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诗集，收录作品数量为二百三十题（二百四十余首），写作时间跨度为四十年（1984—2024）。现按时间顺序编排。书名《月光下看海》，取自其中一首诗作的题目。命名如此，固然有些偶然因素，不过，也基本上符合我写诗的精神风貌和艺术追求。

当此付梓之际，不免有所感慨。一路走来，不知不觉，已经过了花甲之年。蓦然回首，才发现，毕生实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

说到诗，自然会想起人们通常的议论：诗是语言的艺术。这话虽属老生常谈，却也千真万确。不过，我还是想补充一句：诗是在生活的长河里卷起的浪花，是在生活的大树上结出的果实。一个人的生活、一个时代的生活、一个民族的生活，带着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在内心深处焕发出瞬间的感悟或持久的激荡，心潮澎湃，不能自已，借助于某种形式和技巧的语言流淌而下，自然就形成了诗。换言之，生活是诗的源头，情感是诗的河床，诗就是生活于现实中的人们，经由思想和情感的陶冶，升华而出的语言艺术之花。正如古人所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这个论述，可谓生动传神。作为一个普通的诗作者，自然谈不上什么汪洋大海、惊涛骇浪，不过霏霏细雨、涓涓细流，总还会有所经历、有所见闻，发而为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诗的写作过程，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超越的过程。无论就一个具体诗人、还是整个诗歌历史而言，在经典的学习中提高，在传统的继承中发展，始终是诗歌艺术的内在规律。

回忆童年时代，正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可以说，是在文化相对匮乏的时代度过的。尽管如此，那时的生活中，也还是偶或闪过诗的光亮。

记得在小学高年级，有一次偶然从一本旧书上，读到郭沫若的一些作品，他那些气势磅礴的长诗，像带有道白意味的《凤凰涅槃》、带有戏剧色彩的《女神之再生》、《湘累》、《太阳礼赞》等等，当时虽感觉新奇，对其意蕴实在不甚了然；倒是像《黄浦江口》、《天上的街市》那样隽永清新的短诗，读起来朗朗上口，看似平淡却韵味悠长，给我留下了难忘印象。后来，又读到田间的长篇抒情诗《给战斗者》，那短促紧张的节奏，将激昂迸发的情绪，瞬间强烈地感染了我，让我的心灵鼓荡起澎湃的旋流，久久不能平静。他的街头诗，铿锵有力，令人振奋，敲响了时代的鼓点，自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不知何故，其新版诗集《给战斗者》未能收录那首著名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每念及此，颇觉遗憾。直到今天，我在诗歌写作时，往往不由自主地涌出节奏铿锵的短句，想来也是田间诗歌留下的印记吧。

对于艾青，我虽然久闻其名，但由于历史的误会，阅读他的诗歌，却是较晚的事情，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读到他的《光的赞歌》等，一时还无法理解其历史地位。再到后来，读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大堰河，我的保姆》等诗作，才在内心掀起了极为强烈的震撼——他的确精准把握住了历史巨变中我们民族的心律和脉动，并以无与伦比的诗歌艺术形式，完美地呈现出来。他是学过西洋绘画的，所以其诗歌中画面感、细节性很强，视野宏阔而感受精微；但他的崇高艺术成就，根本上还是在于他最真切、最生动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这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就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精神。我确信，艾青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诗人，其地位是无可置疑的。而我读闻一多的诗歌，虽然为时较早，但那种豆腐块式的新格律诗，很长时间都没有引发我的兴致，直到近年重读《死水》等篇章，才恍然明白，诗的格式和句式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真正领悟深蕴其中的真挚诗情，才是学诗的根本要义。

还有许多诗人的作品，其实是很晚才读到的，称不上早年艺术熏陶的环节，只能算作后来补课学习的过程吧。例如戴望舒的诗歌，流传虽不算多，而像《我用这残损的手掌》这样感人至深的经典之作，每回读罢，常令我为之双目潸然。至于其脍炙人口的《雨巷》一诗，虽然他本人以其过度的音乐性而摒除于诗集《望舒草》之外，我还是赞同叶圣陶的意见，感到清新悠长，亦为可传之作。卞之琳的诗歌，虽然大多篇幅短小，却是富于哲理，意味深长，令人沉吟久之。我自己写诗，偶有哲理之呈现，想来也是颇受卞之琳的艺术启示，惠及于我，实不算小。徐志摩的诗歌，浅显流畅，别具一格，也是便于初学的。当我徜徉于古老的剑桥大学旁边、美丽的康河畔，曾不禁沉吟他的名作《再别康桥》。至于朦胧诗及其作者，应该说是与我同时代的人和事，当然印象更深、感触更多。大学本科时代，手刻油印本《今天》诗刊，在同学们中间广为流传，读过之后的无比激动之情，至今回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当代诗人中，令我印象至深的是贺敬之。他借鉴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而写作的阶梯诗，如《放声歌唱》等，激情四溢，影响了一代人，我自然也在其列；而收录其早期作品的诗选《乡村的夜》，则是我早期诗歌启蒙的基本读物。外国诗歌给我影响最大的，当数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我读普希金，主要通过当代诗人和翻译家查良铮（笔名穆旦）。他所翻译的普希金长篇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是我平生最爱的外国文学作品，曾伴着少年的我，在摇曳烛光下，度过了多少个寒风呼啸、大雪纷飞的夜晚；至于他所翻译的《普希金抒情诗集》，更是我少年时代曾朝夕吟诵的精神食粮。说到美国诗人惠特曼、德国诗人里尔克、智利诗人聂鲁达等等，虽其名声甚广，我不过浮光掠影、品读一二，自然也就留不下多少痕迹了。

在我的业师中间，以诗人著称的，老年一辈有吴奔星教授，中年一辈有徐荣街教授。他们都是我的本科老师，传道授业，惠我良多。但在本科学习时，这些老师都颇为低调，很少以诗示人，而我又一心向往学问，主攻古典文学，准备报考硕士研究生，于是很遗憾地错失了向老师们请教学习的机会。直到很久以后，才读到吴老师的《别》和徐老师的《你只有二十二岁》等诗篇，皆为感情深挚、语言生动的优秀之作，受到很大的艺术启迪，只可惜读得太晚了。我在博士毕业以后，来到吉林大学任教，担任著名诗人、学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词作者张松如（笔名公木）先生的学术助手。^[1]那时正值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公木先生完成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诗歌史论”，同时，自己的教学科研任务也很紧张，所以，虽然几乎隔三差五要到先生家中，讨论各种学术问题，而在诗歌创作的具体方面，居然很少直接触及，以至一次次错过了向老人家当面请益的良机，及今思之，惋惜不已。好在六卷本《公木文集》早已行世，第一卷主要收录其诗歌作品，多年以后我还是经常翻阅，又如面聆教言，重新领受珍贵的指导，总算弥补了些许遗憾吧。

人们常说，宋词分为豪放、婉约两派。其实，何止于宋词，整部中国文学史，若从艺术风格上粗略分类，也可看成是豪放、婉约两派的宛延伸展。就我个人的艺术趣味和诗歌写作而言，是较为倾向于豪放派的。在内心深处，对忸怩做派颇为抵触，每每想起唐初诗人王勃的名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其中，可能既有个性因素，也是阅历使然。多年研习中国古典诗歌，用力较多的，是屈原、陶渊明、白居易三位诗人，他们的崇高人格令人景仰，而其在艺术上的广阔胸怀和高远境界，也时常在我的审美追求中悬为楷模。我在诗歌写作时，向往于一种平淡的风格。关于陶渊明诗歌风格，后人往往概括为“平淡”。宋代朱熹说得好：“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朱子语类》）这对白居易、苏轼等唐宋诗人，对后世的诗歌审美风尚，都产生了无可估量的重要影响。平淡的诗风，源于自然的心境，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对这悠久传统，我是高度认同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自知才疏学浅，无以登堂入室，而在诗歌写作中有所借鉴、有所生发，一切发自本心，切忌矫揉造作，也算拜前人所赐，而获取的点滴体会吧。

在几十年学术生涯中，我主要研究古典诗歌，现在出版这样一本新体诗集，似也应该交代几句。或以为，研究古典诗歌就是青灯黄卷，坐冷板凳，钻故纸堆。这固然有几分道理，却也不必尽然。我过去多写旧体诗，现在又多写新体诗，回头想想，并不觉得有什么难以理解之处。须知，诗本一体，不分新旧。无论古今中外，诗的灵感是相通的，诗的意蕴是能够引起共鸣的。将近十年前，我曾在诗集《故乡的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自序中写道：“东汉末曹操（及其同时和后来的诗人）既写四言诗，又写五言诗。四言源于《诗经》，其体甚古，当然是旧体诗；而五言出自东汉，在当时显然是新体诗。盛唐时李白（当然不仅是盛唐、也不限于李白）既写乐府诗，又写律诗、绝句。乐府出自汉代，当时已算是旧体诗；而律诗、绝句则定型于唐代，号称近体诗，当然也就是新体诗。唐宋和以后的很多诗人，兼擅词、曲，亦同此例。可见，‘古今融通、新旧兼备’，实是中国诗歌史上其来有自的悠久传统。当然，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在今天民族文化传统不断发扬光大的时代里，这应是值得不断探索的方向。”现在，我还是保持着同样看法。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其所蕴含的内在艺术精神和审美追求，从来都是滋养后世诗歌艺术发展的丰厚土壤。至于诗体的变迁，从四言到骚体、到五言、到七言、到词曲，古往今来，犹如九曲万里的黄河，后浪簇拥着前浪，滚滚向前，又何曾止息过。而在其中，浸润着民族传统，与时俱进，形成鲜明独到的个体特征，则是艺术创造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新诗，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这是中国历史发生沧桑巨变的百年历程，也是诗歌艺术伴随着民族振兴而不断走向繁荣的百年历程。此时此刻，回想起一百零四年前，在中华民族启蒙觉醒的转折时刻，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奠基者郭沫若在《湘累》诗中所写：“能够使人流眼泪的诗，总是好诗。诗之感人有这么深切，我如今才知道诗歌底真价了。”回想起八十六年前，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新诗最杰出的代表者艾青在《我爱这土地》诗中所写：“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不由心潮澎湃，感慨万千！诗的本质在于真情流露，诗的价值在于审美升华。诗的产生，固然出自个人之手；而诗的命运，只有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连，才能找到最终归属、实现永恒价值。我的这些稚拙诗行，倘若能在中国诗歌的历史长河里，哪怕留下一朵小小浪花，也将深感荣幸，于愿足矣。

            2024年3月28日—10月31日，

            广州—深圳

  这篇“后记”的前半部分，原载《广州日报》2024年4月6日“闲情”副刊，发表时题为《学诗忆往》；后半部分，原载《深圳晚报》2024年4月7日“文锦”副刊，发表时题为《学诗断想》。

[1] 关于公木先生的生平思想和诗歌创作，我已发表多篇文章，故此不赘。详见郭杰《公木的诗学世界》，载《人民日报》1996年6月27日；《风烟滚滚军歌壮》，载《解放军报》2022年5月20日；《倾听历史的回声》，载《吉林日报》2021年5与31日；《公木的“第三自然界”》，载《读书》2018年第4期；《时代的歌声，战士的情怀——公木诗歌创作述论》，载《诗探索》2021年第2期；《军歌永远嘹亮——纪念著名诗人公木》，载《特区文学》2007年第5期；以及郭杰口述、谢颖采访整理《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忆公木先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载《人民政协报》2022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