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王勇教授和广州中医药大学王伟教授团队在Medicine Plus上发表综述文章“Anthracycline-induced cardiotoxicity: emerging mechanisms and therapies”，该文从蒽环类药物诱导心脏毒性入手，探讨了其新兴致病机制及传统治疗策略的局限性，并提供了对新兴治疗策略的前沿见解，为临床实践和更为安全的药物研发提供了全新视角。

在癌症治疗领域，蒽环类药物如阿霉素一直是乳腺癌、白血病等癌症的元老级一线化疗药物。然而，其心脏毒性（Anthracycline-induced cardiotoxicity，AIC）却如同隐藏“杀手”，威胁着患者的心脏健康，成为癌症幸存者的主要致死病因之一。

传统观点认为，蒽环类药物通过DNA损伤和氧化应激等机制导致心脏毒性。但随着医学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对该类药物心脏毒性的致病机制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该综述对最新研究中的致病机制进行了系统总结，涉及线粒体功能障碍、铁死亡、心肌细胞衰老、遗传因素和表观遗传变化以及肠道菌群失调等。新型生物标志物如microRNAs和血液代谢组，以及人诱导多能干细胞衍生的心肌细胞（hiPSC-CM）在AIC的风险预测、机制探究和治疗方面均发挥着关键作用，为临床上的早期预警和精准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

图1 AIC新兴机制概要

针对AIC的传统治疗策略主要通过限制蒽环类药物的累积剂量、改变药物剂型（如使用脂质体阿霉素）以及联合使用心脏保护剂右雷佐生等方法，这些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心脏毒性，但仍有局限性。随着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新的治疗策略不断涌现，如纳米靶向技术、干细胞疗法、中医药的多靶点调控、远端缺血预处理等，这些新兴治疗策略各具特色，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创新性，更在实践中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和临床转化潜力。

图2 针对AIC的多种治疗策略

文章强调，蒽环类药物的心脏毒性防治发展已步入全新阶段，新兴机制与疗法不断涌现，为癌症幸存者带来了新的曙光。然而，从实验室到临床应用的道路上，仍面临成本高昂、伦理争议以及安全性不足等诸多挑战。未来，需要多学科协同攻克转化瓶颈，持续深入AIC防治研究，以期为患者带来实质性的健康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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