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灾难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是发表于《史学月刊》2004年03期的一篇论文（作者：夏明方），作者对中国灾难史研究中人文声音的低沉表示担忧。对其标题我深感共鸣，故借来一用，并加副标题代表本人的观点。    

   在中国现代地理学术圈中，地缘政治学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名声一向如过街老鼠，避之唯恐不及。正像中国人热衷风水学，西方人对于地缘政治学也是割舍不下。

    地理环境决定论用中国民间词语看来，其实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于曾被侵略分子作为借口，它的价值也大幅缩水。然而，用当今共认的地球脆弱观来看，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地球的心声，“人定胜天”已是局部真理甚至局部非真理。就国际而言，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主要观点正在重新受到重视。

   《中国灾难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开篇即对环境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一番简要评述：

   “美国闻名的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在谈及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资料与方法时，对中国历史文献中有关人口、农业、水利、渔业、森林、牧场以及其他方面的‘丰富讯息’印象极为深刻。他认为，假如要用文字记录来重建环境史，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因为‘在非洲、大洋洲、美洲以及亚洲的大部分，除了最晚近的时期以外，对其他时期有爱好的历史学家们必须依靠考古学家、气候学家、地质学家、地质形态学家等等之工作’，惟有在中国，‘历史学家可扮演较重要的角色’（约翰·麦克尼尔《由世界透视中国环境史》，载于《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不过，就麦克尼尔在此处似乎并非有意遗漏掉的中国灾难史研究来说，这一论断似乎只说对了一半。至迟从中国第一部真正系统的史书《春秋》算起，中国之有关自然灾难的记述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数量之巨大、类型之丰富、序列之长、连续性之强，的确是世界环境史资料宝库中绝无仅有的。然而在中国灾难史研究中，以人文社会科学为职志的历史学家们--仅就国内学者而言，迄今也不曾像麦克尼尔所说的那样‘扮演较重要的角色’。与自然科学工业已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些历史学家们所做的贡献殊属微薄。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也不管近几年来历史学家们如何地急追猛赶，历史学家的长期缺场以及由此造成的灾难史研究的自然科学取向乃至某种‘非人文化倾向’，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灾难史乃至环境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威廉·麦克尼尔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擅长宏观的世界史研究，是全球史研究的开创者。他长期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曾担任全美历史学会主席。他与其子约翰·麦克尼尔合著的《人类之网》（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对世界史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读思路。麦克尼尔父子纵观上万年的人类历史，他们的答案是，在漫长的时间脉络中，文明的变化生长，关键在于人类彼此之间结成的各种网络组织。从早期农业社会的地方性的网络，进展到电子时代的全球网络，人类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中有互动和交换，也有合作或竞争。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性质自出生之时的动摇，后经历史地理学卓然大家的尽力支撑，地理学性质似乎尘埃落定。但我认为，如此定位，已现实地与潜在地削弱了与历史学界的关联。

   中山大学历史地理学者司徒尚纪的学科发展坎坷与执着令人动容（见于《独步苍茫——史地学家司徒尚纪前传》等），但也使人感到历史地理学在现实中的无奈。

   当然，治专业史者，与专业工作相比，寂寞与清贫往往难免。《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作者周魁一幸亏找到了与现实接轨的暗道（自创历史模型论，将服务于当代水利建设的历史研究方法形象地称之为水利的“历史模型”）才得以存身，我们才能有机会见识这篇历史大作。

   历史地理学者眼下知名度最高度最高的莫过于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先生了。葛先生视野广阔、关注民生，著述丰富，已成为多栖人物。

   著名气象史研究者张德二先生本是寂寞自心知的专业史研究者。时逢全球变暖，张先生频频发力、发声，《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皇皇巨著，影响深远。

   2007年l月4日,英国Nature杂志发表的德国科学家小组的论文指出，由湖泊沉积物分析发现,季风变化和长期干旱导致中国唐朝灭亡。国家气候中心首席专家张德二研究员先后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不同意此说而引起很大反响，11月15日Nature杂志发表张德二等人的反驳文章，依据中国历史气候记载和研究成果对德国学者的观点提出多项质疑，并指出其中有关中国历史知识的明显错误。

   张德二先生等不同意气候致灭说，并似乎抱持与传统历史学相同的朝代演变观点，认为气候影响对改朝换代并非举足轻重。

   后来连续有几篇中国古气候代用指标，如石笋等的中国自然科学研究者发表论文得出与德国学者类似的见解。

   中国人文学者由于气候背景缺失等原因，确实没有能够发出《中国灾难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作者所期望的强音。

   我认为，人文派气候学者声音的低调与学科队伍与人才培养有关。既然历史地理学属于地理学科，那么，从地学、地理学角度研究“地人关系”（地理学喜欢自称研究“人地关系”），适度推进带有历史学属性的地理历史学与地缘历史学就显得颇有意义。具体地理历史学或地缘历史学如何发展，这不是本文讨论的话题。

   由于中国的历史教育与培养实行文理分开的单一渠道，历史学者往往欠缺必要的自然科学功底，对自然科学史缺乏发言权。当今，治自然科学史有成者，可能清一色都是科学训练出身的自然学者而非人文学者。史学的眼光与史学的训练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单纯依赖自然学者转型是不够的。我有点好奇，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文出身的自然科学史研究者？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相信自然灾害、外部灾害在改朝换代中的巨大价值的。比如，各朝的末代皇帝不见得都是昏庸与无能，清朝的覆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列强、东方强权的凌厉攻势，而不仅是慈禧的个人因素所致。我想，“灾害学视野中的末代皇帝们”不失为一个有趣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