生也曾指出：“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这就是说，中国文学理论民族独创性基本上丧失了。”针对这一问题，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 在西方文论大行其道的情况下，特别尊重世界学者提出的具有东方视角的原创性理论话语与研究成果，刊登其他西方学者主编的英文刊物所欠缺的东方研究的内容，以与西方文化对照、交融的方式，从内容上很好地普及了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
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作为东西比较文学中中国学者对于学科理论话语建设的代表性成果，也在刊物上得到了应有的阐发与实践。例如，2022年，一篇发表在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 上的文章《“变异学”作为人类心理学研究的途径：加札利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响研究》（“Variation”in Approaches to Human Psyche: Exploring Al-Ghazālī’s Influence on Freudian Psychoanalysis），第一次将变异学理论应用于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实践上。作者在该文中对加扎利和弗洛伊德的自我人格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 并探讨了加扎利是否可能影响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问题。通过这种批判性的研究尝试，作者旨在研究跨文化影响的可能性, 并凸显了变异学作为一个非西方理论框架的潜力。中国文论话语的影响力就在这样的一次次实践中提升了。
第三，对时代潮流的顺应。一个成功的期刊需要顺应学科发展，符合时代潮流，从而得到读者的拥护，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从文明发展史来看，人类文明从来都是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促进的，文明互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并非亨廷顿所说，“在人类生存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根本不存在。”比较文学的视野真正回归至世界文学，回归至世界文学交流平台的学科身份。在这一点上，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 顺应了多元文明和平共处的走向，支持“去中心化”的同一个世界、不同的声音，所以可以在现阶段各思想潮流风云变化的情况下不被淘汰，时时更新紧跟学科前沿的选题，给予不同的声音以展示的舞台。
2. 从您作为主编的角度来看，研究人员要要发表好的研究论文，尤其是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上发文，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我认为，一篇成功的文章所需要的因素很多，如果只能说一点，那一定是研究的创新性。创新是“言人所不知”，或是材料，或是观点，或采用某种新的研究方法，总之，创新必须有独特的、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如果一篇文章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相信是它可以跨越语言、跨越国别的。一篇好的科研论文，就像一本好书、一部好电影一样，无论翻译成哪种语言，都可以收获忠实的读者。
当然，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者要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还需要具备如下二点能力：
一是扎实的语言功底，文章写出来，需要尽量贴近英语学者的阅读习惯，这样才能达到发表要求，建议作者在投稿前找以英语为母语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文章润色，提升语言的专业性与感染力。
二是适应英语学术界论文的论文框架结构和行文逻辑。英文论文的写作框架，和汉语写作有较大的不同，尤其是对于文科学者来讲，要增强逻辑性，以及对中心论点论证的严密程度。很多中文期刊上偏重散文式、文学性的论文，在英文期刊评审中是行不通的。这一点，还需要投稿前多读权威性的英文原刊，先从仿写开始，学习他们论证的起承转合，切勿直接用中文论文全篇翻译。
对于英文学术写作能力的训练，很多大学教育是缺乏的。我有意在培养我的学生时创造此类机会。譬如，2019年夏天，我邀请了韩国成均馆大学的加拿大藉学者西蒙·埃斯托克（Simon Estok）教授来到四川大学上英文学术论文写作课程，西蒙教授是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也是权威英文刊物的主编，课程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参加课程的几位学生不少都发表了高质量的英文学术论文。所以，在中文刊物发表内卷的情况下，只要打磨好能力，把握住机遇，发表英文论文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图：2019年，学者西蒙·埃斯托克（Simon Estok）教授在四川大学上英文写作
呼吁从话语叙事、话语语言、话语阐释等核心问题出发，反思过去的文化观，推动各学科的历史反思与改写。本刊推出该主题，以改写文明史的趋势，从而推动各学科史知识体系的重构和话语建构，通过文明史进一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诚挚地邀请国内外学术界同仁对这一问题作出贡献。
我认为，在充分尊重作者的权益且不违背知识产权的精神的情况下，开放存取和开放研究将是对学术发展是一件有益的事情。目前，开放存取在海外基本普及，但在国内还没有发展起来。相比互联网上就可以免费获取全文的方式，基于订阅的传播模式受到各式各样的限制，许多文献搜索不到，这对于学术资源的获取自然是不方便的。而比较文学这门学科需要大量的文献支撑，比如，我指导的硕博生所写作的“英美学界的研究”系列学位论文，都需要检索阅读海量的文献。他们的文章能写成，能有新资料、新视角的创新发现，得益于互联网上可以查到的许多开放存取的文章、书籍。所以，我期待能够进一步推广开放存取和开放研究。当然，在真正推进的过程中，如何保障作者的权益，以及这其中期刊、网站的运营方式的更新迭代，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还是需要更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
3.请您介绍一下贵刊的同行评审程序？能否请您具体说明最常见的拒稿原因？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 是一本同行评审的开放获取期刊，实行同行双盲审政策。具体来说，来稿经过编辑初审后进入盲审环节，需同时取得两位盲审专家的通过，才能被录用。
最常见的拒稿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原因：来稿主题与本刊宗旨不符；无创新性；缺乏观点；语言表述存在较大问题。
4. 您能否分享您对开放存取和开放研究的想法或态度？
我认为，在充分尊重作者的权益且不违背知识产权的精神的情况下，开放存取和开放研究将是对学术发展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目前，开放存取在海外基本普及，但在国内还没有发展起来。相比互联网上就可以免费获取全文的方式，基于订阅的传播模式受到各式各样的限制，许多文献搜索不到，这对于学术资源的获取自然是不方便的。而比较文学这门学科需要大量的文献支撑，比如，我指导的硕博生所写作的“英美学界的研究”系列学位论文，都需要检索阅读海量的文献。他们的文章能写成，能有新资料、新视角的创新发现，得益于互联网上可以查到的许多开放存取的文章、书籍。所以，我期待能够进一步推广开放存取和开放研究。
当然，在真正推进的过程中，如何保障作者的权益，以及这其中期刊、网站的运营方式的更新迭代，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还是需要更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
5.您对该学科领域在全球和中国的未来发展有什么展望？在这个领域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您有什么建议来克服它？
比较文学的未来愿景是构建一种更为广阔和全面的总体文学，即世界文学，并在世界文学中达到各文化、文明间的理解、互通，对差异的承认与尊重。20世纪末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改变，全球化局势的加剧，世界文学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国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文学的东方视角逐渐形成。由此可见，世界文学的概念嬗变与意义变迁既是时代变革的要求，也是国际格局改变后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内在思维逻辑演变的结果。中国及其他东方国家的加入势必会构建一个更为立体、丰富、多元与多样的人类文学共同体，进而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在实现这个愿景的过程中，会有诸多的阻碍与困难，譬如，围绕世界文学概念的争论、以英语等印欧语系为主导的语言中心、跨异质文明的交互究竟如何实现，等等。但是，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们现首先要做的是对自身文化的整理与建构。自九十年代我提出“失语症”问题以来，在比较诗学领域，也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整理与建构。可以说，中国文学、文论的整理和发扬的工作，我们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因此，当下要完成的是进一步对整个东方文化、文论来整理与话语建构——这也是我除了以主编身份以外，在课堂讲学、项目担任和人才培养中正在进行的，自提出“失语症”、“变异学”以来一脉相承的学术路径。
“东方比较文学”这一命题出现得较晚，直至20世纪80年代国内比较文学研究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时，才被部分东方学研究学者正式提出。“东方比较文学”从一开始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学之间的比较，逐渐延伸至东方文学关系史、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比较，其研究范围呈扩大趋势。在一直以来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可以呼应萨义德“东方学”的观点，即：“东方”作为“异域”形象，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学术话语中长期面对“被误读”“被边缘化”的处境，甚至东方对东方都不甚了解，忽视了其内部多元化与异质性特征。结果，“东方”在西方的“失语”持续循环式地任由“他者”被构建出来，导致东方形象非出自东方之笔，反成于西方之墨。
在建设这一课题的任务下，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 期刊也会发挥中国编者的责任感与担当意识，有意识地在“东西比较”的基础上加入“东方比较”的内容。当然，此意并非要摒弃“东西比较”，而是强调东方本身，强调回到东方，深入挖掘东方丰富的文学与文论内涵，在东方内部进行比较，从而更好地进行“东西比较”。研究的最终目的也并非简单的“东西比较”，而是要深刻认识到东方，还原东方，打破国际上东方的“失语”困境，更好地顺应乃至引领时代潮流，助力重写非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史
6. 是什么促使您担任本刊主编？
可以说，担任期刊主编是本人学术使命的一部分。在此前的一次采访中，我曾说道，中国学术话语在国际上的“失声”是一个“卡嗓子”的问题。卡了“嗓子”，就需要一点一点把它打开。为此，我一直在和团队持续努力。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 这部英文刊物拥有较多的英语读者，初步打开了中国文论话语、东方视角下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力。把这份刊物做好，是中国比较文学走向世界、迈上新阶梯的一个助力。目前我们还在做的一项大工程，是重新编写世界文明史，或者叫文明互鉴与文明书写。我和另外一位同为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的外籍专家，联合全球几十名著名学者，正着手重写世界文明史，“以事实来写，以文明平等来写，以文明互鉴来讲故事”。办好期刊、做好研究、教好学生，都服务于发展中国比较文学事业，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这个使命。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顶尖学府之一，四川大学肩负着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走出去、增加国际影响力、促进国际学术交流的历史使命。Taylor & Francis Group ，致力于搭建国际交流的桥梁，将中国高水平的成果和重大突破传播到世界，助力中国优秀学术科研“走出去”，为中国科研工作者提供更广阔的国际传播平台。相信双方强强联合，共同打造的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 在未来会受到更多国际学者关注，国际影响力会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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