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主动医学、主动健康与被动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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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医学、主动健康与被动医学
段玉聪（Yucong Duan）
国际人工智能评价网络 DIKWP 标准化委员会（DIKWP-SC）
世界人工意识 CIC（WAC）
世界人工意识大会（WCAC）
（电子邮件：duanyucong@hotmail.com）
（1）前言
1.1 技术飞跃与社会矛盾
现代医学在过去百余年里经历了技术飞跃式的发展：从19世纪末期微生物学和传染病学的奠基，到20世纪上半叶青霉素等抗生素的问世，再到当代医学中高精度影像学（如MRI、CT、PET-CT）、基因测序（如全基因组测序、外显子测序等）与细胞免疫疗法（如CAR-T疗法）、微创机器人手术（如“达芬奇”手术系统），以及应用于辅助诊断和治疗决策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这些突破极大提升了对重大疾病（包括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免疫类疾病等）的诊断和治疗水平，让无数过去“不可治愈”或“难以管理”的病症得到显著改善或长期控制，也显著降低了全球范围内的疾病死亡率。
此外，公共卫生体系也得到强化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从20世纪中叶起，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防疫体系建设、饮用水净化和环境卫生工程等公共卫生措施成功遏制了绝大多数致命传染病的流行，极大地延长了人均预期寿命，并改善了总体健康状况。
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与医学科技的进步，传统的**被动医学模式（Passive Medicine）**在一些方面仍面临难以化解的矛盾和挑战：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发达国家或城市中心：拥有高度集中的医院与专家资源，往往出现“过度医疗”现象，如过度检查、过度用药、过度手术等；
欠发达地区或偏远农村：由于经济条件、交通基础、医疗配套设施与人员匮乏，使得部分患者甚至无法获得基础的诊断和治疗条件，导致“欠医疗”问题突出。
慢性病高发与老龄化
随着生活方式改变与社会老龄化加剧，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逐渐成为主要疾病负担；
传统的“救急—修复”式医学更擅长急性病或外科手术，却难以长程且系统地应对慢性病管理、康复、心理支持以及养老护理等需求。
医疗成本上升
新药研发、创新医疗设备和高端治疗手段往往费用高昂；
随着人们健康需求和期望的提高，加之人口老龄化对医疗资源的持续消耗，个人与公共医保都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
健康观念的转变
在现代社会，人们对健康的需求早已超越“治病救命”的范畴，更注重生活质量、心理健康、社会参与以及与环境的和谐共处；
单纯“以病为中心”的被动式医学难以完整满足这种更高层次、更多元化的健康需求。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突破“病后救治”**的传统范式，并将医学工作“前移”到更早、更广的维度，为个体和社会提供持续、系统的健康保障，已经成为医学界、公共卫生决策者以及全球健康治理机构共同面对的核心议题。
1.2 主动健康与主动医学的兴起
为应对上述挑战，许多学者与从业者从“预防、保健、健康管理”的角度出发，提出并实践了对被动医疗模式的外围改进思路——即主动健康（Active Health）。这股趋势在近些年迅速兴起，主要表现为：
普及自我监测和穿戴式设备
智能手机、智能手表、血压计、血糖仪等工具，让普通人可以随时随地监测自己的身体指标；
健康App通过算法和数据分析，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健康建议，比如设定运动目标、饮食规划等。
广泛的健康科普和社交网络支持
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平台上，各种健身、营养、心理咨询等主题的分享和讨论极为活跃；
戒烟运动、“健康体重”管理、老年慢病公益活动等在部分城市或社区推行，打破了医院和个人之间的“诊室壁垒”。
生活方式干预的推广
鼓励合理饮食（如地中海饮食、低碳水饮食等）、科学运动（力量训练、有氧运动、瑜伽、太极等）和健康心理管理；
社区中心或企事业单位提供健康讲座、心理辅导以及运动设施，使健康管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此基础之上，段玉聪教授提出了更全面、更高维度的“主动医学（Active Medicine）”理念。相对于强调个体行为改变与预防措施的“主动健康”，主动医学将眼光投向更宏观、更深入的哲学、伦理和科学基准，试图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宇宙”多重关系之中，从整体上界定“无病”的状态。它不仅关心身体指标的维系，更关心社会结构、生态环境、人机协同（碳基与硅基）进化等长远视角，为未来医学模式提供更系统的变革蓝图。
1.3 本文的目的与贡献
在诸多改革思路中，“被动医学—主动健康—主动医学”可谓是医学模式转型的一条典型演化脉络。本着梳理与比较三种理念的初衷，本文将聚焦于“主动医学”、“主动健康”以及“被动医学”这三者的内涵、起源与演进脉络，并对其相互关系进行系统剖析。具体来说：
理论层面
探讨从生物医学模型到结合哲学与伦理关照的主动医学之跨度；
比较三种模式在干预对象、理论高度、实践范畴上的差异与联系。
实践层面
针对三种医学模式在临床应用、公共卫生政策、医疗资源配置、个人健康管理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和挑战进行分析；
结合典型案例或最新研究进展，说明如何在现实中整合三者的优势。
未来前景
聚焦AI、大数据、物联网、人机协同技术等前沿动向，探讨主动医学在医工结合、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可能的变革潜力；
提出对政府部门、医疗机构、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健康管理者的启示与建议。
随着人机（碳基与硅基）协同演化的趋势加速，医学的形态、健康服务模式以及全球卫生治理都将面临深刻变革。“主动医学”所提出的整体观、长周期干预和伦理思考，或许能为建立一个真正“以生命整体需求”为导向的医疗生态提供重要支撑，也为人类文明在科技与自然相交汇的新时代中实现健康共生指明方向。
（2）三大概念的起源与基本内涵
2.1 被动医学（Passive Medicine）
2.1.1 核心特点
被动医学又被称为“病后医学”或“反应性医学”，是现代医疗体系中最常见、最基础的实践形态。其主要特征包括：
问题驱动
患者通常在出现明显症状或常规体检发现异常后，才进入医疗系统接受诊断与治疗；
医患关系多以“病症—医嘱—治疗方案”为核心，缺少对长期健康维护或心理/社会因素的系统考虑。
以疾病为中心
目标在于控制或消除现有病因、缓解病症，维持生命体征稳定；
医学研究和医院管理高度专业分科，以各类专科医院、专科门诊为核心，比如肿瘤科、心内科、骨科、神经科等。
依赖医疗资源与技术
包括药物、手术、医疗设备（CT、MRI、内镜等），以及医生的诊断与操作技能；
在救急、挽救重症患者上具备明显优势。
2.1.2 历史回顾
在20世纪，被动医学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抗生素革命：如青霉素、链霉素等，有效控制结核、肺炎、梅毒等严重传染病；
疫苗推广：天花、脊髓灰质炎等疾病几乎被彻底消灭；
外科技术与器官移植：阑尾炎等急腹症外科手术逐渐成熟，心脏移植、肾移植等高难度手术成功率提升；
公共卫生措施：下水道系统、安全饮用水工程、防疫隔离等社会公共卫生项目使得城市传染病大幅度减少。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被动医学的局限性逐渐显现：
过度医疗
在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患者及医疗机构常常过度依赖高价检查或新药新疗法，推高了医疗成本，也增加了患者的心理与经济负担。
欠医疗
在偏远或贫困地区，连最基本的医疗条件都得不到满足，常见病与慢性病更是缺乏早期干预，导致病情加重或丧失最佳治疗时机。
难以满足慢性病长期管理
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需要长期监测、生活方式指导、康复训练、心理辅导等综合干预，但被动医学模式往往局限于疾病发作期的处置，无力实现大范围、系统化的全周期管理。
2.1.3 面临的挑战
进入21世纪后，老龄化、慢性病、精神疾病与新发传染病等各种公共卫生问题叠加，使得过去以**“治病修复”**为中心的被动医学难以独力承担所有健康需求。再先进的医疗技术也无法仅凭“救急模式”来降低慢性病发病率、改善全人群生活质量；再完善的医院体系，也无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兼顾每一个人的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被动医学固然是现代医疗体系的“基石”，但在新的健康观念与社会需求面前，已需要更多的补充与升级。
2.2 主动健康（Active Health）
2.2.1 主要特征
**主动健康（Active Health）**是近年来在大众健康管理和公共卫生领域异军突起的概念，试图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监测和健康维护，将预防关口前置。其最突出的特点在于：
自我监测与保健
个人利用穿戴式设备（智能手表、心率带、睡眠监测仪）以及常见App（体重、热量摄入、步数统计）实时关注身体指标；
在早期出现异常苗头（如体重短期内明显上升、心率飙升、睡眠不足等）时，就可采取自我调整或线上咨询，减少对医院和医生的依赖。
生活方式干预
强调健康饮食、运动锻炼、压力管理、情绪调节等行为矫正，并通过社区或团体支持维持个人动力；
将心理健康纳入健康管理范畴，借助冥想、认知疗法、社交支持等方式预防和识别抑郁、焦虑等问题。
去医疗化倾向
积极发展“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减少大规模“住院—用药—康复”对医疗体系的冲击；
鼓励商业机构、社会组织乃至个人积极参与健康服务供给，如保健品、营养咨询、运动健身、心理咨询等，形成多元化市场。
2.2.2 应用与影响
早发现、早干预：通过普及健康体检、居家自测或可穿戴设备监控，降低慢性病和重大疾病在发现时已到中晚期的概率；
分流医疗资源：一些本可通过自我管理解决或减轻的问题不再过度挤占医院急诊或门诊资源；
健身经济与健康消费崛起：健康相关的产品与服务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App订阅、健身房会员、保健品、营养师咨询等。
然而，主动健康在普及中也遇到诸多现实问题：
评估标准不统一：各App和设备数据采集的准确度、算法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参差不齐；
商业化过度包装：部分保健食品或健身项目以夸大宣传吸引消费者，缺乏实证支持；
防治融通不足：当个人发现异常时，如何与正统医疗系统顺畅对接，形成完善的“早期干预—诊疗—康复”闭环，尚待改进。
2.2.3 与被动医学的互补
总体而言，主动健康为传统的被动医学模式增加了“预防与自我管理”的外延，使得“未病先防”不再只是口号。在医疗资源紧缺的时代，能减少大医院的负担，也能帮助个人更好地掌握健康主动权。然而，要实现对社会整体医疗模式的系统升级，仅靠个体或市场主导的主动健康还远远不够，亟须更宏观、更深层次的理论和制度支撑，这也成为段玉聪教授提出**“主动医学”**的必要背景。
2.3 主动医学（Active Medicine）
2.3.1 理论与哲学基础
主动医学（Active Medicine）由段玉聪教授提出，融合了东方“道-德-仁-义-礼”传统与西方斯宾诺莎“自然”理念，力图构建一个更高维度的“无病”基准，从而为医学模式的根本转型提供方法论和实践路线。其主要理论基础可概括如下：
整体性“无病”定位
在东方思想中，“天人合一”或“道法自然”强调个人、社会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斯宾诺莎则认为神即自然，一切个体都在同一实体下共同演化；
主动医学因此把健康视作多重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无病”状态，同时关注身心平衡与伦理和谐，打破单一生物学指标的局限。
形而上学与伦理学融入
主动医学不仅关心医学科学的精准和效率，还深度关注对“生命价值”“道德意义”“宇宙规律”的思考；
强调医疗及相关技术创新需以“与自然、社会的终极和谐”为原则，避免过度依赖或不当运用某些尖端技术而失衡。
医学前置与全生命周期
不再局限于疾病出现时的干预，而是涵盖从基因遗传、胎儿期发育、儿童青少年健康教育、中年预防到老年康养及临终关怀等全历程；
基于“无病”基准，可在每一阶段主动评估健康风险并干预，真正将治疗端与公共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支持网络融合。
群体与未来视角
关怀个人健康的同时，更将眼光投向社会整体、生态文明和跨世纪发展的维度；
随着AI、脑机接口等新技术的出现，人机（碳基与硅基）协同演化将成为新常态，主动医学需在这个新格局下提出符合伦理、可持续的健康规范。
2.3.2 实践范畴
要将主动医学理念落地，需要大范围的制度和社会改革，可能涉及：
制度与政策设计
建立“主动预防+全生命周期管理”为核心的公共卫生规划，加大对社区卫生服务、早期筛查项目的资金支持；
在医保制度上，对健康维持与疾病前期筛查给予更多报销或奖励机制。
跨学科融合
除了医药学，主动医学还需要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知识，以设计更全面的健康干预体系；
加强医学院校在通识教育和跨学科课程上的投入，培育具备系统思维和人文关怀的医疗人才。
数据与AI驱动
使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平台，实现个体与群体健康指标的实时监测和风险预测；
通过智能辅诊、智慧医疗等手段，将“早期识别—主动干预—动态追踪”串联起来，降低慢性病和重大疾病的漏诊率。
群体级健康管理
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如社区、学校、企业、养老机构等，整合医疗资源、社会服务、心理支持网络，让健康管理成为公共体系的一部分；
通过文化宣传与科普教育，将“主动医学”理念融入社会规范与生活方式之中。
2.3.3 与被动医学、主动健康的差异
与被动医学的差异
强调前移干预、预防为先，以对整体“无病”基准的追求替代“有病才治”；
关注的范围远超医院、手术和疾病修复，涵盖社会、生态、伦理等综合要素。
与主动健康的差异
不再局限于个人生活方式的自我管理，而是融入更高层次的制度设计和哲学思考；
无病的标准不是由个人喜好或市场需求主导，而是在“与自然、社会、宇宙和谐”这样一个形而上的理念下进行系统落实。
（3）关系分析：被动医学、主动健康与主动医学3.1 关注重点与干预时机
被动医学
关注重点：疾病诊断与治疗，挽救生命、减少痛苦；
干预时机：在疾病发生或体检发现异常后介入；医疗机构扮演核心枢纽角色。
主动健康
关注重点：个体或社区层面的日常保健、生活方式干预、风险预防；
干预时机：前置到疾病萌芽甚至更早阶段；依赖个人或市场驱动。
主动医学
关注重点：基于形而上“无病”框架，涵盖个体—社会—生态—宇宙间的多维度和谐；
干预时机：更全面的前移与覆盖全生命周期，在政策、环境、社区和个人各个层面多方联动。
3.2 理论高度与实践范畴
被动医学
理论高度：基于传统生物医学模型，注重病理学、药理学、手术等；
实践范畴：医院、医生、手术室、药房、急救体系等。
主动健康
理论高度：更多运用既有医学知识、公共卫生经验以及健康心理学；整体仍以市场和实践需求为导向，缺少完整哲学与伦理学根基；
实践范畴：个人App、穿戴式设备、健身机构、社区健康宣教，常见于商业与社会组织领域。
主动医学
理论高度：融合东方哲学、西方哲学、现代科技与社会伦理学，追求对“无病”状态的形而上学定义；
实践范畴：贯穿个体生命周期并牵涉公共卫生、医疗政策、社会教育、生态保护，以及人机协同伦理等“宏观层面”。
3.3 互补与承接关系
被动医学：现代医疗体系的“技术基座”，在抢救、外科治疗、重大疾病攻关方面不可或缺，但存在“等病上门”的固有局限；
主动健康：对被动医学的外围补充，利用个人自觉和健康产业来提前介入、减负医院、提高预防意识，然而其规模化和制度化尚存在瓶颈；
主动医学：在更高哲学与社会维度对前两者进行整合与提升，既保留了被动医学在病症应对上的强大技术实力，又吸收了主动健康对日常预防与保健的灵活机制，通过塑造“无病”基准，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范式转变。
简而言之，三者关系可概括为：
被动医学：基础（救治）
主动健康：补充（自我管理与预防）
主动医学：升级（哲学与制度层面的整体再造）
（4）主动医学视域下的实践挑战与前景
4.1 实践挑战
观念与制度障碍
医保与收费模式：目前主流的医疗付费多为“项目制”或“治疗结果付费”，缺乏对长期预防和主动干预的有效激励；
社会认知度不高：多数大众对“主动医学”背后的哲学、伦理内涵缺乏了解，医疗消费倾向仍以“有病赶紧治”为主。
多学科协同不足
医学教育：医学生主要学习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专业课程，而缺少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环境学等跨学科融合；
科研与合作：医院、公共卫生部门、社会组织、技术公司之间缺乏完善的沟通和利益共享机制，难以形成系统的“主动医学”落地模式。
技术与临床转化难度
大数据、AI、基因工程等技术虽潜力巨大，但在隐私保护、伦理审查、社会文化差异等方面都需谨慎平衡；
不同个体的遗传与环境多样性，使精准医疗或个性化干预的效果评价和标准化推广都面临复杂挑战。
4.2 未来前景
政策与体制改革
“以健康结果为导向”的医保支付：鼓励早期筛查、主动干预，减少对末端高成本治疗的依赖；
全民健康教育：将主动医学理念融入国民教育体系，提升健康素养与社会预防意识，形成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
人机协同与智能医学
可穿戴设备+AI：让个体健康数据更精准、更实时地被收集与分析，为主动医学干预提供即时决策支持；
机器人与远程医疗：在偏远地区或居家护理场景，为老年人、慢病患者提供长期、系统的康养服务，显著减少医疗资源浪费和分配不均。
国际合作与文化融合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或其他国际平台上，融合东西方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以建立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全球健康体系；
包括生态文明理念、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等在内，主动医学可与国际环保、扶贫、教育项目相结合，推进跨区域公共卫生与健康合作。
（5）关系总结与启示
被动医学
基于生物医学模式，强调“病后救治”，在尖端诊疗和急症方面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但面对慢性病大规模流行、老龄化社会和健康需求多元化，“等病上门”模式的局限日益显著。
主动健康
从个体和社区维度切入，依靠自我监测、生活方式干预与市场化健康服务，激发大众对预防和保健的积极性；
在提升健康意识、减少部分医疗负担方面效果可观，但缺乏统一标准和系统性体制支撑，难以在全社会范围彻底扭转“重治疗、轻预防”的格局。
主动医学
从哲学与伦理的高层次出发，对“健康”和“无病”作出整体化定义，融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宇宙的多重关系；
整合了被动医学的技术优势、主动健康的预防思维，并加入了制度改革、政策保障和跨学科协同的实践规划，为未来医学模式的全面升级奠定可能的方向。
三者之间并非对立，而是呈现出“基础—补充—升级”的互补格局；对医疗体系而言，需要综合运用三种模式，在抢救和治疗领域坚守被动医学的优势，同时积极发展主动健康，最终在更高的宏观层次引入主动医学的整体观与前瞻性思维。
对于政府部门和医疗从业者而言，合理调配资源、完善医保和公共卫生体系、普及健康教育、支持跨学科研究，才能让三种模式的协同效应最大化；对于个人与家庭而言，认知并践行主动健康与主动医学的要旨，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培养更健康、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并通过社会参与和文化建设，推动全社会的健康升级。
表1：三大医学模式的关键特征对比
| 维度 | 被动医学 (Passive Medicine) | 主动健康 (Active Health) | 主动医学 (Active Medicine) |
|---|---|---|---|
| 核心理念 | 以“病后救治”为核心，强调在出现明显疾病或病理指标异常后进行诊断与治疗 | 以“早发现、早干预、早管理”为核心，关注个体或社区层面的生活方式干预与自我监测 | 以构建“无病”基准为核心，立足哲学、伦理和科学视角，追求人与自然、社会、宇宙多维和谐 |
| 干预时机 | 疾病发生、体检发现异常或患者出现明显症状时才介入 | 提前到疾病萌芽或无症状阶段，主要依赖个人意愿与健康管理技术 | 涵盖全生命周期，从基因与胎儿期到老年康养，强调多层面、多阶段的主动监测与干预 |
| 关注重点 | 以疾病为中心，主要目标是控制病因、缓解症状、挽救生命 | 以个人日常健康维护为核心，注重行为干预、保健、风险识别和早期管理 | 以形而上“无病”状态为基准，强调身体、心理、社会、环境与伦理的综合平衡，涵盖个人、群体与生态等多重关系 |
| 主要手段 | 药物治疗、手术、专业医疗设备、急救与住院等，医生在诊断与决策环节发挥主导作用 | 穿戴式设备、健康App、保健品、健身与营养咨询、社区健康宣教等，更多由市场和个人需求驱动 | 依托政府与公共卫生政策、跨学科团队、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平台，辅以医疗制度改革和社会文化建设，构建全方位主动干预体系 |
| 理论高度 | 基于生物医学模型，聚焦病理学、药理学、手术与急救等专业技术 | 借助已有公共卫生和健康心理学经验，强调个人行为与市场化健康服务，缺乏系统哲学或伦理学框架 | 融合东方哲学（“道-德-仁-义-礼”）、西方哲学（斯宾诺莎“自然”）与现代科技、社会伦理学，试图在更高维度为医学模式提供整体性解释与规范 |
| 优点 | 在外科手术、重症救治和病理诊断领域技术成熟，能有效应对急性病和严重病例，具有专业化与科学化优势 | 强调个体自主性和预防意识，提升大众健康素养，能够减轻部分医疗资源压力，适用于慢性病早期管理或轻症干预 | 强调系统性与前瞻性，兼容被动医学技术成果和主动健康的预防理念，能在更宏观的公共卫生、生态与人机协同层面提供整合方案，追求更深层次的“无病”境界 |
| 局限或挑战 | “等病上门”模式下，无法有效应对慢性病与老龄化需求；易出现过度或欠医疗；医疗费用高，资源分配不均 | 商业化过度包装与评估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较突出；与临床诊断和治疗体系衔接不足；主要停留在个体和市场层面，尚无宏观制度保障 | 对现行医保、医疗体制和社会制度的要求较高，需要多学科和社会各方协同；高层次的“无病”理念推广难度大；如何在大规模应用中平衡伦理与隐私保护仍需探索 |
| 主要服务主体及场所 | 大型医院、专科诊所、急救中心、重症监护室；医生、护士及专业医护团队在诊疗过程起决定性作用 | 个人、社区、互联网平台、健身房、保健品企业；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积极参与，通过科普和智能监测提高健康自我管理 | 政府卫生部门、跨学科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大数据与AI平台联合实施；将公共卫生政策、医疗制度改革、环境治理与社会文化变革结合，实现从个体到全社会的主动医疗干预 |
表2：三种模式的关系定位与互补
| 指标 | 被动医学 | 主动健康 | 主动医学 |
|---|---|---|---|
| 关系定位 | 现行医疗体系的基础与主流，集中在治疗与急救等方面 | 对被动医学的外围改进与补充，在个人和社区层面提前介入 | 在更高维度对前两者进行整合与升级，从制度、理念、伦理多角度建立全方位“无病”基准 |
| 互补性 | 提供专业化疾病救治，擅长紧急情况和复杂手术；但慢性病和预防管理相对不足 | 填补日常保健与预防空白，推动社会对健康的关注；但缺乏宏观政策与系统化框架 | 将被动医学的专业技术与主动健康的预防理念相结合，形成人—社会—生态联动的大健康生态体系 |
| 服务重点 | 病理诊断、药物或手术治疗，改善急性和重症患者病情 | 个人自我管理、行为调整、早期风险识别，减少对医院的过度依赖 | 覆盖全生命周期与各层级（个体、社区、公共卫生、生态），在宏观层面协调资源并建立长期干预机制 |
| 可能的协同路径 | 继续完善临床技术和急救能力；与主动健康/主动医学对接，分享病例数据和专科资源 | 与医院及临床机构建立转诊或合作模式；与社会组织协力推动健康教育和标准化服务 | 通过政策与法律将主动健康纳入公共卫生框架；呼应被动医学在重症救治方面的优势，形成全链条预防–诊治–康复闭环 |
| 面向人群 | 需要手术、住院、特殊治疗的患者，如急性病或严重创伤及病症 | 普通大众、慢性病早期或亚健康人群，对健康管理有一定需求与自主意愿 | 全部人群：从高风险基因人群到一般人群；兼顾特殊群体，如老人、孕妇、慢性病患者，并关注生态和人机未来协同演化 |
| 未来演进趋势 | 与精准医学、AI诊断手段结合；在急救与专科领域持续突破 | 与智能设备、大数据平台更深度整合，形成专业化健康管理服务；推动商业化和政府监管平衡 | 借助AI、大数据及跨学科协同深入实践“无病”基准，促进医疗体制改革、社会健康教育和生态保护，为人机协同提供新范式 |
表3：主动医学视域下的主要挑战与应对方向
| 方面 | 主要挑战 | 应对方向 |
|---|---|---|
| 观念与制度 | 大众对“无病”高维度理念缺乏深层理解，医保付费以治疗为导向缺乏预防激励；传统医疗思维难以转变 | 政府应积极开展医疗付费模式改革，以健康结果为导向；加强主动医学理念科普，通过全民健康教育和媒体宣传提升社会认知度 |
| 多学科协同 | 医学教育主要偏向专业分科，缺乏哲学、社会学、生态学等跨学科背景；政策、技术部门及医院间整合不足，难以形成系统化的落地方案 | 在医学院开设跨学科课程，培养具备综合思维的医疗人才；设立多学科联合研究中心，汇集医学、哲学、环境学、AI等领域专家，推动“主动医学”核心课题研究 |
| 技术与转化 | 大数据、基因工程及AI应用的隐私与伦理风险；个人差异性大，标准化和规模化实施困难；实际临床场景中，检测与干预措施难以做到完全主动化 | 完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法规；建立涵盖个性化与群体共性相结合的标准化流程；在医疗机构与社会服务机构进行试点项目，以循证医学的方法积累证据和经验，并定期修正技术与干预方案 |
| 社会文化差异 | 社会经济、文化信仰、宗教背景和教育水平的差异导致对主动医学的接受度不一；欠发达地区缺乏必要的技术与资金支持 | 在国际合作与全球卫生框架下整合资源，结合本土文化与社会实践；对经济落后地区提供技术、设备与人员援助，开发简易可行的主动医学方案；鼓励区域间信息与经验交流，为跨文化推广积极积累可行模式 |
| 人机协同 | 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远程医疗等技术迭代速度快，社会对机器决策与自动诊断的接受度存在顾虑；技术鸿沟导致一些群体无法享受先进医疗；如何在自主与依赖间找到平衡尚需深入探讨 | 制定AI医疗的伦理法规与安全标准；缩小数字鸿沟，为偏远地区和弱势人群提供数字化基础设施；强调医学决策以人为本，利用智能算法辅助而非替代医者的终极责任，并在“主动医学”框架下探索人与AI共生共赢的新范式 |
表4：总结与启示
| 要素 | 被动医学 | 主动健康 | 主动医学 |
|---|---|---|---|
| 干预场景 | 医院门诊、急救、重症及手术室，主流医疗秩序基本依赖这一模式提供疾病诊疗服务 | 个人或社区日常保健、轻症管理、慢性病早期预防，依靠市场化的健康服务和自主行为 | 全生命周期和全社会覆盖，涵盖从基因、胎儿到老年康养乃至生态和人工智能等更宏观层面，强调多学科融合和社会政策支持 |
| 服务重心 | 控制症状、治疗疾病、抢救生命，在改善急性和重症患者病情上有显著成效 | 倡导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利用技术工具做实时监测和早期干预，以预防或减缓病情发生 | 构建宏观“无病”基准，既包含身体健康与预防，也纳入社会、环境、伦理等要素，为改变整体医疗生态和公共卫生体系提供上位理念 |
| 适用人群 | 任何患有明确病症或面临手术需要的患者，包括急诊和慢性病中晚期患者 | 广大普通大众，尤其适合慢性病高风险人群和亚健康人群，以及关注日常健康维护的人 | 所有人，既包含一般人群，也适合高风险基因人群和慢性病早期干预者，更能通过宏观设计惠及社会弱势及生态环境 |
| 资源需求 | 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备，数量充足且高素质的医护人员，大型医院及相关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 智能监测设备、健康APP或平台、社会性健身与营养机构，以及个人的健康意识与付费意愿 | 公共卫生政策与财政支持、多学科研究机构、大数据平台、AI技术和生态管理部门，形成全方位、跨领域的系统保障 |
| 发展前景 | 继续在高难度外科、精确诊断、精准医学等领域深化，但难以单独解决慢性病浪潮与老龄化社会的长期健康需求 | 可与现代科技深度结合，提供多样化个性化健康服务，但需面对商业化过度、评估标准缺失以及和临床体系衔接不足的难题 | 融合被动医学与主动健康优势，通过政策法规、公共认知与技术创新推动变革，实现从个体到社会与自然多维度的前移干预，或成为未来医学领域范式变迁的重要指引 |
| 对社会及个人的启示 | 保持并发展诊疗技术优势，但要关注“过度医疗”和“欠医疗”并存问题，寻求与健康预防体系、社会力量的协同 | 科技+市场+个人意识可部分缓解医疗体系压力，但需要制度化支撑和专业指导，形成与主流医学互补的良性生态 | 需在更高哲学与伦理层面重新定义“健康”，并切实落地于公共卫生政策、医疗制度改革和跨学科应用，确保医学技术发展与社会及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
| 最终目标 | 将疾病和伤痛对个体的损害降到最低，提升临床治愈率与抢救成功率。 | 让个人和社区养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疾病发生率与对医院的过度依赖。 | 整体化地构建人-社会-生态的多重和谐“无病”状态，为人类文明走向可持续健康和智慧进化奠定更高维度的理念和行动框架。 |
（6）相关工作
6.1. 全球卫生治理与慢性病挑战6.1.1 疾病谱转变与治理困境自20世纪中后期起，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急性传染病死亡率明显下降，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CDs）的比重则不断上升(1)(2)。这一趋势可从两个重要报告中得以验证：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世界卫生统计2021》(1)汇总了全球范围内健康指标和关键疾病数据，指出心血管疾病、癌症和慢性呼吸道疾病等慢性病成为全球主要死因；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 2019）(2)则通过对各国人群发病率、死亡率和致残率的量化分析，进一步揭示了NCDs在不同地区和年龄段的严重程度及趋势。这类疾病往往与人口老龄化、城市化、生活方式改变密切相关，并在资源分配不均和公共卫生投入不足的环境中凸显其负担。
然而，面对慢性病浪潮，现行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仍存在结构性困境：
Frenk和Moon（2013）(3) 在探讨全球卫生治理模式时强调，多数国家缺乏稳定且系统的政策与资源协调机制，导致医疗资源在地区间或不同社会阶层间严重不平衡。
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出现时，如新发传染病或全球疫情，易出现应急性、碎片化的应对方式。Wang等人（2020）(9)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案例指出，早期检测与快速干预对于阻断病毒传播十分关键，但许多地区并未建立足够有效的综合公共卫生与临床联动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各项研究反复强调公共卫生体系和初级保健（Primary Care）的关键作用。
Starfield等人（2005）(4) 提出，若能在社区层面提供持续、综合、可及的初级保健服务，将显著减少专科医疗及住院治疗的负担，提高健康体系整体效率。
WHO《2013–2020年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10) 强调，通过发展初级保健、开展全民健康教育及早期风险筛查，可以有效干预慢性病的发生与进展。
这一思路与Wang等人（2019）(11) 在区域性医疗资源分配研究中的发现相呼应：当基层体系薄弱时，民众往往涌向高等级医院，导致“过度医疗”与“欠医疗”并存。
总之，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若要有效管理慢性病并兼顾传染病防控，就需兼顾多层级医疗服务的联动，构建强化初级保健与社区预防的公共卫生体系。
6.2. 社会与经济因素对健康模式的影响6.2.1 社会决定因素与健康不平等传统医学研究多关注疾病本身的病理机制，但多项学术成果显示，健康还深受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
Marmot和Wilkinson（2006）(5)所编著的《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系统论述了受教育水平、就业状况、收入分配、公共设施等社会条件与群体健康之间的关联，如收入差距过大往往会带来健康不平等加剧。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或地区，资源优势集中于大城市或重点医院，造成“过度医疗”现象；而在欠发达或偏远地区则面临“基础医疗不足”的困局(Eggleston et al., 2008(8); Chen et al., 2019(17))。这种不平衡导致“被动医学”无法全面覆盖，需要一种更具社会学与人文关怀视角的医疗模式去弥补。
社会经济因素之外，个体与群体的健康行为也发挥关键作用。
Jonas等人（2019）(6)在《Lifestyle Medicine》中指出，通过饮食干预、运动习惯塑造、心理行为管理等方式，不仅能有效预防慢性病，还可改善已患病者的生活质量。
Wagner（1998）(12)提出的慢性病综合管理模式，则进一步细化了如何在临床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社区教育等方面有机结合，以实现防治一体化。
在护理层面，Salmond和Echevarria（2017）(7) 强调，随着医疗模式从“被动式”转向“主动式”，护理工作者不再局限于执行医嘱或提供治疗护理，也要积极参与健康教育、疾病预防和病人康复指导，这对于慢病和老年化社会非常重要。
综上，社会经济结构和个体生活方式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健康的复杂生态，需要多层面干预才能达成长期且大规模的改善效果。
6.3.3. 从被动医学到主动健康：模式转型的路径3.1 传统被动医学及其局限以“病后救治”为特征的被动医学（Passive Medicine）在20世纪取得辉煌成就：抗生素、疫苗、手术技术等都大幅延长了人均寿命(13)(14)。然而，进入21世纪后，其局限日益凸显：
Spence（2012）(16) 针对过度医疗问题直言不讳：在一些高收入地区，盲目的高精度检查与过度诊断日益常见，不仅推升医疗支出，也给患者带来过多无益的干预；
Emanuel和Emanuel（1992）(18) 透过医患关系视角剖析了被动医学模式，认为其高度依赖医生对治疗的单方面决策，忽视了患者自我管理和内在需求；
另外，Chen等人（2019）(17) 和 Eggleston等人（2008）(8) 从中国医疗体制特点出发，指出大医院人满为患与贫困地区医疗匮乏的同时存在，形成“过度与欠医疗”并发的格局。
这些问题在慢性病管理中表现尤为突出：慢病常需终身监测与生活方式干预，单靠“出现病状才干预”的惯性思维无法奏效。因此，主动介入的健康观念逐渐兴起。
6.3.2 主动健康：个体与社区层面的先行探索面对被动医学难以全面覆盖的预防与长期护理需求，“主动健康”（Active Health）开始受到关注。其重点在于：
自我监测与早期干预：智能设备与健康App普及帮助人们在日常中测量基础体征，提前发现风险苗头(Jonas et al., 2019(6); Wang et al., 2020(9))；
生活方式干预：通过营养咨询、健身指导、戒烟限酒以及心理疏导等手段减少疾病发生或恶化；
社区与社会参与：社区层面开展健康宣教活动、公共健身项目等，动员更多资源用于健康防护(Eggleston et al., 2008(8))。
然而，这种基于个体或社区的主动健康在规模化推进中仍存在明显不足：
缺乏统一标准及规范：商业保健品与健身服务鱼龙混杂，民众难以获得系统且科学的干预方案；
与临床资源衔接不足：一旦在自主监测中发现异常，如何高效进入医疗体系进行诊断与专业治疗，尚待完善；
过度商业化：健康管理市场化后，部分机构或产品以牟利为主，可能出现不必要的反复检测与检测结果误导。
为突破“主动健康”局限，学者们开始尝试更高层面的理念整合，即“主动医学”（Active Medicine）。该概念不再仅局限于个体生活方式与保健，而是在生物—心理—社会—环境—伦理的多重视角中重新定义“无病”与“健康”。
Engel（1977）(13) 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可视为这一演进的早期理论基础；
Jonas和Chez（2004）(14) 进一步阐明了整体医学与心身医学思想，强调医疗环境、护理文化对患者康复的促进作用，与主动医学追求的“整体和谐”理念相吻合；
此外，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Kleinman（1980）(35) 指出，疾病并不仅是生物学现象，还与患者所在文化中的价值观和解释体系紧密相关。主动医学需要整合这些多元文化因素。
要实现主动医学落地，需要在制度、数据及跨学科领域进行突破：
宏观制度与政策：
Hofmarcher等人（2007）(19) 强调国家层面若能整合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资源，能有效提升整体健康效率；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2019）(15) 则从社会照护的角度出发，呼吁将社区支持、社会安全网纳入常规医疗服务流程，体现出主动医学中前移式、多维度干预的特点。
数据与科技支持：
Muddyman等人（2016）(21) 和 Zheng等人（2021）(23) 分别探讨了基因数据共享与大数据在药物警戒中的应用，这些技术手段能够显著增强疾病监测、风险预测与个性化干预的精准度；
与之相对应，如何在保障隐私与伦理原则的前提下开展数据采集与分析，需要借鉴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2013）(27) 的《赫尔辛基宣言》等伦理准则，以免技术滥用或引发社会争议。
跨学科合作：
生态维度上，Brundtland（1987）(32)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以及Kickbusch和Gleicher（2012）(33) 的健康治理研究表明，若将环境、经济、社会三者纳入健康策略，将更有利于形成“生态文明”下的全面健康保障；
在医学教育及科研层面，需要融合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人才，共同设计和评估主动医学实践(Gawande, 2010(38); Cawston, 2018(31))。
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有着深层的互动关系：
Brundtland（1987）(32) 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指出，不合理的资源利用与环境破坏不仅会损害经济发展，也会侵蚀人民的健康基础；
Kickbusch和Gleicher（2012）(33) 提倡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呼应主动医学在宏观层面将社会、经济、生态等要素综合考虑的思路；
对于中低收入国家，Peters等人（2008）(37) 阐明了贫困与“欠医疗”之间的相互强化机制，显示若不提升经济与教育水平，仅凭传统“被动医疗”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健康状况。
临床和学术界也愈发重视人文、伦理与科技的结合，以实现医疗模式的根本升级：
Gawande（2014）(24) 在其著作《Being Mortal》中，透过真实病例探讨了安宁疗护与临终关怀领域，展现传统被动医学忽略患者尊严与生活质量的尴尬，也为主动医学强调的“全生命周期”干预及人文关怀提供了借鉴；
Berwick等人（2008）(40) 关于“三重目标”（改善医疗体验、改善群体健康、降低成本）的提出，与主动医学想要达成的“人—社会—生态多维和谐”在目的上存在内在共通，都兼顾宏观效率与个体感受；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远程医疗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人机协同的趋势不可逆转(9)(23)。主动医学需在此背景下制定适当的伦理与安全框架，避免技术过度依赖或对弱势群体加剧不平等。
基于上述文献综述可以看出，现行的被动医学模式在20世纪的传染病及急性病防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对于如今慢性病与公共卫生多重压力则显得力不从心。主动健康强调通过个体与社区层面的自我管理和早期干预，填补了被动医学在预防与健康教育上的空白；但其在规模化、标准化和与临床体系衔接等方面仍存不足，且易受到商业化与缺乏监管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主动医学作为一种更高维度、更宏观的健康观念逐渐成形，主张将“无病”视为人—社会—生态的多重和谐状态，并将前沿科技、社会政策改革和哲学伦理思考融合在一起。具体而言：
制度创新与社会共建：推动国家或区域层面的医保支付改革、公共卫生联动机制、社会组织参与，使主动干预理念不仅停留在个体，更能贯穿公共政策与医疗制度。
多学科教育与研究：在医学院、研究机构、医疗机构中加强医学与哲学、社会学、环境学、经济学、人工智能等的跨学科培养与合作。
大数据与智能医疗：利用AI、可穿戴设备、基因组学和云计算构建实时监测与风险预测系统，同时注重数据隐私与伦理审查，确保技术红利惠及更多人群。
全球合作与适应性实践：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文化与经济条件，需结合各自国情灵活探索，如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组织或跨区域联盟的支持下互通经验，以应对多样化的健康挑战。
展望未来，随着老龄化加剧、生态环境压力增大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频繁出现，医学模式的改进将愈发迫切。被动医学—主动健康—主动医学这三重阶段并非互相割裂，而是可以并行互补：
被动医学继续在急重症、重大手术、专科诊治中发挥核心技术支撑；
主动健康在日常保健、社区干预、早期监测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主动医学则从形而上理念和宏观制度层面进行统合与升级，为构建面向社会整体和未来发展的全维度“无病”生态提供指南。
若能平衡好人文价值与科技创新，实现多方治理和教育普及，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主动医学所勾画的“人与自然—社会—宇宙多重和谐”的健康理想将更加清晰地呈现，为人类迈向更可持续、更包容的医疗与健康发展之路提供有力支撑。
（7）结语
纵观人类医学发展史，“诊断—治疗”曾是最主要的焦点，被动医学在20世纪的辉煌成果也验证了这一传统路径的巨大价值。然而，时代变迁与社会诉求的多元化，正在倒逼医学模式走向转型与革新。“主动健康”代表了在个人和社区层面提前介入、加强预防与保健的努力，为大医院减轻诊疗压力，并让更多人树立“先防胜于后治”的健康意识。然而，要真正突破“过度医疗”与“欠医疗”的两极困局，**“主动医学”**的出现成为一次更深层次的引领：它对医学从哲学高度、伦理深度和系统广度展开了全新想象——既不局限于简单的自我管理，也不止于对现有医学技术的补充改良，而是以“无病”为最高诉求，将个体、群体、社会、生态、人机协同等多重要素统一纳入医学考量。
在医疗科技继续高速发展的未来，随着人工智能、5G/6G网络、可穿戴设备、脑机接口等新兴技术与主动医学理念的深入融合，人类很可能迎来一次意义深远的医疗与健康范式转变。届时，“被动医学—主动健康—主动医学”三者或将并行不悖地发挥各自优势：被动医学继续在急重症和高精尖外科治疗上护航生命，主动健康为个体和社区提供强有力的“健康自主管理”平台，而主动医学则在社会、政策、伦理和文化层面展开更宏阔、更长远的整体性布局。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从单一治病到全维度健康”的跨越，为人类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可持续、面向未来的健康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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