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记（第1章 家族背景）
叶明
在叙述我的求学过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我的家族背景，那对我的成长有很大影响，是我的原生家庭与生命底色，来自于国共两党、两种文化的交叉渗透，在理智上倾向于共产主义，在情感上流露出三民主义，形成了一种无主义的自由立场与民主倾向。
第一节 父亲
在父亲遗物中有一本奇特的小册子，引起我的极大兴趣。封面上标明：《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纪念册（1950）》，扉页上盖有我父亲的藏书印章，然后依此是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正副校长的照片。
我十分奇怪，我父亲什么时候上过大学？即使是大专，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在他的各种文字资料中，从未显示过这个学历？纪念册为我们打开了尘封70年的迷雾。
华中新专
纪念册中有一篇《校史简述》（图4），介绍了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源流：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为满足向解放区输送新闻干部的需要，在1946年初，范长江创建了“全国第一所革命的新闻专业学校”——华中新闻专科学校，以抗大的办学形式，于当年2月9日在淮阴开学。校长范长江，时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及《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兼总编辑。
范长江（1909-1970年），1932年初，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5年，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名义，深入中国西北地区考察采访，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采写了震惊中外的《中国的西北角》等经典作品。他写过大量的出色的新闻报道，担任过新闻机构的领导工作，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曾先后担任新华社总编辑、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务。
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第一期学员大多数是从华中建设大学（华中解放区四所大学之一，校址初设在盱眙旧铺）毕业生中选取的，其中编通科80人，经理科（发行）30人，电务科22人。
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第一期的课程，首先由恽逸群讲授四整天《新闻学概论》，讲稿连续刊载于《新华日报》（华中版）的“新闻工作”专刊，后整理成《新闻学讲话》出版。范长江开设专题讲座《论人民的报纸》，包括人民与报纸、报纸发展的道路、人民报纸的基本问题、报纸的作风问题、干部与修养问题等几个部分。其它课程有《文艺政策》《国内外新闻事业概况》《解放区新闻事业概况》等，还邀请华中局的相关负责同志开设国际问题、国际形势等讲座。这些课程注重对学员理论修养和新闻观的塑造和培养，体现了为党和人民培养新闻工作者的核心要求。
1946年5月，范长江奉调南京担任中共和平谈判代表团新闻发言人，恽逸群接任《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兼华中新专校长。因战事紧张未续办二期。
恽逸群（1905-1978年），理论家、文化新闻学者、出版家。 1921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32年，他投身新闻界，先后在上海《立报》、香港《生活日报》、上海《导报》、《译报》任编辑、总编辑等。建国后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总编辑兼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著有《新闻学讲话》、《外蒙问题考察》《抗战国际知识》等著作。
一九四八年春，《新华日报》（华中版）恢复，华中新闻专科学校亦告复校，校长为中共华中工委宣传部长俞铭璜。四月招生，六月底在射阳河边的千秋港居心开学式。
俞铭璜（1916～1963年），著名文艺理论家。解放后，曾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著有《俞铭璜文集》等。
1948年12月，华中工委和《新华日报》（华中版）迁至两淮地区。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由射阳合德镇迁址到淮阴、淮安之间的板闸镇西街两侧。
1949年1月，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第二期（复校后第一期）110名学员全部结业，分配至《新华日报》（华中版）、新华社华中分社，或是赴新解放区创办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等。
1948年12月1949年1月，《新华日报》（华中版）在报眼刊登了华中大学新闻系招生广告。后恢复原校名，即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第三期的校长仍为俞铭璜。学员大多数来自国统区和新解放的城市，一部分由华中大学、华中党校转入，另一部分招收的是知识青年，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爱国青年纷纷穿越封锁线，来到苏北解放区和当地的青年一道进入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学习，入学者达120人。专业课程《报纸的大众化》《时事报道》《采访和通联工作》等全部由《新华日报》（华中版）报社的同志讲授。
配合渡江战役，1949年4月上旬，华中新闻专科学校迁往泰州城外西冯庄，有三批学生分别调往上海、南京以及在当地参加《苏北日报》的相关工作。同年4月25日，学校的其他师生渡江至无锡。6月，第三期学员毕业。
第三期学员
我父亲是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第三期（复校后第二期）学员（图5）。1948年11月，奉上级党组织之名，我父亲撤出上海，转移到华中根据地，在华中党校十四队，以后转入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学习。1949年5月毕业后去苏南区党委秘书处工作，秘书处负责人是王为良，他后来做过江苏省省级机关总党委书记；当时的苏南区党委书记是陈丕显，后来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
在同期学员有一个人很特别，那就是范荣康。范荣康 (1930一2001年)，194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毕业于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1948年12月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去重庆，担任《新华日报》记者，1952年到在《人民日报》工作，历任记者、编辑、评论部主任、副总编辑。著有《新闻评论学》。
八十年代，一篇小说《人到中年》（《收获》1980年第1期）后拍成电影，风靡全国。父亲当时无不得意告诉我，作者谌容的丈夫是他的同学，不过我没有敢问谌容的丈夫究竟在那里和他同学。我不明白，我父亲何德何能有一个同学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现在终于有答案了。
1949年4月，中共苏南区党委成立。华中新专更名为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由苏南区党委主办。中共苏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汪海粟任校长。校址设在无锡惠山北麓的云起楼。此时的学校相当于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第四期（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第一期）。实际招收学员220人，设三个班、一个队（电讯队）
汪海粟（1912-1993），1937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工学院。建国以后，曾担任中共苏南区党委宣传部长兼秘书长、南京工学院首任党委书记兼院长、江苏省计委主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江苏省委常委、江苏省副省长等职。
第四期学员
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第四期学员中，最出名应该是高晓声。高晓声（1928—1999年），1948年考入上海法学院经济系。1949年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次年毕业。先后在苏南文联、江苏省文化局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在《新华日报》文艺副刊任编辑。八十年代，高晓声以《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享誉文坛。
此外，还有梅汝凯、陈椿年比较出名。陈椿年，历任《苏南文艺》编辑，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雨花》杂志主编。梅汝凯，1949年毕业于上海商学院，后任《苏南日报》记者，江苏省第一批专业作家，译有《火与剑》《十字军骑士》等。
1957年6月江苏一批年轻作家陈椿年、高晓声、方之、陆文夫、梅汝恺等人在当时“双百方针”的鼓舞下，酝酿成立的一个同人文学社团，但在反右运动中，因为其刊物中有文学应该打破教条、大胆干预生活等内容，其成员均被打成右派分子。它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唯一的文学社团。文革结束后，他们在“重放的鲜花”中大放异彩。
有一位紧跟校长汪海粟的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第四期（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第一期）学员黄一鸾，我和她还有一段恩怨。
1985年1月，我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评论《两个例子及其推论》，被具有高度新闻敏感性的黄一鸾，时任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总支书记，立即觉察到阶级斗争新动向“究竟是哪个竞争对手想搞我们？”她调动了很多资源严查评论作者的背景与动机，“受什么人指使？”最后发现我不过是南工一个普通的研究生，与南工建筑系毫无源源，更无恩怨。
黄一鸾找到我的导师，已经卸任南京工学院院长、时任江苏省政协主席的钱钟韩，要求严加管束。钱先生礼貌地回击“我的学生写评论文章是他的权利，我无权干涉”。进一步反驳道：“他批评的是否符合实际，是否存在这种现象，如果符合实际，存在这种现象，那你们就应该去改正；如果批评有偏差，你们担心什么呢，他又没有点名，怎么断定就是说你们。你们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
我告诉钱先生事情的原委，某天在学院研究生会同学的宿舍里，看到一篇硕士学位论文打印稿，我大为赞扬。但研究生会该同学无不惋惜地说：“论文作者是前两届的研究生，导师一直不同意答辩，留级到我们这届，还是不能毕业”。我一时气愤不平，去图书馆挥笔写下《两个例子及其推论》，立即投书《光明日报》。后来，我先生跟我讲了他们的对话，提醒我以后给报刊写批评文章要慎重，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现在，我才知道学新闻的人才应该具有的敏锐素养。
显著特点
1950年上半年，新闻总署决定同意举办新闻干部训练的开始，决定本学期后将不在续办。一共举办了四期，共580人，学制为1年，课程大多为哲学和新闻业务。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后来曾经还使用过江苏省新闻专科学校等校名，融入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新闻系，现已发展为这两个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
从纪念册的文字资料与统计数据上看，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含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有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学校师资雄厚。教师中有范长江、包之静等既有丰富新闻实践经验、又有从教经验的记者，也有恽逸群等理论素养较高、从业时间较长的新闻人，还有罗列等科班出身的报人。曾任学校两届教育长的罗列，毕业自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中国新闻教育家和著名记者顾执中在上海创办的私立新闻学校）。1941至1948年，他曾在《江淮日报》《淮海报》《滨海报》《苏中报》等报当过记者，解放后曾先后供职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教研室主任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教授。
----学生来源丰富。主要有两部分组成：其一是来自各地的党政干部，并被推荐、有望成为宣传干部；其二是知识青年，其中部分是来自于此前已经投奔延安的部分知识青年，也有那些在解放过程中逐渐进入革命团队的本地知识青年。而在无锡期间，大多是由进步大学生组成，部分为高中毕业生，甚至有少数人是大学毕业生，生源质量相对较高。
----毕业去向多元。学生毕业后主要去向为新华社各分社，其中，主力供给新华社华中分社和新华社南京分社。学生在毕业后、有的甚至尚未结业就投身党的新闻事业。1948年11月，一部分充实到了《新华日报（华中版）》，一部分则赴安徽新解放区办报。而到了无锡以后，该校学生毕业后，部分学生加入《苏南日报》参加工作，部分学生则加入了与《苏南日报》同时期的苏南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等工作，少数学生还被分配参加了苏南地区其他文化、宣传工作。
合上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纪念册（1950），心中无限感慨，我那可悲的父亲，曾十分幸运地进入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受训，但是一生从未从事过新闻工作，在新闻方面也丝毫没有培养出相应的才华，倒是被枯燥乏味的公文消耗了一生。或许是因为解放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所吓破了胆，惶惶不可终日，根本就早已放弃了“肩负道义 胸怀天下”的理想信念，安心昏谔做一个物价行业的专业干部。
“我们年轻时候的光华哪儿去了？”（郭沫若《女神》）
第二节 外婆
大家闺秀
“好婆”是苏州人的方言，是对祖母的一种称呼。“好婆”严格说应该是我的外婆。她是一个典型的苏南妇女。齐到耳梢的头发，小而明亮的眼睛，嘴角一年到头几乎都是上扬的，总是挂着慈祥的笑容。她的脸上虽然布满皱纹，但却依稀可以看出年轻时是很漂亮的。人虽然瘦了些，但看起来还十分精神，中等个头儿，腰板儿直直的，眼不花耳不聋，具有大家闺秀的气质。
“好婆”做事不急不慢，井然有序。她十分爱干净，不仅将家里的卫生弄的窗明几净，而且把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尽管那时没有什么好衣服，也没有新衣服，但是洗的清爽，叠的整齐。刚洗晒的衣服，无论是内衣还是外衣，她都要叠好归置好，隔一段时间再穿。我一直不懂这是为什么？我也从来没有问过她，当我插队时，别的室友看我这么做十分奇怪。因为在农村条件艰苦，劳动强度又大，男女知青都是自己洗衣服，在外面拉根绳子晾晒，需要穿时直接上身，暂时不穿就一直挂在那里。我总是受到他们的嘲笑，被视为没有改造好。
永远是一口纯正的吴侬软语，嗲声嗲气，“好婆”的乡音一直没有变,不会说普通话，居住在南京三十多年，也没有学会南京话。这不仅是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苏州人，家里面交流永远是苏州话，而且我们邻居几乎都是苏州人，他们也是用苏州话交流。吴侬软语在我上小学前，几乎是我接触的唯一方言，也是我的童子功。我的小学在老城南，同学们大都是住在甘家大院、评事街、马巷一带。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长大，能听懂苏州方言，基本上不怎么会说。不知为什么，我讨厌老城南话的粗鄙，也不喜欢苏州话的软弱。我是强烈地抵制说苏州话，因为在学校里与大院里我流露出的苏州口音总是被人嘲笑，我不能在普通话、苏州话之间流畅转换，南京话我也不会说。上学后，为了克服儿时留下的痕迹，我所以不得不刻苦学习汉语拼音，坚持反复读课文，背课文，练习普通话，但我的语音语调中还是夹杂着一些原生家庭带来的苏州话与南京话。“好婆”外出买菜买米打酱油，都是用苏州话交流，比较吃力，等我们长得略大一点后，这些就是我们姐弟的任务了。
我的所有苏州人的特性几乎都是来自“好婆”。我的父母都是苏州人，所以，我的籍贯是苏州；但是，我生在南京，长在南京，几乎没有在苏州生活过生活经验，饮食口味在很长一段时间，也是标准的苏州方式。我在上山下乡之前，没有在食堂吃过饭，也没有在别人家吃过饭，都是外婆做给我吃，潜移默化地习惯苏州人的生活方式。在插队后的很长时间里逐步才习惯于别人一同吃饭。
“好婆”是一个漏网的地主。她出生在光绪33年，1907年，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曾中过举人，家里比较开明，她幼时上过几天私塾，识一些常用的字，可以阅读一般的家书，报纸的大标题，但没有到能写熟练地一份家信的水平。当她长到需要裹小脚时，因疼痛难忍竭力反抗，寻死觅活。当时辛亥革命已经爆发，一时民风有所变化，她的父亲因溺爱只好作罢。这个场景有点像《白鹿原》中百灵以死抗争拒绝裹小脚，不过没有那么激烈。所以，“好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脚，也不是开放天足，走起路来有点慢。这也导致她一直没有嫁出去，既没有旧派认同的小脚，又不是受过教育的女学生，所以在昆山陈暮镇上成为老姑娘，后来给人做了填房。我外公在家族中是最小的一个，比同父异母的兄长叶楚仓（1887—1946）的儿子叶楠大不了几岁，不仅才学远不及兄长，办事能力就像相差更远了。叶楚伧是辛亥革命元老，参加过中国同盟会，也是南社的创始人。《民国日报》创刊，任总编辑，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急先锋。1929年后，叶楚伧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先后任中央党部宣传部长、秘书长，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我外公只是他一个打杂的小跟班。
叶楚伧去世后，外公在上海无力生存下去，变卖了所有产业偿还了债务，1948年将叶楚伧的灵柩运回苏州灵岩山麓安葬，该墓后毁于文革。以后，外公就留在老家昆山周庄，置了40亩水田，盖了三进八间砖瓦房。安顿好不久，不久，外公因事业不顺，家道中落，郁郁寡欢，积劳成疾撒手人寰。遵循亡夫的意愿，“好婆”卖调了全部田产，一部分做嫁妆将大女儿许配给了邻村地主的儿子，一部分作为支持小女儿上学的费用；她自己只留一进二间自住，其余出租以维持自己的日常开销。小女儿就是我的母亲。解放初期，我母亲学校毕业后参加革命，去了无锡，认识了在苏南区党委工作的我父亲。五十年代初，他们在无锡结婚，“好婆”独自一人在周庄生活。不久，苏南行署与苏北行署与南京市---新中国第一个被撤销的直辖市，合并组建后江苏省，父亲调入江苏省商业厅工作，母亲被安排在南京市商业局工作。我母亲在生了我姐姐之后一年，又怀孕了，当时我的爷爷奶奶已经相继去世，实在忙不过来，就力邀“好婆”来南京照顾我妈和两个孩子。“好婆”在我出生前几个月移居南京，到1988年11月27日去世，就一直在南京生活。
“好婆”是为了照顾体弱多病的我，才从昆山周庄移居南京，原准备我上幼儿园就回去，后来因出身问题，在周庄算是小有钱人，但在南京却是党员干部的家庭妇女，可以得到一点庇护，也不在专政、改造对象之列。所以，就一直“隐居”在南京三十二年，直到去世。
“好婆”从周庄老家带来很多以前定制的餐具，碗、盘、蝶、汤匙上面刻有仕女图案，落款处是我外公的印章，像一部绣像《红楼梦》。文革初期，“好婆”怕被抄家发现这些“封资修”的东西，全部都打碎了，每天晚上将部分碎片乘夜深人静扔进宿舍大院的化粪池里，前后大约一个月。每天不能扔得太多，以免浮出被人发现。
“好婆”在周庄房产也在文革中莫名其妙的同族亲戚霸占。原本我外公去世后产权归我外婆，她手中有房契。“好婆”在解放前已经出售完了40亩水田，只剩下房子三进八间的房产，成功逃脱了划为地主的命运，定成分是小业主，这或许是一件幸事。“好婆”来南京后，我的姨妈借自己丈夫去世的机会，离开夫家所在的生产队搬回娘家，也摆脱了地主身份。大姨搬进来之后，因为在镇上没有工作，基本上是靠变卖老房子里的家具或门窗木头与砖瓦过日子。文革后，她的两个女儿，一个乡下插队，一个进了镇上的企业，基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在清理文革抄家归还房产的运动中，外公同族的兄弟不知怎么知道“好婆”已经遗失了当年购房的房契。“好婆”来南京时没有带走房契，以为给继女住，也没有签合同，也不需要看房契，也不知房契何时找不到了。文革中，外公同族的兄弟说当时三进八间房子是几个兄弟合买的，我外公出资购买了一进两间，其余是他们出资购买的。考虑到他们一直在上海经商，就让“好婆”居住。解放后，上海的店铺被公私合营，当时不敢说老家周庄还有房产；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又想有机会要回房产，将其卖掉，贴补家用。文革后期，“好婆”也不敢回来捍卫房产，怕被划为管制对象，所以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房子就这么被人“确权”拿走了，只得到了一份民事判决书，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几年前，当我将我父母的房产出售后，只从老房子里拿走了一些我以前读过的父亲收藏的书籍与一整套《收获》（1957-1966年），还有就是我外婆从周庄运回来的两个缸，一个是用于存放大米，一个是用于腌菜的。由于缸上的图案是几条龙，文革中被人误以为是“虎踞龙盘”，所以逃脱了被砸的厄运。这两口缸是外婆留给我的唯一东西。
守护神
“好婆”是我的守护神。我是早产儿，出生以后一直体弱多病，营养不良。我妈妈几乎没有多少奶水，当年也订不到牛奶，几乎就是靠“好婆”烧饭时多加一点水，烧开后取出一些米汤补充营养，以至于我一直都喜欢喝米汤。我在幼年时，气管炎比较严重，总是咳嗽不止，不过没有到哮喘的地步。一二岁时每天都要到医院去打针止咳。当时，我们家住在健康路口（现在的交通银行）的一所公寓里，无论刮风下雨、炎阳似火，都由“好婆”抱着去商业职工医院（现为红十字医院），我稍大一点后时，“好婆”牵住我走去。那时公交很不发达，也没有出租；有马车与三轮车，应该比较贵，她舍不得。这个过程，直到上幼儿园，才逐渐转好。
上小学后，我是自己上学、放学。只有在放学时遇到大雨，“好婆”才会到学校给我送伞。不记得我的父母曾经出席过家长会，应该都是“好婆”出席。老师的表扬与提醒的话，“好婆”都会强行记在脑子里，经常会反复念叨。
小学三年级时，我做算术作业，省略了一些步骤，被老师勒令重做，我当场拒绝了。年轻气盛的老师直接把我驱逐出教室。我不敢提前回家，只好在在外面流浪。走到出府西街向南，路过大板巷，来到升州路上，在一个收废品的店里，一边看摊如何经营，一边捡出收来的旧书翻看。后来还是“好婆”发现我放学迟迟没有回家，到学校找我才知道被老师赶出校园，最后在马路上找到我，把我领回家。
中学的时候，有次被学长、青年教师拉去写一个材料，从下午忙到夜里。也是“好婆”到学校找我，在口子楼的青年教师宿舍里找到我。那个青年老师叫朱心，当时是我们十中的团委书记，后来做过南京团市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办公室主任。80年代末，我住天津新村，经常在省委大院后面的马鞍山院子里看到他上下班。
“好婆”很关注我的学业。我的父母比一般人的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差很多，他们几乎不关心我的学业，尽管会原则性提要求，从未给予实际性的关心与帮助。“好婆”虽然不辅导功课，也不督促作业，但是每到期末拿到成绩单都会仔细研究一番，看一看比上学期是进步了，进步多少，还是退步了。主要做纵向比较，当然无法做横向比较。她还十分重视我得到的每一份奖状，以及作业本与试卷，她不能做出分析。每当学期结束，我每份成绩报告单与奖状，都是“好婆”帮我收好。直到她去世，在整理她的遗物，我才全部汇集起来。这些文档资料一直保留到1994年晋升教授为止，二十多年来，我的学业资料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由此也培养了我的资料档案意识。
“好婆”十分重男轻女，这当然是他们那个时代旧式妇女的通病，也有自己的特殊原因。她一生没有生育过，嫁到叶家时是两个继女的后妈，不久丈夫就去世了。大女儿结婚后，生了两个女孩；二女儿，也就是我妈，结婚后生了一儿一女，那个儿子就是我，是叶家唯一的男丁，正好我随母姓，这样我就成为她夫家正宗的传人。所以，“好婆”对我十分溺爱。什么好吃的都会留给我，也不怎么让我做家务，一心让我好好读书，希望能光耀门楣、传宗接代。我以前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次，3-4岁的内侄来我家，“好婆”对他无比的热情，拿出很多好吃的给，他不仅吃得杯盘狼藉，而且不停地上厕所，忙得不可开交。“好婆”乐此不疲。她喜欢“男小囡“溢于言表，我们都感到吃惊。“好婆”希望我们赶快也生个”男小囡“，她来帮我们带。我婴儿时代的很多小衣服与包被都由我外婆精心保管留作备用，她认为我用过的东西比新买的好，舒适，柔软。在我妻子怀孕后，尽管很多有经验的人都认为是个女孩，外婆坚定地认为一定是个男孩。我也坚定地认为一定是男孩，有点“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的味道，我们大队的知青，无论男女，基本都是生的男孩。可是，悲催的是，“好婆”没有等到我儿子的出生，在他出生的前一个月，终于没有挺过病魔，含恨而去，享年81岁。
我的高考是在千辛万苦从农村招工上调后完成就业之后进行的。我进入的是冶金部所属的一个地质研究所，事业单位。自从插队以来，一切重要的决策都是我自己决定的，我的父母通常不过问，我也不会主动汇报。我参加高考他们都不知道，我也探过口气，他们不赞同再去折腾，希望我安安稳稳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我的复习迎考是在“地下隐蔽”秘密条件下进行的，既要瞒着单位领导，又要避开我的父母。在高考前几天，“好婆”观察到我的反常，忍不住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告诉她，我要参加高考，但不要告诉我的父母。如果考不上会被他们讥讽我不知天高地厚。“好婆”以她自己的方式，支持与鼓励我，当然她不会去送考，也没有能力辅导与指点，主要是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而在我参加高那天，“好婆”特地为我准备了一块发糕与几粒粽子糖，作为我高考两天中午的干粮，就着冰冷的自来水充饥，在寒冷的初冬里，抓紧时间晒一会太阳取暖休息一会，精神饱满地投入下午的考试。在我拿到路球通知书后，“好婆”才解读了为我准备干粮的深明大义：发糕（高）加上粽（中）子糖，预祝高考中第，金榜题名。我的父母在别同事的孩子落榜之后，才来问我有没有参加高考，我告诉他们，没有考上我心仪的复旦大学物理系，不知为什么被没有填写志愿的南京航空学院无线电工程系录取了。我父母还为我放弃事业编制的工资，舍弃了即将有可能分配到的住房感到惋惜，也为军工院校大学毕业有可能分配到三线工厂感到担忧。当年有甚多类似我这样有正式工作，有编制，福利待遇好，但不能带工资上大学，特别是比较好的单位的人及其家长都放弃了高考，而不是在农村及其家长们，高考时为了跳农门。“好婆”是唯一支持我考大学的亲人。
启蒙师
“好婆”一点一滴地对我言传身教行为规范，什么东西可以碰，什么东西不可以碰，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大都是“好婆”具体演示，手把手教，必要时还给予说明与解释。以至于我后来养育儿子时，也是这么自然娴熟地使用这种方式。这样当然很好地培养了良好的习惯，遵守规则与规矩，但也束缚了自由发展。苏南人的保守，瞻前顾后，不冲动，不激进，客观上避免了很多失误。我与我儿子的童年，几乎没有摔伤过，也没有什么冒险，说好一点就是安全意识比较强，说差一点就是敢闯的精神严重缺乏。
我上山下乡时，“好婆”以她自己仅有的农村生活经验，一再叮咛我注意防止掉进水里，以为我在江北丘陵地带也是沟壑纵横，外出都要划船，不知道我们那里水域很少，主要农活是上山划柴，摘棉花，坡地种西瓜、种山芋与花生。我们家好像只有她为我的农村生活担惊受怕。下水田插秧时，外婆告诫我的防备蚂蟥偷袭，以及被咬伤后的急救处理，我实际都用上了。她的生活经验还是派上用处。
苏州人的节俭，包括精打细算，谨慎购物，经常被北方人指责为小气，抠门，也是“好婆”“遗传”给我的，成为我渗透到骨子里的东西。我外出吃饭，总是将剩余的食物打包带回来，无论是我付钱还是别人付钱，也无论我的经济收入处于何种水平。外出住酒店，无论公费还是自费，也是主要是住快捷酒店，基本不去星级酒店。1976年的盛夏，我们生产队的知青所剩无几，有人被招工上调返回城里，有人为躲避地震而逃离农村，只有我和我的学妹还坚持在生产第一线。为了节省能源，资源共享，我们两人“搭伙”——每人负责烧一天饭，轮流在各自家开伙。作为“苏州人”的我，被迫吃她加了很多辣椒的蔬菜，当然她也勉强咽下比较甜的菜肴。最悲剧的是，我们经常怕对方不够吃，因为强劳动后饭量会增加，故而烧的饭多了一点，往往剩余的饭不久就馊了。如果不太多，我们就给农民去喂猪。有一次剩余的饭饭比较多，我们都觉得太浪费了，实在不忍心扔掉。学妹急中生智采用在馊饭里加几块烧碱，放油锅里再炒一下，美其名曰“酸加碱生成盐和水”，搜饭终于成为次日的佳瑶了。当别人津津乐道《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而我们则含泪咀嚼“那些年我们一起吞咽的馊饭”。
我对民国的天然亲切感完全来自“好婆”。我虽然出生于一个中共干部的家庭，革命传统教育也是无处不在的。可是，我对民国的亲切感一直都很好，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后来我才发现，读有关民国的东西，我都有似成相识的感觉，主要是小时候“好婆”潜移默化的熏陶。她比较认同民国时期的求职规范：写一首好字，作一篇好文章。从小“好婆”对我写字很是关注，很是讲究，写好了赞不绝口，写差了，立即修改订正。所以，我在上学之前，字写得十分工整。上大学后，课堂记录要求快，字才潦草起来。用电脑后，几乎很少写了。
能写一篇好文章，是在“好婆”不断地敦促下逐步训练出来的。她经常看我的作文，会称赞写得好的，批评写的不好，但从不要求我修改哪里。估计是她也不至如何改，留给我自己修改。就是在这样的敦促下，我的议论作文一直在进步，到中学后就成为学校写作组的学生成员，在学校办的大字报专栏（新街口广场的东南角）上有过多篇议论文章与调查报告。现在还能记得的在大字报栏登出的有两篇，一篇是关于读书学习的文章，经过校教务处周老师的精心修改，还刊登在油印的校刊（《教育革命战报》1971年4月27日，第四期）上，后来做为鼓楼区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主题发言报告，以后还在几个中学做过汇报。另一篇是一个调查报告，关于曙光机械厂改造冲天炉的事迹。曙光机械厂是进驻我们中学的工宣队单位，也是我们中学学工的主要基地。我和几个同学经过十多天的采访，最后由我执笔完成。几十年后工科转向文科，并有一口饭吃，全靠这点“童子功”。
我的“反骨”似乎也是“好婆”培育的。文革中我们大家都读过小说《高玉宝》，我们这些儿童对周扒皮的刻薄叼钻气愤不已。可是，“好婆”提醒却我，那时绝大多数的地主基本自己也干活，起早贪黑与长工、佃农做的不多的农活，要比农民懂得更多的种植经验与气象常识，还要加上统筹监督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勤奋刻苦，节俭精打细算，一点一点积累财富。此外，绝大多数地主通常还比较热衷于办学校、建祠堂等社会公益事业。这原本是提供了从另一个角度看世界，但我以为我她是瞎说，抗拒接受。插队后，在生产劳动中，与地主有一定的交往，并从他的佃农口中了解了当年的实际情况，才正视这个问题，开始慢慢接受了“好婆”的观点。以后在学术上认真研究，终于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直到读到了《白鹿原》，从白嘉轩这个地主形象，才比较全面地认识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阶层---地主或也可以称为为乡绅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在六十年代中苏论战中，家里有两论（中国共产党于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与九评（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的9篇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的单行本，那时我的年纪比较小，基本看不懂。但是觉得奇怪，昨天还在歌颂苏联老大哥，今天怎么就变成修正主义？。“好婆”坚持说苏俄一直对我们有企图，主要指的是苏俄支持中国革命，包括支持国民党北伐都是出于私利，抗战也是苏俄鼓动东北抗联，拖住日本不让他北进。“好婆”的这些看法明显受国民党右派的立场的影响很大，也为我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中国历史提供了思路。当时，我几乎是将信将疑。几十年后在读到沈志华等人的学术研究才逐步得到验证这些质疑。正是这些“反骨”的培育，所以，我以后被封建余孽腐蚀拉拢埋下了伏笔。
“好婆”，既不是前清遗老，也不是民国闺秀；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也没有谨言策动的文字；“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只是大时代中的一个普通平凡的家庭妇女。她将自己的全部爱心与关怀都给了我，以至于她去世30多年，好像时时刻刻仍在在我的身边喋喋不休地叮咛与嘱咐，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我永远感激“好婆”，怀念“好婆”， 我的守护神与启蒙师！
第三节 先贤
在南京市鼓楼区五台山附近的百步坡4号，有一幢坐北朝南二层小楼，他的原主人是国民党元老叶楚伧的旧居，该建筑建于1945年，红瓦坡顶，外墙为米黄色，西侧有附属房舍，东侧为小花园。
叶楚伧（1887—1946），原名宗源，字卓书。江苏省吴县人,出生于周庄镇, 生于清光绪十二年( 18 8 6年) 农历七月十五日。他的祖父是清朝官吏，父亲是晚清秀才。1946年2月15日，叶楚伧在上海病逝，终年59岁。
投身国民革命
1904年，叶楚伧考入苏州高等学堂。那时，清王朝有规定：凡是高等学堂的毕业生，都可视为举人入贡，分授七品官职，这对于苦学多年的人来讲，可谓是天赐良机。于是，有人便不择手段、徇私舞弊，恰巧这事被学生不经意间发现，引起了学生们极大的愤怒，叶楚伦等学生痛打了学校监督人员，引起了当局极大不满，苏州巡抚端方下令缉拿他们，并打算以革命同党的罪名关押他们。叶楚伧得到消息后离开学校，避居于友人柳亚子家中，免去了半狱之灾，但还是被苏州高等学堂除名了。这时，同盟会员、他的同乡陈去病在汕头主办《中华新报》，因病辞职，便推荐叶楚伧去担任编辑，这样，叶楚怆经上海赶往广东汕头。
《中华新报》（汕头）是革命党人谢逸桥、谢良牧等人于 1907 年创办的，梁千仞为社长、陈迪予为经理，总编是林一厂。在汕头参加《中华新报》工作是叶楚伦从事新闻工作的开始。楚怆的笔名就是这时开始流行起来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当年刘邦项羽都是楚人。这个怆不是个好词，原是悲伤的意思。在江苏，这词表示本事不大还好吹牛的意思，更有的很多方言中，直接就是饭桶的代名词，叶楚伧以此为名，大概是调侃之意吧。
1909 年春，在《中华新报》创始人谢逸桥的介绍下，由谢良牧主盟，叶楚伧正式加入同盟会。他以《中华新报》为阵地积极进行反清活动。由于《中华新报》锋芒直指清王朝，两广总督张鸣岐视之为眼中钉，1911年上半年下令封禁。同年秋，《中华新报》改名为《新中华报》复刊，对清政府抨击更加尖锐，销路很广，对社会影响颇大。这使潮汕的地方官吏感到恐惧，潮州知府曾派兵威胁叶楚伧和《新中华报》社的人员，但他们并没有屈服。
当时的叶楚伦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不想因家中事分心，每逢家里来信，他都原封不动地收存在箱子里，直到后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后，他才将箱子里的信取出来细读。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后，广州、汕头、潮州相继光复。那时，汕头、潮州一带的部队，谁也不服谁，矛盾激烈，秩序混乱，叶楚伦见状自告奋勇前往调解纷争。适逢潮汕地区推选府长，汕头方面很多人都商议推选叶楚伧为潮州府长，遭其婉言拒绝，他表示，自己愿到广州面见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向他报告潮汕地区的实际情况。
但是，等他赶到广州时，胡汉民已随孙中山到上海去了。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得知叶楚伦到达广州,亲自登门拜访，邀请他加入粤军，担任秘书兼参谋，随军开赴南京拱卫。那时，张勋率兵进攻徐、淮，姚雨平奉命率兵渡江出击，叶楚伦也参加了固镇、宿州两战役。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叶楚伧随姚军进入南京卫护。因张勋率兵进攻徐、淮，姚雨平奉命渡江还击，叶楚伧随军渡江，并兼任参谋，曾参加固镇、宿州两次战役。2月，南北议和结束，东南军事粗定，叶楚伧弃武从文，和姚雨平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日报》，姚雨平任社长，叶楚伧任总编辑。
1913年，叶楚伧和于右任、邵力子等在上海创办《民立报》，叶楚伧主编《民立报》副刊。在此期间，他痛击袁世凯的窃国阴谋和陷害民党人士伎俩。“二次革命”失败后，《民立报》被迫停刊，叶楚伧改任《生活日报》编辑。
1916年，陈其美集资创办《民国日报》，作为国民党喉舌，从事反袁宣传，叶楚伧任《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为经理。
袁世凯死后，国家实权仍把持在北洋军阀手中，《民国日报》继续为实现民主、共和而奋斗，并指出其宗旨是：“专为拥护共和，发扬民治，唤国民奋斗精神。”
1917 年，孙中山到广州领导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叶楚伦则以努力办好《民国日报》来配合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用犀利的文笔抨击暴政，抒发正义，恣睢跋扈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助纣为虐的督军团、帝制余孽张勋等人均在叶楚怆的挞伐之列，因此，他深受北洋政府的嫉恨。
在主编《民国日报》期间，叶楚伦的困窘是有目共睹的。有时，新闻各版已排好，印报的纸头还没有着落，叶楚伦往往要四处奔走筹措资金，甚至典当夫人的衣物首饰以渡难关。有一次，他还脱下皮袄送往当铺，换下几十令的白报纸，才把那天的报纸印出来。一年年底，报馆实在穷极，债户交集，叶楚伧便写了一张字条，贴于报馆门前：“前债未清，免开尊口”。看到字条后的债主，只好一笑走开了。后来有人回忆了当时的情形，他说：“当年的《民国日报》，家无隔宿之粮，全靠他一力支撑；文章出自他胸中，钱要靠他奔走；捕房来找麻烦，还要他去吃官司。”
1919 年，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愤，五四运动爆发，叶楚沧闻讯后积极响应。在孙中山的指示下，叶楚伦还以全国报界联合会书记长的身份参与运动，在学生游行时高举“国民大会”的大旗，为学生们开路。《民国日报》除扩大报道并支持学生运动外，还宣扬平民政治，并以介绍新文化、甄别旧文化为己任。叶楚伦以《觉悟》、《救国》两副刊启迪民众，抨击封建势力，《民国日报》成为五四运动在上海的喉舌。
反对国共合作
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叶楚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接着被任命为中央党部宣传部部长和上海执行部青年部部长及妇女部部长。但是,叶楚伧并没有积极贯彻“一大”宣言所确立的三大政策。
国民党“一大”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开始。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会后前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由胡汉民、汪精卫和叶楚伧组成常务委员会，实际负责上海执行部的是组织部部长胡汉民。毛泽东任胡汉民的秘书，职责是“协助部长，办理本部事务”。同时，毛泽东还兼任文书科秘书；在文书科主任邵元冲到任前，代理文书科主任一职。
上海执行部成立不久，胡汉民返粤，叶楚伧接替胡汉民负责执行部的工作。叶楚伧虽仅比毛泽东长6岁，可他是国民党元老。他对毛泽东的工作一直持异议，对共产党员一直持戒备心理。在这样的状态下， 毛泽东的工作极为艰难，只得于7月辞去组织部秘书，只负责文书科工作，并推荐共产党员张廷灏继任。
8月1日，周颂西、喻育之等人在南方大学召集各区党部代表会议，讨论处置“共产分子”问题。会上，主张“容共”和反对“容共”的两派发生分歧。次日，喻育之等到上海执行部，要求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分共，并殴打“跨党党员”邵力子。当时，主持执行部工作的叶楚伧采取骑墙态度，未按右派要求致电国民党中央，也未对喻育之等人进行处理。
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联合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刘伯伦等跨党党员致函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之后，孙中山决定撤掉叶楚伧，于是叶楚伧主动辞职。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组织部秘书的名义，主持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
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应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向孙中山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海执行部14人致孙中山的信，信中反映：“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于停顿，希望派员解决。”叶楚伧拖欠了毛泽东将近半年的工资，其理由是毛泽东同时为共产党服务，理应从共产党那里领取另外半年的工资。
当时，孙中山因北上事务繁忙，而且又身染重病，未能处理此事。1924年12月，毛泽东因工作过于劳累患病，于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结束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韶山养病期间，毛泽东总结发动农民运动的亲身经历，殚精竭力，呕心沥血，终于写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部光辉著作，奠定了毛泽东阶级分析的理论基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发端的重要标志。
2009年1月，台北的国民党中央党史展览厅举行国民党党史展览，内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1924年3月的决算书上记载，毛泽东任国民党秘书，每月领取120元大洋。这份文件原稿首度曝光，引起参观者的莫大兴趣。这里所谓的“国民党秘书”，准确地说，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这样，我们可以推算出叶楚伧克扣了毛泽东薪水总额为720大洋。1925年1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决定补发拖欠的工资。但当时毛泽东已经前往广州工作，补发的工资也就在各方推诿中不了了之，直到毛泽东离开国民党都没有实际下发。
1925年11月16日，在一番紧锣密鼓的联络和准备后，谢持、邹鲁、林森、居正、邵元冲、戴季陶、叶楚伧、张继等中央执监委在北京联名发出“铣电”，通知各地执监委：决定于23日在北京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召开正式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即“西山会议”。
11月23日，实际参加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的有：中央执行委员叶楚伧、居正、沈定一、邵元冲、石瑛、邹鲁、林森、覃振、石青阳，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茅祖权、傅汝霖，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共13人，林森、邹鲁分别担任会议主席。会议非法地以“国民党中央第四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通过了一系列的反动决议。主要有：
（一）取消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者之党籍；（二）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之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9人之国民党党籍；（三）解除鲍罗廷之顾问职务；（四）弹劾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开除党籍6个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不得在国民党执政地方之政府机关服务；（五）取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六）国民党中夹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七）修正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八）推举林森、覃振、石青阳、邹鲁、叶楚伧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九）派定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中央执行委员——北京：李烈钧、柏文蔚、邹鲁、林森、傅汝霖、张秋白；上海：沈定一、叶楚伧、戴季陶、茅祖权、居正、石瑛、石青阳、张知本；广州：谭延闾、邵元冲、熊克武；（十）决定国民党此后对苏俄的态度；（十一）因反对联共而被开除出国民党者分别恢复党籍。会议最后提醒大家：如果不在国民党内实行清党，恐怕“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矣”会后，“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叶楚伧所控制的《民国日报》为宣传阵地和平台，大量刊登启事、声明、通电和反共文章。
1926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案，处分了邹鲁、谢持等人，给叶楚伧以警告处分，并停止他《民国日报》总编辑职务。
1 9 2 6年三· 二O 事件后, 叶楚伧脱离西山会议派, 成为蒋介石的亲信, 离沪赴广州任广州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并随军北伐。北伐后, 广州国民政府迁往武汉, 叶楚伧任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联席会。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反共政变，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叶楚伧先到上海任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7月代理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9月，参加了宁、汉、沪三方组织的特别委员会为候补委员。1928年，蒋介石重新掌握了国民党中央领导大权，叶楚伧被任命为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议秘书长。
1929年后改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1930年11月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立法院副院长。他先后被选为国民党第三、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他的国民党元老身份在国民党内外颇受尊崇，兼任大小职务有二十多个。他对蒋介石的举措顺从有加，遇到派系争斗多持中庸平和的态度。
清廉、谦和的高官
叶楚伧身居高位, 但待人谦和, 没什么官架子。抗战时，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叶楚伧滔滔不绝地讲话。中央大学某教授毫无礼貌地打断了他的发言；“这是文艺工作者的聚会，对于大官的讲话不欢迎。”叶楚伧二话不说，面对听众鞠了一个躬下台了，安安静静的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之后大家知道，原来叶楚伧是这一次会议的发起人兼筹备人，是作为一个筹备人在完成筹备工作的时候所要讲的话，而并不是训话。于是有人出来，邀请叶楚伧先生继续讲下去。于是叶楚伧就再次上台，完成他没有讲完的话，整个人的气场令人敬佩。
叶楚伧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 有一次, 某大官遣差役送一要函给他。差役叩门后, 叶楚伧亲自来开门, 差役云: “ 须投交叶主席亲收。” 叶楚伧答: “ 本人即是。” 差役大惊。
叶楚伧为官清廉，十分大度，既不敛财，又不喜收藏，更没有那些风韵之事。叶楚伧在南京监造中山陵时, 负责陵园采石的工程队在到太湖西山采石返回南京途中, 路经故乡周庄, 采石队领队特意留下一对石蜡烛、一只石台、两只石凳, 想给叶楚伧为其父母做新坟用。叶楚伧得知后厉声拒绝, 并当即与采石队结算帐目。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楚伧被任命为任苏浙皖三省、京沪两市宣慰使，代表中央政府进行宣慰安抚工作。当时一些好事官员竟将周庄镇改名为“ 楚伧镇” , 在苏州设立“ 楚伧公园” 。叶楚伧得知后大为不满, 责令立即收回成议, 恢复原名。
叶楚伧为人潇洒凋悦， 唯嗜酒成癖。他喜饮绍兴黄酒, 平日常随身带有一把小小的瓷茶壶装酒, 系所时常常饮酒，开会时也饮酒。在《民国日报》当主笔时，他的办公桌上置白兰地一杯，花生米一包，边饮边写文章，如有佳宾来访，酒逢知己，必浮大白，非醉不可。醉后则酒性能自克，饭毕回到报馆，照常赶写社论，应付印之急。他的文人气质在民国时期那是响当当的，因为，他写作时，一直是一壶酒，一支雪茄，不如此便写不出一字来，他也因为得到“民国酒徒”的称号。国民党原中宣部秘书方治回忆说：“楚公嗜饮举世皆知，总统蒋公曾特许他于开会时以酒代茶， 但须杯上加盖，以免酒气冲人。”蒋介石是基督徒，对酒徒是不太喜欢的。但如叶楚伧这样，连开会也要喝上几口的人，也是无奈，只能让他盖子盖紧，别弄得整个会场酒气熏天就行。可见，叶楚伧在国民党内，也是神一般的存在。
某日，叶楚伧在与蒋介石通电话时，蒋介石问叶楚伧有没有重要事情，叶回答说有三件公事须请示“总裁”。可是，当蒋介石赶到中央党部时，叶楚伧却因为酒喝多了，将“公事”忘得干干净净。蒋介石无奈地返回军委会后，叶楚伧突然又记起来了，于是再打电话给蒋介石，蒋介石嘱咐他赶往军委会面谈。不料，叶楚伧在出发前忍不住又喝了几杯，结果，赶到军委会后，又将“公事”全部忘掉了。鉴于这个情况，叶楚伧的长子叶南，只得代替父亲向蒋介石再三请求：让老人家辞职回家，安心休养吧。
叶楚伧位居高位但十分清醒、低调。1939年，陪都重庆遭遇大轰炸，各报被迫停刊，蒋介石下令《中央日报》、《大公报》等十家报纸组织“联合版”，刘光炎与王芸生轮流负责。有一天，会客厅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刘光炎认识来人是中宣部长叶楚伧、副部长潘公展， 刘当时惊问：“这么大热天，叶先生何不打个电话通知，而要冒着酷暑亲临。”叶楚伧坦然答道：“我这个部长是党官，而‘联合版’则是民间的联合刊物，以党官的身份，是不便对民间刊物颐指气使的。”
叶楚伧从不循私，但讲人情。有一次秘书拿来一叠稿件和一封信说，这是戴季陶先生推荐的，请您关照。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国民党理论宣传家，有蒋介石的“国师”之称，是蒋介石的忠实“智囊”。叶楚伧看了半天稿件也没看出好来，于是，只好找上门去问个明白。戴季陶笑着说，这是我学生的稿件，他很穷，现在也没什么名气，所以，想让我帮他一下，你就看着办吧。叶楚伧了解真相后，随即给那学生送上两百大洋，随信附上致歉信，稿子是没用的。戴季陶知道后反面有些不好意思了，“你这让我很没面子嘛，还让你花钱”。叶楚伧幽默答道：“稿子虽然没用，但你那封推荐信很值钱，以后值个两万大洋也未可知啊，我这是投资！”。
有次，叶楚伧一家人开车去燕子矶游玩，下车后叶楚伧忽然问吴叔禾：“兴弟，你知道我在国民党里做些啥？ ”吴叔禾诧异地说：“你不是当中央秘书长吗？ ”叶楚伧摇摇头，缓缓说道：“不错， 那是我的职务。可是我真正做的是国民党的马桶盖。这个差使原来是谭延闿干的， 他死后就轮到了我。谭为人圆滑， 八面玲珑， 我没有他的能耐。现在盖子弥不了缝， 臭气外溢了———里头臭得很啊！”从以上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叶楚伧并不是一个浑浑噩噩之人，他对掌握政权后的国民党迅速蔓延的腐败，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对他自己来说，只能坚持自己的本色，以高洁的姿态，挺立在这个污秽的世界中。
叶楚伦是活跃在一线的新闻专家，著作等身，在诗歌、小说、散文、评论、考据等多方面都有不俗的成绩：如《建国战略》, 叙述辛亥革命岁月; 《龟年清话》, 记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孙菊仙往事; 《谨书黄克强往事》, 记述黄兴革命史事; 还有《落花梦传奇》、《萧引楼稗钞》、《小凤杂著》等, 均为名篇。他还创办了大型的《文艺月刊》, 编印了《文艺丛书》、《新生活丛书》、《读书杂志》等。有人把叶楚怆各方面的成就与古代经典做出了类比，说他“于诗为中盛唐，于文为《战国策》、《韩非子》、《淮南子》，于小说则时时近施耐庵”。
叶楚伦为人正直，一生不做蝇营狗苟之事，终不失书生本色，正如柳亚子有诗赞云：“唾手燕然他日事，知君原不为侯封。”这也是对他的官宦生涯给予了肯定和理解。
10年前，我给儿子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还有一个非分之想，如果你博士后去斯坦福大学或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当然以你事业发展为主要考量），那么我就有机会与理由去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或者哥大的东亚研究所，去研读中华民国的文献与民国人物的口述资料，弄清楚我们家的先贤叶楚伧(1887年--1946年，著名的南社诗人，国民党元老、右派，曾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秘书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与国共两党的恩怨情仇。”（叶明《学会研究：享受科学生活》东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23页）可惜，这个非分之想至今没有实现。此文还只是成行前的资料准备，待有机会再补充文献考证完善。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叶明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wap.sciencenet.cn/blog-3426423-1489505.html?mobile=1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