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记（第二章 府西街小学）
20世纪60年，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复杂性与转折性的历史时期。在经过“三年自然灾害”---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对于我个人而言，它是我的小学阶段，也是我的“社会大学”的序幕。在那个风雷激荡、狂飙突进的年代，我居住在三山街附近的江苏省商业厅宿舍大院，在“熙南里”上小学（1963-1969年），懵懂少年卷进革命、造反的漩涡。
跨区上学
我们大院有一条小路直接通往中华路（152号）上，或者从江苏省商业厅后门进入，从前门出来就是三山街。
三山街是无山、无街的片区，包含了多条街巷。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直到现在，中华路与建康路交汇处方圆几里的都泛称为“三山街”。 三山街北接新街口，东连夫子庙，南邻中华门，西通水西门，可谓“六朝古都”核心的中心地段。住在这里，可领风气之先，品时尚之味，发思古之情，享都市之便。我因为曾住过三山街十多年而颇有几分自豪。
我的小学是府西街小学，它是一所有着逾百年办学历史的老牌学校，其历史可追溯到1903年的私立思益学堂。1927年,学校由南京市政府组建为"首都中区实验学校"。1933年中学和小学二部分开，同年小学更名为“南京市府西街小学”沿用至今。
府西街小学原位于南京著名晚清民居“九十九间半”的“甘熙故居”旁的熙南里，因中山南路道路拓宽，现在已经整体平移到中山南路360-1号，大门由原来的坐北朝南变成坐东朝西，与南京一中由原来的“并排”改为“隔路相望”。熙南里，一个新近打造的“金陵历史文化风尚街区”， 已经成为热门打卡地。它立足于保护传统历史风貌、街巷肌理和建筑空间，成为集旅游、文化、商业等多种功能有机结合的综合体验区。老城南是南京文化的发源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沉淀，积淀下了丰厚的文化底蕴。
当时，南京市府西街小学原隶属于建邺区的学校，而且是那一片的中心学校。无论是去过还是现在，小学通常不允许跨区就读。府西街小学主要招收附近建邺区管辖居民的适龄学生，不知什么原因，我们那届却是较大面积地跨区招生。
我家的住所在白下区的江苏省商业厅宿舍大院（大砂珠巷13号），在老城南城隍庙附近，一条很出名的小巷。那里住着近百户人家，前后三座十分洋气的公寓排楼，前苏联风格。每座都有三个门洞，每个门洞都有遮雨廊，很适合玩躲猫猫。
与建邺区接壤，不仅有江苏省商业厅宿舍（现省交通厅），还包括中华路两侧以及锦绣坊、慧园街等的住户，都被纳入了府西街小学的施教区。
我的前几届或后几届学生都在白下区砂珠巷小学就读，唯独我们这一届被划到建邺区上小学。我们上学要路过砂珠巷小学，才能到府西街小学。从大砂珠巷向南走到府西街，向东拐弯走几步到南京一中，向西拐弯走几步到府西街小学，都在府西街这条路上。
我现在还依稀记得，学校周边的环境似乎不是“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的建筑风格。蜿蜒曲折的小巷很多，有平事街、马巷、大板巷、绒庄街。巷子里水井，夏天直接打上来冰镇西瓜，或者打一桶水冲凉，既不要钱，又舒服凉爽。
有时，我放学走另一条路，不走直角的两直角边，而是走直角的斜边，就要路过“甘家大院”，原名甘熙宅第，是南京现存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私人民宅。这座宅第由四组穿堂式古建筑群组成，建于清朝嘉靖年间，占地面积超过9500平方米。它融合了江南与北方建筑风格的独特建筑。整个院落的房屋规整，通道简洁，竹子藤蔓主要用于装饰。假山亭台组成的小花园，是中国古典园林设计的典型元素，淳朴典雅。当时我不知道这个名称 ，只是觉得住了很多人家，十分拥挤，有点像“七十二家房客”。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大杂院里有一座假山，放学后我经常在假山上攀爬游玩。
我的小学同学另一半是建邺区的学生，主要住在大板巷、平事街、南捕厅一带。后来由于熙南里建设，他们大多数都拆迁到百水芊城安置经济适用房，这个南京市新建小区中最大的社区。我的这些同学世代是老城南，他们的南京城南文化色彩比较浓厚，正宗纯粹，以至于很多年后有关南京方言与民俗的问题，我仍然向他们请教与咨询。一条条狭窄的巷子，高低不平的石板路。沿途人家高悬晾晒洗过的衣裤，墙角、门旁摆放着马桶、尿壶等待被集中收走的粪便。在一排排木板拼接门板里面，“前店后家”，“楼下店、楼上家”，门面是做手工制品的商铺或车间，后面与楼上是住家。现在黛瓦、粉壁、马头墙随处可见，配以砖雕、木雕、石雕装饰，或许是民国时期的繁荣景象，与我实际生活、学习过的环境几乎是两个世界。我所见的只是经过“公私合营”“三反五法”等多次运动之后，仅存的一点点手工业作坊的气息。异域风情的酒吧，颇具特色的古玩店、生活馆，断然是没有的。现在的“打造”，“复原”的只是经过“打扮”与“伪造”的规划师、设计师心中的理想，但绝不是现在这种粉饰出的铜臭。
两位老师
1963年入学后，我接触到的第一老师是赵家筠，她是班主任，又是语文老师。她当时大约20多岁，和蔼可亲，循循善诱，脸上有一点雀斑，但是十分慈祥，像母亲一般关爱每一个学生，诱发了我们对学校生活的热爱。1965年，赵老师因为怀孕，调离到距家较近的石鼓路小学。我的美好的小学生活从此就基本结束了。
在府西街小学的一件事，现在还铭心刻骨。1964年，南京外国语学校第一次从小学二年级学生招收新生。每个班选两名同学参加考试，一男一女。我当时是班长，自以为学习成绩很好，肯定可以参加选拔考试，结果没有我。我去问班主任赵老师，她说舍不得让我走，我完全不能理解。
30年后，1994年我儿子上小学第一次期中考试，老师要求家长在学校门口等候，考试结束后领孩子回家吃中饭。当时，平常上课期间，琅琊路小学是提供中饭的（正是这个主要原因，我们才选择它就读）。我就骑车向南一路闲逛，刚好来到石鼓路小学，拜访了赵老师。这时她才告诉我，我的家庭政治条件与被选上两位同学（男女同学都是我们省商业厅宿舍大院的）略差一点。我母亲不是党员，以当年的立场，政治上有点瑕疵。没有允许去考外语学校，主要是被剥夺了报考资格，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当然，文革后，所有上学的资格与权利都被剥夺了，那就像Q那样坦然了。
与赵老师的处事风格截然不同的是隔壁班的杨老师，一位年纪40多岁，十分严厉，或许也有一点粗暴。她经常对“调皮捣蛋”的学生，大声呵斥，甚至体罚，整节课让他们在门外罚站。当时，我也很怕她，不过我还是直接问过她，为什么这么做？她告诉我，她是“恨铁不成钢”，这些学生严重影响了教学秩序与教学环境，不这样，正常的教学没有办法继续。她还补了一句：“如果都想像你这么听话，那我何必要要体罚他们呐？”殊不知，我也因为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修改作业（我做的确实是对的），结果被老师赶出教室，在升州路上流浪了一整天，大部分时间在一个废品收购站看了大半天旧书。
伴随着红色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杨老师第一个被“选中”，没有鲜花簇拥，没有欢送人群，没有雷鸣般掌声，悄无声息离开了她热爱的学校与故乡。我冒着极大的风险与别人的白眼去送行，在水西门外的渡口，附近弥漫着屠宰牛羊的味道以及到处可见的晾晒的牛羊皮，这里应该是很多回民居住的地方，鸭子店与牛肉锅贴店处处可见。在一走几抖的跳板上，我帮她搬行李，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悲凉，觉得她可以解脱了。不知杨老师下乡后如何？她是我在小学阶段十分敬重的老师，没有之一！
两位同学
小学里，两位略比我年长的同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丰富了我的见闻。
一位是男同学。王勃，对，就是那位写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名句的天才诗人，有长篇辞赋《滕王阁序》流传于世的唐代文学家同名同姓。
在我们同学中，王勃是知识分子气质最重的一个，白面书生，很早就带一副厚厚的眼镜，远比我的同学们广见博闻。或许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显然比我们这种“白丁”家庭见多识广。
我曾去过他家（在张府园），印象特别深刻是墙壁上糊的报纸居然是《光明日报》！还是“文学遗产”那一版。这与一般家庭很是不同，当时干部家庭应该读《新华日报》《人民日报》，极少数还是《参考消息》。工人家庭几乎都是形形色色的纸张。我估计王勃的父亲应该是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还应该是比较高级的知识分子，否则不会去订阅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后来，我才道他父亲是南京聋哑学校学校的校长，五七年被定成“右派”。虽然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地富反坏右”的“右”，但在我们这些革命家庭出身的孩子看来，才是书香门第、家学渊源。但是，王勃好像不太受家庭的影响，每天还是乐呵呵地上学、放学，没有“四类分子”子女的卑贱与恐惧。
王勃有一副很好的嗓子，经常哼“样板戏”的唱段，偶尔也吟诵一些外国歌曲。他有一本翻烂的《外国名歌200首》，这袖珍本收录了世界各地的200多首电影插曲、民歌和流行歌曲，有苏联、南斯拉夫、印度尼西亚的，也有意大利、德国、巴西等国家的，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等苏联歌曲在当时非常风靡，王勃都会哼唱。
小学毕业后，我们上了不同的中学。中学毕业后，我们各奔东西，都在社会最底层打拼，开始了渐行渐远的生活道路。王勃进入了当时算是很不错的单位---南京港务局，一直到后来的大件运输公司担任中层管理干部。我被迫上山下乡，成为同学们“鄙视链”的末端。
王勃没有能挺过三年疫情，终于在疫情即将结束之前，不幸在2022年8月30日因病去世，离开了我们。在他周年忌日，我专门撰文表示沉痛地哀悼！
另一位是个女同学。张琦，成熟、知性，阅历丰富，非同龄学生难以企及的高度。我和她在班上乃至学校里都是属于个头比较高的，在小学五六年级时，身高都超过一米七。我们两人的姐姐是砂珠巷小学的同班同学。虽然我们接触很少，但却是似乎惺惺相惜。1969年，我们在学校操场上“挖防空洞”（全国上下从机关到工厂、从城市到农村人人参与了这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时，她告诉我，她们家，严格说是她母亲家是刘长兴面馆的东家。该店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在府西街上支起四张八仙桌的“刘长兴饺面店”。1956年，在她出生后不久，她的外公将刘长兴面馆搬到中华路上，以经营各式特色包子、面条为主，其薄皮小笼包子比较出名。我父母带我来刘长兴面馆吃过几次，就算是我在小学期间唯一的“下馆子”经验。 刘长兴面馆远近闻名的还是跳跳面，我从没有吃过，我们只买小笼包吃。当时吃肉需要肉票，吃小笼包虽然有肉但不需要肉票，可以补充点肉食品。
2000年，我们偶然在洪武北路的南京长发科技数码大厦相遇，这是小学毕业30多年后的第一次相见。张琦告诉我，初中毕业后就参加工作，就在中华路上的南京帽厂做学徒工。她的师傅后来做了厂长，再后来她也做了厂长。企业改制后，张琦接管了南京帽厂，一直经营到现在，主要做外贸出口，手上还有一个出租车小公司，规模与名气都不大，但利润比较高。几十年来，张琦在企业艰难生存，勤奋努力，终于成长为一个小有成就的民营企业家，我为她的进步感到欣慰。只是，我不知她与同学们有什么“心结”，几十年后似乎都没有和解与谅解的意愿。
理发洗澡
60年代，我的接触社会、独立自主办理的主要活动有两项：理发与洗澡。起初是我父亲带我去理发说洗澡，文革后，他去干校，只能由我自己一个独立完成。
理发在南京一中对面的理发店。那时，还不能自动产生热水。热水是在炉子上烧好，然后倒进水桶，再把水桶放到高处。需要热水给客人洗头时，打开从水桶接出的水管龙头就可以了。那时，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由一个小工拉一个帘子，使之来回形成风。夏天，天气炎热，这样获得的凉风，还是很惬意的。
由于没有条件在家洗澡，冬天基本就在去著名的三新池，位置在三山以南的中华路上，但不到瞻园路。三新池浴室建于1917年，除洗浴外，还提供擦背、修脚、喝茶等服务项目；现在人们常常津津乐道的零食、小吃、香烟之类，在那个“困难时期”与“文革时代”，基本上没有。
进门后要付费选择洗澡等级。付好了钱，先领一个“扉子”，上面刻（写）有文字（号码）的木牌，上面规定好洗澡等级。澡堂内主要分两个档次。其实，都在一个大池洗澡，所区别在于高档的休息铺位会宽敞软和一些，低档的歇息铺位则比较局促且是硬木板。听说，三新池设有更高档的单独盆堂，即雅间，但我没有去过，不知怎样高级。我永远只选低档的铺位。
进去之后，迎客的澡堂师傅手拿一根细长的木叉，熟练地将我冬天穿的外衣裤叉起，准确地送到了房顶墙上横着的铁杆上。换下的内衣裤与洗澡后要换的内衣裤，我自己叠好放在躺椅上。
一切就绪，就可以下洗澡池了。走出大厅来到浴池间门口，掀起草帘子，里面就是洗澡的池子。洗澡池是用水泥而不瓷砖砌成的方方正正的，隔离成两块。一块大池子，主要用于泡澡，水比较微热。我十分喜欢沉浸在温暖而微烫的池水中，浑身舒服极了。
小池子里放的是烫水，水温很烫；池子上面放上一块栅板，供澡客蒸澡使用。有些爱蒸澡的澡客躺在热气腾腾的栅板上，有的还喜欢烫脚。我通常不去小池子。只有在偶感风寒，就在小池子栅板蒸一蒸，不像现在的汗蒸，而是高温水蒸气。一般头疼脑热的小毛小病，蒸一蒸基本会好了。
浴池间里面透气性不太好，不能长时间待，尤其是我们这些未成年人，在里面待的时间一长，便感到气闷难耐。一会儿就吃不消了，感到头晕眼花，经常出去透一会气。
浴池外口的边沿很宽，可以平躺在上面，有的时候也是搓背师傅的工作台，搓背时，他们低头弓步，用胯顶住澡客，双手上下卖力地推搓，吭哧吭哧全身用力，不一会儿，泥垢一样的“老吭”就被搓了出来。我从来没有请人搓背，不习惯，也因为没多余的钱。
从池子里出来后，一般要再到池外冲洗间倚墙的脸盆里洗脸，用小木盆装水冲一下身子，那时池外没有淋喷头。
洗完澡便可去到休息室，澡堂师傅会拿上来两条热毛巾，一条交给你，自己擦干头、面部与前胸、双腿，另一条他打开帮你擦干后背。我在自己的铺位上休息，尽情享受身心的放松。有人会泡一杯热茶，当然也要付费。有需要修脚的澡客，修脚师傅会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依次服务。当澡堂内人多的时候，服务人员通过不断递送热毛巾，以含蓄的方式表达希望顾客能够理解并予以配合。在这种情况下，知趣的顾客通常稍似歇息后立即离开，以便让出空位，与人方便。
两家邻居（一）
在我的邻居中，关系比较密切的有两家：乔家与马家，我们都是甲楼的一楼，我家是甲101，乔家是甲102，马家是甲103。我们三家的父亲或者妈妈是江苏省商业厅机关的干部。我们几家公用一个厕所，厨房也是公用的，所以，日常生活接触的比较多。
值得夸耀的是，在“新三届”中，乔家3个孩子是一年考上一个：老二乔羽芒是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77级，老大乔引芒（1957-1992年）是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电子工程系气体放电器件专业78级，老三盛天芒（1962----）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学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大学）航空检测技术与指挥专业79级。
乔家的父亲是5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调干生。乔家的父亲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任教。在60年代，他就在《江海学刊》上发表多篇、十分有分量的哲学论文，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乔家父亲曾担任华东工学院党委宣传部长。由于，他在50、60年代还是军人，不住在我们院子里，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回来一次。我很少见到他。
那时我们虽然都是小学生，却有几岁的年龄差距。我热衷于的打牌、游泳、举重等活动几乎不会带乔家孩子参加；更不要说一群南京一中、三中的高中学生，带我去围观“文攻武卫”，基本上与他们无缘。
1970年以后，我们的父母从“五七干校”解放出来，分配了新的工作。我们都搬离江苏省商业厅宿舍大院，我家搬到华侨路，乔家搬到傅佐路，每年还会串门见过一、二次。以后，我插队、工作，就很少往来了。
在高考前，我从野外地质队赶回南京，与人交流复习情况。我去找过乔家兄妹，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我看到乔羽芒刻苦学习、信心十足的样子，还是十分羡慕的。我偶然向她推荐了时任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主任龚升（1930年1月16日-2011年1月10日）的一本科普读物，觉得比较有意思，但是我没有时间，自己动手做一做。她主动自觉地做完了不少题目。1977年江苏省高考数学的最后一道大题，恰好在龚升的小冊子里就有相似度很高的题解。她如愿考进了当年最好的学校---南京大学、最热门的专业---计算数学，而我失去了考进南京大学物理系的机会，落到了没有填报的学校与专业---南京航空学院（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工程系计算机专业。
高考结束后，乔羽芒告诉我，她考得很好，数学成绩超过90分，应该是南京应届高中生中的前几名。“在这个意义上，她是我班巾帼不让须眉的第一个佳例”（丁玖）。可能是乔羽芒父亲查到她的成绩，所以，她坚定地填写了第一志愿---南京大学数学系。由于江苏省江苏省1977年高考不公布成绩，所以，绝大多数考生都不知道自己的高考成绩，只有极少个别人，通过某些特殊渠道，得知自己的成绩；还有人在入学后某种机缘，看到自己的入学档案，才得知自己的高考分数。我就至今不知高考成绩究竟是多少，糊里糊涂地考试，糊里糊涂地录取。
进校后，乔羽芒光环在身，闪亮一时。还在考上名校翻身解放的喜悦中，乔羽芒应中学母校的邀请，回去向学弟学妹介绍考试经验与复习方法。小小年纪的乔羽芒从未登上大会讲台，有点紧张，不知如何准备。原本是想请她哥哥代笔，她哥哥的文笔好很多，后来，他考入江苏电视台首批招聘编导就是明证。无奈，她哥哥当年高考名落孙山，乔羽芒没好意思再麻烦他。所以，就请同班同学、77年江苏省高考语文单科“状元”出山，为她写了一篇“演讲稿”。
做过中学老师的冒荣，驾轻就熟，生花妙笔，潇潇洒洒，一挥而就。经过乔羽芒的“激情演讲”，让许多花季少年听得激动万分，跃跃欲试，准备以她为榜样大干一场。“乔羽芒是值得女孩子们羡慕的，是她们效仿的对象。这么小的年龄就考上了顶尖的南京大学，进的是绝大多数人望而生畏的数学系，在那里全系新生的高考总成绩与天文系并列全校第一”（丁玖）。
1978年底的寒假，我去乔家拜访。乔羽芒的父母告诉我，她在学校学习。我十分感动，她高考考得那么好，现在还这么刻苦。我一定要去取经，学习学习。我按照她家里提供的地址，第一次来到南京大学女生宿舍---八舍204室，这个有“亚洲第一的女生宿舍”称号，敲门后等了一会，没人开门。隔壁的门打开了，一个刚从数学系分出来的计算机软件专业78级女生，请我进她的宿舍去坐一会，等她打热水回来。
我们闲聊得很热烈，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乔羽芒打热水一直没有回来，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乔羽芒回来过，看到我来找她，她避开了。
数学系的基础课中，数学分析课无疑是最难的。尤其在第一学年，那可怕的极限理论，一巴掌将昂首挺胸跨进南京大学校门的一小部分人的自信心拍得粉碎。那令人讨厌的“ε-δ”语言，很快把他们的“满腔傲气”降成“垂头丧气”。乔羽芒学习刻苦果然没错，只是被逼的。因为学期期末考试不及格，只好假期自行补课复习。她不好意见到熟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崇拜者。
以后几年里，我多次跟随南京大学计算机系软件专业78级女生到她宿舍，我几乎再也没有见到乔羽芒的身影。我询问过同宿舍的其他女生，都说她独往独来，很少说人交流，也不参加活动。
1983年4月，我考研究生一直没有收到复试通知，以为没有希望了。我不得不另谋出路，因为所在工厂已经不能继续的生存。正好南京粮食经济学院的一个副院长，介绍我去南京粮食经济学院（现南京财经大学的）计算中心工作，我前往实地考察一下。南京粮食经济学院是一所刚由中专学校升格而成的大专学校，校园太小，而且破旧。说难听一点，比我就读的南京十中（现金陵中学）校园建筑太缺乏文化底蕴，历史太短；大概比我就读的府西街小学好不了多少，十分局促，观感十分不爽，但我还是找教师咨询一下实际的感受。我去学院的统计系询问，找到乔羽芒上课的教室，等她下课。我们一同在操场上散步漫谈，她兴致勃勃地谈论上课的体会，以及对教师工作的热爱。同时，介绍了计算中心的设备与环境，并希望我能来到南京粮食经济学院工作。
不久，我收到了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的复试通知，就放弃了南京粮食经济学院计算中心工程师的职位。这一次，竟然是与乔羽芒的最后一面！
1983年国庆节假期，不幸的悲剧在家里发生了。听乔羽芒母亲描述事情的经过，特别是在现场的她父亲，亲眼目睹香消玉殒，当场崩溃！
两家邻居（二）
另外一家邻居，马家，父母在文革前后相继去世；只留下五个子女，属于烈士子弟。其中，老二是个男孩，南京三中67届高一学生。这位大哥哥带我踢足球，教我骑自行车。他经常带我到府西街上的南京一中看露天电影，南京一中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以后去一中上中学。
马家有两位姐姐，老大与老三，一个是66届初三，一位66届高三。长得像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祝希娟饰）一样的浓眉大眼。她们不仅学习很好，为人极其善良，对我关爱有加，主要是老大，她是我的偶像与启蒙老师。她在不满十八岁的小小年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个人依靠微薄的抚恤金，精心、合理安排一家五口的生活，真是难为她。
1968年，66届初中生的那位姐姐当兵了，到南海舰队做海军。
高中生的姐姐去扬州宝应插队，后来到县委办公室做秘书，结识了一位北京对外贸易大学下放宝应的大学生，他们一同通过努力进入江苏省外贸厅（当时还是省商业厅直属的省外贸局）。
80年代初期，她住在沈举人巷，我在平家巷，两家相距50米，我还去过她家。在她家看到她丈夫从床头柜大小的冰箱里拿出烧饼，泡开水给他躺在床上的母亲当下午茶。她在省机械进出口公司做人事工作.
宿舍大院
我们这个机关大院宿舍，厅长一级不住这里，主要是厅本部的处长与各省公司的经理以下的干部，大都是一些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转业干部；还有一些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后的资方留用人员；稍微年轻一点的大人，大概就是扬州商业干部学校毕业的优秀毕业生。我有一个邻居，我幼儿园的老师，她丈夫在调到厅里来之前，担任过扬州商业干部学校的团委书记。他们家与我家住同一层楼（甲楼一楼），有没有孩子，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在我们这个大院里，“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十分严重，不仅看不起工农，更看不起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文化凋零的地方，房子是新盖的，没有南京城南的风土人情；也没有现代科学理性与学术传统，有的只是商业与官僚的气味。
虽然，我家没有被“抄家”，但也吓得不轻。50年代，我外婆从周庄老家带来很多以前定制的餐具，碗、盘、蝶、汤匙上面刻有仕女图案，落款处是我外公的印章，像一部绣像《红楼梦》。外婆怕被抄家发现这些“封资修”的东西，全部都打碎了，每天晚上将部分碎片乘夜深人静扔进宿舍大院的化粪池里，前后大约一个月。每天不能扔得太多，以免浮出被人发现。
“停课闹革命”时期，我在家无所事事，整天不是“攻城”， 一起玩“官兵抓强盗”、打弹子、争上游。要不就是就是到白鹭洲后面的节制匝附近游泳，摸螺蛳。
1968年的盛夏。我们在树荫下热火朝天地打40分酣战时，有一个比我们大很多的男孩子，孜孜不倦地坐在小凳子都上读书。没有人与他说话，他也不理会周围的人的吵闹。我实在忍不住，直接上去问他“什么书看得津津有味？”他告诉我，他的老师写的《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人民教育出版社，1966年）。他的老师叫严济慈，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
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子核物理与原子核工程系，二年级大学生。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了中国科技大学成立的缘由：1958年，中国科学院利用自身的力量，创办了一所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尖端技术科技人才的新型大学，校长是著名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郭沫若（1892.11.16-1978.6.12）。他还兴致勃勃地介绍大学的读书生活是如何美好，如何欢乐，实在令人神往。他的妹妹是清华大学一年级学生。他们这一对兄妹，应该是我们这个贫瘠的土壤中掘强生长出的奇葩。在我们这个充满铜臭、弥漫官气的省级机关宿舍大院，还有大学生？！他的出现，像一道闪电划破漆黑的夜空，我从此萌发出以后争取上大学的一丝光亮。
机关大院
江苏省商业厅办公大楼在中华路上，我父亲的办公室就在临街的那幢四层楼的四楼上。机关大院临街还有几幢小楼，在升州路上，就是现在江苏省交通厅大门。
1967年的夏天，我曾在省商业厅办公院子里粘知了，不小心被马蜂蛰了。我们马上跑到小礼堂，那里有正在写检查的“走资派”。一位老人给我一小盒膏药，抹了一下很快就好了。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新加坡的红花油。那位老人是省商业厅厅长，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肄业，苏南行署财委秘书长，是我父亲1949年以后几十年的老上级。
我偶然发现了江苏省商业厅的图书馆有个气窗没有关好，我试着从气窗爬进去，“借出”几本从封面看上去有点意思的书。我未经任何人许可私自取出图书，带回家读几天，然后偷偷地还回去，再找几本书……如此循环，初步构建我现代中国文学的知识框架。
在“借出”的书中，印象比较深的是郭沫若的《洪波曲》，那是抗战时期，他做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厅长的长篇回忆录，其中透露了一些我家先贤的踪迹。由于流畅的文笔及许多细节的描述，读起来特别引人入胜。还有郭沫若的代表话剧有《棠棣之花》、《屈原》和《虎符》等，这些作品都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主题，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而且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战国时义士、重义气的侠客聂政，刺侠累的行为超出了“士为知己者死”而升华为雪家国“公仇”而舍身报国的崇高行为令人动容。屈原的内心独白，看似与风云雷电的对话，实则是在向黑暗的旧势力宣战！如同一道耀眼的闪电，刺破当时的政治阴霾，我被郭沫若的历史剧所震撼。
我在《文艺报》中，读到作为批判材料的《野白合花》与《三八节有感》，非常愤怒：他们怎么能这样讽刺延安？经过文革，特别是读到韦君宜、戴晴，刘宾雁、曾志的文章，尤其是是我自己在中央党校学习去延安考察，终于体会了解了党内斗争的残酷与黑暗。
有一次“借出”的《人民文学》上有篇《红豆》，十分震惊与感动。小说以倒叙的笔法，讲述了北京解放前夕，大学生江玫与恋人齐虹由于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分歧而导致的爱情悲剧。作者以知识分子的叙事视角，透过凄美的爱情故事，曲折隐晦地表达了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面对人生艰难抉择时的内心矛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进行自身的血肉搏斗的痛苦，以及作出正确选择后的欢乐。全片充满温馨浪漫的情调和浓郁含蓄的人情味，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唯美的风格。在该小说中，我知道了大合唱《黄河大合唱》，艾青和田间的战斗诗篇.
1970年初，我父亲重新分配工作到了省财政厅工作，我们也随之搬家走了，从城南的省商业厅的宿舍搬到城中的江苏省财政厅宿舍（华侨路平家巷10号），我也离开了熙南里，永运离开了我的小学，结束了我的“社会大学”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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