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
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角度出发，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和应对当今社会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SDG 研究的增长速度已超过了整体研究市场，目前 SDG 相关论文约占所有已发表研究的近 25%。但是，SDG 研究是否具有破圈的影响力？
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的一份新报告——《从出版物到政策：研究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探讨了 SDG 研究如何被引用在政策中。该报告涵盖了逾 1200 万份政策文件，为了解科学与现实决策之间的关系打开了新视角。本篇文章中，我们就报告中涉及的话题咨询了施普林格·自然首席科学官 Ritu Dhand，她表示这些结果着实令人鼓舞。
浏览报告《从出版物到政策：研究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
Q: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意义何在？有多少已发表研究与17个SDG中的任意一个相关？
SDG 针对的是我们面临的一些优先的全球性社会挑战，包括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可再生能源、环境保护、经济增长和社会不平等。在 2015 年发布 SDG 之前，所有这些都早已是活跃的学术研究领域。SDG 为研究人员、资助者、政策制定者和机构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框架，用以衡量研究进展、展示研究的现实影响力。近四分之一的已发表研究与 SDG 相关，并且这一领域的扩张速度比整体研究更快。事实上，2024 年发表了超过 120 万篇有助于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全球性社会挑战的论文——自 2000 年以来增长了约 1000%。
Q: SDG 研究是否比非 SDG 研究被使用和引用得更多？
是的，报告中我们自身的出版数据显示，SDG相关研究被使用、引用和下载得更多，尤其是开放获取（OA）研究。换句话说，SDG 研究展现出更高的学术影响力。这一趋势反映了 SDG 主题（如卫生、气候和社会发展）的全球相关性和紧迫性，这些主题吸引了大量的学术参与和关注。
施普林格·自然 SDG 研究和非 SDG 研究的平均研究影响力，基于比较 2024 年平均引用量、Altmetric 分值和下载量。
施普林格·自然的近期调研还表明，大多数研究人员希望在科研评价中纳入“公共利益”考量，即其工作对社会、经济或更广泛的全球性挑战的影响。
浏览《科研评估现状》白皮书，获取更多内容
Q: SDG 研究在学术界之外的影响力如何？
提到研究影响力，我们通常想到的是论文被引次数和期刊影响因子，然而，研究的优先衡量标准无疑是产生社会影响力并催生新政策。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呼吁科学为政策提供信息支撑并产出社会性成果，但迄今为止，关于已发表研究如何被政策实际采纳的证据较为有限。这份与 Overton 合作发表的报告《从出版物到政策》具有开创性意义，重点聚焦于研究成果如何被使用。
结果令人鼓舞！学术研究在 SDG 相关政策中被引用的频率高于在更宽泛的政策中，并且我们看到智库、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在弥合研究与政策之间的差距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研究要进入政策层面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有鉴于此，我们为我们的 SDG 期刊感到无比自豪，其超过 50% 的已发表论文直接对标一个或多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份新报告为了解科学与现实决策之间的关系打开了新视角。结果令人鼓舞：学术研究在SDG相关政策中被引用的频率高于在更宽泛的政策中。”
Q: 您提到，当 SDG 研究以开放获取方式发表时，它被使用、引用和下载得更多。能否详细阐述一下开放获取对于 SDG 的作用？
开放获取使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获取研究。开放获取可以保障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知识成果是可获取、可复用和可操作的，从而为联合国 2030 年议程提供支持。它消除了知识获取障碍，提升了可见度。
报告显示，SDG 相关研究更有可能以开放获取方式发表，并且开放获取论文更有可能被引用，其政策引用的平均数量也更高。我们的调研结果表明，采用开放获取方式发表时，SDG 研究在政策中的可见度和影响力被放大。
施普林格混合期刊上 OA 和非 OA 文章的政策引用情况。
Q: 报告发现其他编辑模式也影响 SDG 政策影响力。具体情况如何？
我刚刚谈到了开放获取的作用，但我们看到其他因素也在发挥作用。例如，包容性期刊对于推进实现 SDG 具有重要意义。如报告所示，在施普林格·自然期刊的 10 万篇论文样本中，包容性期刊论文被 SDG 政策引用的次数略多于可比的选择性期刊论文。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因为它表明，尽管选择性期刊在学术界被引用得更多，但它们在政策中未必更具影响力。
我们还看到，政策文件引用了很高比例的非原始研究内容，包括综述、通讯和新闻，这表明摘要和综合内容在政策制定中受到重视。
Q: 报告讨论了全球南方研究在政策中代表性不足的情况。问题是什么？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一问题？
确实，一个主要挑战是来自全球南方以及中低收入国家/地区的研究在政策中（甚至在其本土范围内）代表性不足。这些地区大多数与 SDG 相关的政策文件严重依赖来自高收入国家/地区的研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而南南知识交流仍然极少。
这种不平衡反映了种种结构性障碍，例如南方研究的可见度有限、语言隔阂以及全球出版系统中的系统性不平等。因此，政策往往缺乏与情境相关的证据，从而降低了其在解决当地重点事项和生活现实方面的有效性。
Q:施普林格·自然如何努力加强研究与政策在 SDG 方面的联系，并落实报告中的一些建议？
我们正在扩大开放获取出版、支持包容性期刊，并且针对政策制定者重视的内容（如综述）进行组稿，积极强化研究与政策的联系。
我们还投资于培训，增强地域代表性以放大全球南方研究的影响力，并与智库、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建立伙伴关系。
通过“科学促进可持续的未来”等系列活动倡议，施普林格·自然汇集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促进合作，确保循证科学可以助力决策，使之符合联合国 2030 年议程的要求。
Q: 从研究人员的角度来看，他们可以如何让自己的研究助力政策决策？
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关注可及性、包容性和相关性，来提高其工作成果影响政策的机会。
报告显示，开放获取显著加速并放大了政策影响力，与非开放获取论文相比，开放获取论文被更快也更频繁地引用在 SDG 相关政策中。包容性期刊在政策中的被引用率与选择性期刊相当甚至更高，这使其成为发挥影响力的宝贵途径。
政策制定者也更偏好经过整合且易于获取的形式，如综述、评论和摘要，而非冗长的原始研究。最后，与知识中介（如智库、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建立伙伴关系有助于弥合研究与决策之间的差距，确保证据被转化为可行的政策。
点击获取《从出版物到政策：研究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报告全文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SpringerNature科研服务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wap.sciencenet.cn/blog-3432244-1517477.html?mobile=1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