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哲学看：最有趣的“灵魂之问”——“李约瑟难题”

武汉理工大学：刘永红

我实在忍不住，要“跑题”了——为什么“四大发明”没有欧洲的事？这是核心技术，是捏大鼻子技术。我就想说这一句话。言归正传。

老实说，我没读过李约瑟的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但我在中学时就读过这方面是书，是从我父亲（这里我顺带提一下他的专著《大学教育哲学》）的书架上找来看的，满足一下好奇心。可惜的是，我卖了一些老的过时的书（包括我看过的书，我以为我都记在脑子里了），还不是为了餐桌上有点荤，在那个年代，不好意思说出口。之后，我曾对科学哲学感兴趣，实际上，他对我的研究工作起到“添加剂”的作用。

但作为中国人，都想知道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文明中发展，这个最有趣的“灵魂之问”吧。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没有科学，不能归之于地理、气候、经济，应主要归之于中国人的价值观与哲学。直到20世纪50年代，直到李约瑟的这本书面世，这本书中提出一系列关于中国与科学之问后，引起中外一些学者的极大兴趣，纷纷概括或演绎“李约瑟难题”。至今还在中国大地上“发酵”。这里，我并不想终结“发酵”，我只想说，主要归之于中国人在科学哲学的“多事之秋”（20世纪30~60年代）几乎找不到存在感，被李约瑟的几个简单问题给问“傻”了。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李先生提出的问题，不足为奇，只不过给中国人上了一课（是科学课）。

但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你不得不佩服欧美科学家很会提问，就连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能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室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例如，数学上，德国老希（Hilbert，1862-1943）在1900年巴黎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提出23个重大的数学问题，之后统称“希尔伯特问题”；又例如，四处漂泊的匈牙利数学家Erdos（1913-1996）提出又好又难的数学问题，他的问题之多，恐怕小学生数着也会叫暂停。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高尚人，他没有工资，但别的数学家都巴不得他来蹭饭，他居然有钱给解决了他的难题的人发福利，这个人就是——保罗·爱多士。

我一点不夸张，这两位科学家的问题像神一般地存在，让研究者看了就怀疑人生。

值得一提的是，爱因斯坦曾经给一个叫做斯威策的人写过一封信，这里面就表示中国的先贤并没有走上科学并不奇怪。原因在于，西方的科学之所以会发展得如此之快是由两个决定性因素而形成的，一个是形式逻辑体系，另一个是由实验而得出的因果关系。他提出的两个基础，一个是源自于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另一个就是源于文艺复兴时代。可以说，爱因斯坦的对比分析是令人满意的。

但，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缺乏创造科学符号的能力。的确，在这方面欧美擅长。尽管我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是2维的像今天的2维码，并自带符号基因。然而，英文是一个个字母，在一维上排队。但他们就在一个字母的上下做“散装”，若他不解释，是个鬼才才知道它的意思，还没完，创造你没见过的符号（我交代我干过很多次这样的“坏事”）。

就拿现在中国人天天用的Word来说，里面的符号，是不是好多你没整到手，更不用说创造新的科学符号。倘若你觉得不就是小小的符号吗？有这么重要吗？恭喜你，你不必看数学了，至少你见符号就跳过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科学符号，就没有科学这件事。数学就是科学语言，是符号表演，其例子数不胜数，不无深奥学问。

再说，外国理学博士学位论文早就把很多符号列成了表，单独放在文章的前面，生怕读者迷路。这样的做法，在国内也流行起来。

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最古老的科学“种子”是在中国（470年），它在中国最古老的科学研究机构总明观，但不是中国的四大发明，而是《周髀》，《九章算术》（属于《算经十书》中的两本代表著作），《盘珠算法》（1573）（为了药铺计算中药价格）等，这样的科学成果。作为科学研究，总明观科学家祖冲之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准确数值算到小数点后第七位数字的人，而当时没有精密数控机床，但它有科学价值和深远的意义。在这之后的皇帝对技术和工程热衷一点，而品尝科学的“甜头”，要有足够的耐心，试想一下，皇帝没有，你有吗？

好在“李约瑟难题”变成一个科学哲学问题，不是我懒得回答，是真的没有标准答案。

但，有一点不可否认，技术有国界！科学无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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