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鲁迅故里
多年前，曾经在《科技导报》上，认真拜读过我十分尊敬的冯长根主编的“博士生如何夯实成功科研生涯的基础”系列文章，以此为线索与启发，我还撰写了《学会研究：享受科学生活》(东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一书的部分章节，与正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攻读人类遗传学博士学位的儿子，讨论课程学习与论文研究。
最近，又听说冯长根惊世骇俗地出版了《世界文学第一都：绍兴》（作家出版社，2024年）出版社在书的封底介绍中这样写道：“这是一部学术含量很高的著作，立论严谨，论述绵密，数据翔实；又是一部生动感人的作品，书中详细叙述了古都绍兴的文学盛事、著名文学家的人生，让人仿佛回到那个丰饶的文学现场。”引发了再次寻访绍兴的冲动。
上次去绍兴是2000年的六月，那次是因为学校派我去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调研学科建设与岗位考核，我自作主张专程去的绍兴。因为6月初，儿子在小升初报考南京外语学校被录取后，按照规定不必参加小学毕业考试，有一定的空余时间可以外出“研学”。所谓研学是指以学习和研究为目的的实地探索和体验活动。它是一种融合了研究性学习和实践性活动的教育模式。研学通常以课程为基础，结合实地考察、实验、观察等方式，让学生亲身参与到真实的环境中，通过实践和体验来增长知识、培养技能和塑造态度。研学被认为是一种丰富、有趣且有效的教育方式，有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不过当年“研学”的概念还没有提出，研学的活动还很少，我主要是通过实地考察，寻求解答儿子在学习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提出的疑问“为什么叫三味书屋这个名字？”
在课本中读到鲁迅的故事和作品，如今有机会亲自来到这里，感受鲁迅曾经的生活环境和创作氛围。我们神交于少年鲁迅的身影，洞悉其作品的源流脉络，剖释其文字中独特的精神内涵。在这里，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得到了心灵的洗礼和升华。
百草园原为周家新台门族人所共有的一个荒芜的菜园。鲁迅写道：“我家的后面有个很大的园，相传叫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百草园是鲁迅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园内的植物种类繁多，泥墙根、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椹，环境优美，充满童趣。有时挖何首乌的块根，有时摘木莲藤的果实，夏天在树荫下纳凉，听蝉鸣唱。这里曾是鲁迅观察自然、积累生活经验的乐园。儿子看到这些景象，有感而发地说：在南京外秦淮河的河堤上，南京植物园的草坪就是我的“百草园”，只不过不见蟋蟀，各种树藤野蛮疯长。
青少年成长，应当是全方位的，身体、情感、知识、能力等应当协同发展。成长中也要特别注意个体与大自然的接触。环境是人的身体的外延，孩子在成长中全面感受身边的大自然，从小对大自然心怀敬意和感激之情，长大后才有可能关心生态的可持续生存。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也只要2分钟路程。相当于家就在学校对面，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了。三味书屋是当时绍兴城内一所私塾。鲁迅写道：“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扁道：三味书屋；……”鲁迅12岁开始到这里读书，前后长达约五年的时间。三味书屋是三开间的小花厅，坐东朝西，北临小河，与周家老台门隔河相望。书房正中悬挂着“三味书屋”匾额。三味书屋是鲁迅少年时期读书学习的地方，他接受启蒙教育的重要场所。书屋内的陈设依然保留了当年的样子，可以看到鲁迅当年使用过的书桌、书籍等，书桌上刻有一个“早”字，以此勉励自己不要迟到，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不过，儿子比较恐惧寿镜吾先生的戒尺，不能理解老师怎么能打学生？
在三味书屋的墙壁上，我们终于寻找到答案：古人将读书的感受比喻为三种味道：“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这三种体验合称为“三味”，寓意读书如同品尝精神食粮，不同的书籍有不同的功用。
我告诉他，有个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北京大学教授，阐明过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的在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等之外的第五大发明，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创新，其中最关键的是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科举制度在宋朝以后将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指定为“四书五经”，这些经典文献的字数总和达到四十多万字。考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熟记这些内容。对这些经典文献的掌握与熟练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考生是否“及第”的主要因素。考生必须深入阐释儒家经典中的义理，同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历史知识，并注重诗词典故等文学工具的运用。经义、历史、文学三个维度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儒家思想的重视和对忠君爱国人才的需求。（参见《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一文，收在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一书中，该论文集获得一九九二年度（第五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虽然，讲这些知识，作为一个小学生几乎完全听不懂，但我还是要讲给他听。2008年春学期，儿子在多伦多大学通识课程《经济学》，听赫尔老师讲解克鲁格曼（PaulR.Krugman，1953年2月28日-，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石破惊天的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时，才体会到认识寻找危机的原因和新的预防措施的重要性。
我还以他报考南京外国语学校的亲身经历，说明了考试内容对于选拔考试的决定性影响。如果按前几年的选拔考试方式，主要是语文与数学，考试内容超出一般学校教育范围、并带有学科竞赛色彩，那么，你就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可是，2000年，分管教育的中央高层领导坚持“小升初考试不能举行书面选拔考试”。因此，南京外语学校十分智慧地规避了政策风险，改变了考试内容与考试形式：不经过各学校、各区的选拔考试，考生不受限制的自由报名，不做卷面考试，只考英语的听力，通过收看视频写出答案。视频内容是语文、数学占40%，常识20%。我对他说，这个内容结构对你比较有利，因为数学比重不是很大，常识占了很大分量。如果改变一下考试内容结构，如数学90分，语文50分，常识10分，那么，你考上的可能性就很小了。10万名应届小学毕业生，有1万人报考，最后1千人口试，320人被录取。这样难度激烈竞争的考试，如果不是当年突然改变了考试内容，你是难以“混进”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儿子似乎可以听懂一些，可能还是似懂非懂。
走出鲁迅故里，我们去“咸亨酒店”吃中饭。清光绪甲午年（1894年），鲁迅堂叔周仲翔等在绍兴都昌坊口开设酒店，店名取自《易经·坤卦》“品物咸亨”，寓意万物得以皆美，生意兴隆，万事亨通。我点了一杯黄酒，一盘“盐煮笋”，一盘“茴香豆”。与儿子讨论了孔乙己的辩解“窃书不能算偷”，他是为了维护自己读书人的清高形象，避免使用低俗的“偷”字。这种争辩更多是一种自我解嘲，反映了孔乙己的迂腐和自命清高。
我也回忆了和儿子差不多大时的一段“窃书不能算偷”的往事：文革中，偶然发现江苏省商业厅的图书馆有个气窗没有关好，我试着从气窗爬进去，未经任何人许可，私自取出图书，带回家读几天，然后偷偷地还回去，再找几本书，如此循环，初步构建了我现代中国文学的知识框架。直到我父亲从江苏省省级机关“五七干校”被解放，“三结合”重新分配工作到了江苏省财政厅，我们也随之搬家离开了江苏省商业厅宿舍大院，我的孔乙己式“窃书”无疾而终。
25年后，我再次访问鲁迅故里，着重参观了近年修整的鲁迅纪念馆。该馆位于鲁迅故里东侧，它东接鲁迅祖居，西邻周家新台门，以“老房子，新空间”的设计理念建造，采用反传统的设计方法，把看似相互矛盾的建筑语言“混杂”在一起：从绍兴传统建筑的坡顶构架体系和黑白构成中去发掘其与现代精神相契相道之处；从现代材料运用、现代功能要求以及现代审美倾向中去寻找它们与中国传统韵味的结合点，从而形成一种既矛盾又统一的独特的建筑特色，映射出鲁迅在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的个人特色和时代特征。
陈列厅庭园植物以文化含义深厚的樟、松、兰、梅为主，同时遵照鲁迅《朝花夕拾》中记载，选栽枣树、皂荚树、桑椹、木莲藤及覆盆子等物种，再现鲁迅当年的生活自然环境氛围。鲁迅纪念馆主要展出鲁迅在南京、日本、绍兴、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地的生平事迹。
文革中，鲁迅被捧到“吓人的高度”，神话到“民族魂”的地步，如今我们已经把他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一个普通人。我们可以与五四同时代的先贤作为对比，清晰看到了鲁迅的“人格”“人品”上的瑕疵。一是对待长辈舞弊、颓废缺乏清醒的认识，二是对待原配妻子毫无人性的态度，比一般人的道德水准高不了多少，可能还要低一点。
鲁迅家道中落的核心原因可追溯至其祖父周福清的科举舞弊案，这一事件直接导致家族经济崩溃与社会地位骤降：
周福清（1838-1904）出身绍兴官宦世家，1871年中进士后任江西金溪知县。1893年浙江乡试期间，为帮助儿子周伯宜（鲁迅父亲）及同乡士绅子女中举，向主考官殷如璋行贿。他通过家丁陶阿顺传递装有银票的书信，但因陶阿顺当众索要收条，导致行贿败露。
为救周福清，周家变卖田产、房产并四处打点关系，耗尽积蓄。鲁迅13岁时（1893年）被迫随母避难乡下，目睹家族从“四五十亩水田”的小康之家骤然沦为贫困。
周伯宜因科举舞弊案被革除秀才身份，后因长期抑郁、沉溺鸦片，于1896年因肺结核去世，年仅36岁。这一打击使鲁迅过早承担起家庭重担，深刻体验世态炎凉。
科举腐败与家族悲剧成为鲁迅反叛传统礼教的根源，这种创伤性经历成为其文学创作的核心动力。他通过《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揭露“吃人”旧社会的本质，试图唤醒国民精神。
但是，鲁迅从来不检讨自己长辈的错误甚至犯罪：一是行贿公职人员，而且是公职人员知法犯法；二是破坏考试制度，公然践踏公平公正原则。这两项“罪名”，无论在什么社会、什么体制下，都是不可突破的底线。
鲁迅少年时期经历家族衰败等创伤促使他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离开三味书屋后，鲁迅不想走做幕僚或商人的路，而选择了投考新式学堂。鲁迅投考免费且有津贴的江南水师学堂（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346号）管轮专业，主要学气学、力学、水学、火学、轮机理法、推算绘图诸法；后转至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南京市察哈尔路37号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内）。数学和其他众多自然科学课程的教授，在他的心中播撒下了科学的种子，为鲁迅带来了全新的健康观念和化学启蒙。这不仅扩展了他的知识边界，更促使他开始思考科学、健康与人类之间的内在联系。1902年1月，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获得清政府颁发的毕业执照。鲁迅的成绩分别是：矿学86、地质学87、化学87、熔炼学86、格致学87、测算学87、绘图学85。1902年，鲁迅作为江南水师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受两江总督派遣，前往日本公费留学。日本的教育制度严格实用，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获取现代知识的理想目的地。鲁迅先进入东京弘文学院（预科学校），后报考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专科学校），均未完成学业。
在展厅里，我忽然有个比较荒唐的疑问：为什么留学美国的公派留学生（如竺可桢、胡适），大都完成学业，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成为学问家或科学家，而留学日本的公派留学生（如鲁迅、郭沫若）大都没有完成学业，获得毕业文凭，而去从事革命活动与文学创作。
留美与留日学生的不同选择，本质上是教育体系、历史语境与个人使命交织的结果。美国通过资源与制度吸引人才深耕科研与学术，使其更倾向于选择高回报的科研或学术岗位。而日本的社会矛盾与思想激荡则推动留学生投身革命与文学，它们被视为更直接的救国途径。这一差异也映射了20世纪全球知识流动与民族命运的复杂互动。
接下来，我们比较一下五四先贤是如何处理与包办婚姻的原配妻子的关系，就可以看出人品的高下：
（1）鲁迅对包办婚姻：冷酷
鲁迅面对母亲安排的包办婚姻，鲁迅虽接受但始终疏离。他与朱安形式上维持婚姻，却拒绝同房。一直没有解除与朱安的婚姻关系，但长期冷淡相待，朱安最终孤独终老，临终葬于保福寺外且无墓碑。鲁迅这样的做法被视作对封建礼教的妥协与对女性命运的漠视。
（2）胡适对包办婚姻：容忍
胡适虽不情愿包办婚姻，却选择与江冬秀相伴一生。他提出"悦纳"理念，主动教江冬秀识字，陪她打麻将、逛北京。张爱玲评价这是"旧式婚姻罕见的幸福案例"，江冬秀以"悍妇经济学"打破封建婚姻的零和博弈，在男权社会为女性劈出生存空间。胡适从抵触包办婚姻到公开称"冬秀比我更懂人间"，完成从新文化旗手到传统家庭守护者的身份转换。他们的婚姻证明，在时代剧变中，传统与现代并非非此即彼，完全可能通过智慧碰撞出新的生存范式，责任伦理与情感需求的动态平衡，他们婚姻本质是“传统方式完成的现代革命”（唐德刚）。正如故宫博物院珍藏的胡适夫妇合影——小脚妇人端坐中央，留洋博士侍立身侧，构成新旧文明共生的隐喻。
（3）傅斯年对包办婚姻：决绝
1934年,38岁的傅斯年与发妻离婚,并支付了一笔分手费作为“青春补偿费”，最终结束了这段维持了22年的包办婚姻。傅斯年表明他对包办婚姻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并积极寻求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离婚后，傅斯年与俞大彩自由恋爱到结婚生子，度过了16个春秋岁月，虽经历“贫贱夫妻百事哀”，但换来“夫妻恩爱万事兴”，成就了一段佳话。
三人处理方式折射出不同价值观：鲁迅的冷酷体现新旧撕裂的痛苦，胡适的包容展现知识分子的责任伦理，傅斯年的决断则彰显个体自由的觉醒。这种差异既受个人性格影响，更与时代思潮密切相关、共同构成民国知识分子婚姻观的复杂图景。
在鲁迅纪念馆出来，我开始有点理解妻子为什么总是讨厌鲁迅，聱牙诘曲，晦涩难懂，更主要是他的心理似乎不正常，很不阳光。鲁迅对原配妻子，不尊重，不理会，不离婚，不放手，活活逼死一个无辜的传统妇女；反之，鲁迅与许广平的“师生恋”，违反教师职业操守，甚至发展到1927年正式同居，没有办理传统婚配手续，对外以夫妻名义生活，并育有一子周海婴。由于鲁迅与朱安的旧式婚姻尚未解除，他们的结合在法律层面存在非议。但按当时社会伦理，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被普遍视为事实婚姻。鲁迅既受传统礼教束缚（保留朱安名义婚姻），又追求现代爱情自由，享受“齐人之福”，如此行径为现代女性所不齿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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