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移民兄弟”
我有一本经常翻阅的图书，《转换·融合——中国技术移民在加拿大》（朱红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朱红现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该书是她在多伦多大学（准确地说是安大略省教育研究院，该院招生挂靠在多伦多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技术移民在加拿大的语言和社会实践及其对社会认同和个人归属感的影响》改写与翻译而成的著作。该书以中国技术移民在加拿大的经历，从社会、文化和经济等方面探索了移民在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呈现在我面前的是闪动着中国技术移民的身影，仿佛亲身体会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其中，有写我“亲师弟”的不少篇幅，引起我的极大的兴趣，触发了我关注着“我的移民兄弟”。
“大学兄弟 ”
其实，从40年前的1983年，我就有“移民兄弟”。那是我的“大学兄弟”，她虽然是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女生，可我从来没有把她当作女性朋友，而是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兄弟。在我即将在南京工学院读研究生的那个盛夏，她从武汉的西南财经学院专程来南京我家，取回她珍藏的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Jane Austen）创作的长篇小说《理智与情感》。她要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IUC）芝加哥分校读书，正式与我告别。那一晚我们谈了很久，她那种渴望远赴海外求学的夙愿十分强烈，当然不是那种“持不同政见”，而是追求自由、宽松的环境。当时，我几乎没有想过出国读书或工作。我心痛地感觉，我们就要天各一方、开始完全不同的人生。
我们相识在南京大学南园8舍，那个“亚洲最大的女生宿舍”。1978年的寒假，我们都是大学一年级学生，我77级，她78级。我们都是学计算机的，不过我偏硬件，她偏软件；我们都是深挖“五一六”运动的受害者，我因母亲的问题，失去了中共预备党员的资格；她的父亲是解放军八四医院院长，在审查中被迫自杀。我们志趣相投，性格相似，就共同关心的话题热烈讨论，相互推荐阅读资料，交换各自的学习笔记，经常因意见分歧而激烈争辩。我们同样在上课抢位子，不过她还与人打架；我只是吵架而已。她特立独行，我独往独来，我们都几乎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当然，大学毕业后，我“发配沧州”，她“流放两湖”，原因都是我们没有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恶果”。自从那个深谈的夜晚之后，她不久离开中国，我们就没有再见过一次，只是通过几封信。
不过，有一次，她在芝加哥的一个超市里，遇到我的大学同学——中国大陆第一代校园歌手，他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他们叫不出对方的姓名，叫出的是我的名字。她后来去了IBM，加入当地的一家报社；她积极参加Min主运动，在胡平主编的刊物做义务编辑，还跟我约过稿，我因为畏惧政治而没有给她提供稿件。
1990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了，不知道她三十多年的美国生活怎样？我知道，我们已经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但是，人生幸福的“积淀成本”。；社会历练的“递延收益”，都留在我们心中。她消失在大洋彼岸，留下永远的遗憾。余生，我们难以继续彼此关照，相互指教，只能相忘于江湖，遥远地祝福。我现在记得的还是她那一手苍劲有力的“男性笔迹”，以及我们相互激励与相互启发的那些话语，这些仍然是我进步与努力的动力之一。
“知青兄弟”
接着移民的是与我有几十年友谊的兄长，我的“知青兄弟”。我们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插队相识，他读书很多，智力超群，善于交际，对人诚恳。他有很好的背景，父亲是新四军出身的老干部，又是一个文化人，以电影剧本《红色的种子》、话剧《雨花台下》（与人合写）等闻名，文革前做过江苏文联主席与省作协主席，当时是省文化局长，母亲是江苏戏剧学校的党委书记。
在他一个人独居的知青宿舍里，兄长向我介绍了他的自修方案，有计划地读一些大学的教科书，选一些著名的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以及当时能找到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著作认真阅读。他的学习计划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意义。在他的引导与鼓励下，使我在农村没有被动接受命运的摆布，而是积蓄力量，“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在农村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坚持学一点东西，哪怕知识结构不完整，也是一种囫囵吞枣地的阅读，总比浑浑噩噩、无所事事要好很多，客观上为我们后来进入科学领域奠定了最初的思想与知识的基础。我们经常就一个问题进行彻夜长谈，交换各自的看法，相互批评对方的观点，不求达成一致的看法，只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一次争论的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我们各自回去读书研究，下次见面时再继续讨论。这种长谈，没有伪装高深，无需虚情假意，直接考验与锻炼思维能力与表达能力，为我后来做学术研究与公开演讲准备了最原始的本能。
挑河堤背唐诗转移疼痛的方法就是他教我的。每天机械地挑土，单调乏味，而且双肩疼痛。我就尝试一边挑一边背《唐诗100首》，大多数是四言绝句；还有就是当年供大批判用的一些古文篇章，可以学习其中的古文与诗词。这是一个转移疼痛的好办法，现代神经科学已经完全证实了这一做法的科学依据。就是这样，我还是经常被大队书记批评，不如同大队的女知青插友，别的生产队的知青，大都是我们中学的学姐。她们挑的比我多，坚持的天数也比我多。我不知道她们怎么吃得消的。
不仅在插队期间，直到招工回城，77年考上大学，再到从事通信产业工作（他做运营商。我做供应商），基本上是在他的引导下一路走来。我学术上的起步也是受到他的影响，使我在信息经济学与创新经济学，一度在国内成为较早的探索者，也奠定了我今天学术成就的始基。
1989年，他已是国家科委的处长，原本要赴美公干出差，相关出国手续已经办好，在7月份借机离开中国。和他的许多朋友（如高行健）一样，通过“滞留”方式转换成移民。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MBA，后来做人寿保险。他在美国的艰辛，他从来不说。只是有朋友看见，他母亲出售过多幅名人字画。我在他家。复成新村一座西班牙式的还原洋房，见过郭沫若、林散之的字，徐悲鸿、李可染的画，他家的收藏可以见一个字画博物馆。他的父母是 “文革”前的“高干”，在国内怎么生活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唯一的解释，如果不是他在美国需要一大笔钱，根本就不会出此下策的。
2000年前后他回国创业，推广“无线接入”， 拉“云烟”入股，参股“江奎”，收购“金思维”，在这些投资中，他邀我参与过一些活动。以后，布局“空间房地产”，又因国家通讯政策改变，成为泡沫。后来可能是没有成功，几年前就没有了音讯。在他母校纪念77级上大学30周年，他曾是那所学校的学生会主席，他的同学找到他。其实，近年来他一直在南京，似乎隐姓埋名。他的学识与能力均在我之上很多，人脉关系那更是望尘莫及。我不知，他后来发生了什么变故，遇到了什么困境？
“研究生兄弟”
20世纪90年代移民的是我“研究生兄弟”。在2008年我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做学术访问，我在温哥华转机，拜访我多年未见的亲师弟（我83级，他87级，同一位导师）。他来机场接站，替我预定好家庭旅店，陪我在温哥华地区游览。他曾简略地叙述过其移民过程，但《转换·融合》有两段大约4000字的描述，稍微详细一点。
当他们1998年8月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马丁（东南大学1990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原江苏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35岁，他的妻子瑾（南京大学中文系1988年本科毕业，原东南大学中文系教师、出版社编辑）32岁。 在他们到加拿大之前，马丁和瑾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读书。就在他们已经办好移民加拿大，刚要离开美国的时候，瑾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使她的左腿永远残疾了。经过多年治疗与康复，现在基本上可以正常行走，多亏加拿大优质完善的医疗保障体制。登陆温哥华后，马丁做了很多临时工，送比萨，搬运报纸，数学家教等，支付基本生活开销和瑾的部分医药费，以他的数学专业和科学哲学背景，马丁在加拿大很难找到和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比如像教书。这是因为他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有限，并且没有加拿大认证的专业资格。
1998--1999年，“电脑经济”十分火热，马丁决定转移到IT领域。他在一家“前沿”电脑公司从事体力装配工，开始了他的计算机事业。与此同时，马丁坚持自学，并根据他对市场的感觉进行了职业学习方面的投资。马丁学习电脑程序方面的知识，他选择学习数据库程序。这些东西对本科学数学的马丁来说，只不过是符号的转换而已。在2000年“网络泡沫”、IT产业暴跌的情况下，马丁依然用自己的优势找到机会，市场对他当初择业方向的选择做出了评判。经历过很多的面试，他都没成功，其中的艰辛谁能体会！不过，马丁并没有丧失自信，反而把每一次的面试当成了获得信息的机会，从中学习，成为他的一种策略。通过面试知道对方要什么。了解自己的不足，然后再学习。马丁采用的是一种“在失败中成长”的策略。2000年，马丁在温哥华市的一个大型国家银行找到了他的第一份IT领域的工作。从那以后，他继续自学新的程序知识，并在IT某个领域中生存了下来。现在，他是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之一Gemstone Option（商用数据库的软件公司）的一个高级分析员。马丁现在用的东西懂得的人不多，所以找工作好找。他用的Crystal Report，还有一些类似的，学校都不教的！他用这些做成方便顾客使用的界面。这些东西可以在美国很大的网站——Money Trend 学到。这家公司培训IT上比较先进的技术，但很贵。一个星期5天就得花二、三千元钱！如果没有工作，还得一个星期掏二、三千块钱！马丁当时学这个是因为他的数理逻辑。他选这个很好。他学的时候也没人想着去学呀！他自选的，他的兴趣。他搞这个是对了。尽管缺乏经济资本，但马丁拥有其独特的人力资本——超强的数理能力和自学能力。另外，正如贝克（Becker，1993）所说的那样，强大的意志力也是一笔宝贵的人力资本。所有这些使得马丁能选择适合自己和他家庭的资本重塑策略。马丁不仅做出了适合自己特点和家庭条件的学习投资策略的选择，他还为学习新的技术升级进行了一系列的投资。马丁对自己的充分认识和对市场的分析，以及他坚持不懈的投资使他走上了成功之路。
不过，马丁并不满足于他现有的一切，他想要取得更高的水平。马丁受限于英语交际能力(这或许是年龄大出国的弊端)。他们都感觉要是能灵活地使用英语，他们在自己工作领域会更加“如鱼得水”。许多中国技术人员具有足够的英语能力通过工作面试，因为这样的面试大都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来了解他们的专业经验，一般都能对此进行一些事先准备。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们需要与同事进行协商或者与集体成员交流意见，这时他们就感到了压力。在开专业研讨会或者工作团队会议时，讨论和争论经常会很热烈并且讨论的内容也可能变得琢磨不定（这些技术移民是在国内完成大学或研究生学习，那么英语的实际使用能力一般都比较低，缺乏英语的“童子功”）。在这种情形下，与会人员必须能够及时地在讨论互动中组织、表达自己的看法，这就要求具有流畅的话语能力，而远不止一问一答的简单会话。正是这种“真正的交流”常常困扰缺乏英语话语能力的移民们，马丁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
师弟说，他为自己受英语所困感觉很糟。他在公司项目团队的会议中经常被英语“卡壳”，而不能够恰当地来表达自己，每当在集体讨论中出现争议时，总是以我放弃而告终 。他具体讲述了自己在2002年与项目小组成员之间的一次冲突：我们三个programmers（程序设计师）一个team（小组）做一个financial project（金融项目）。另外两个是native speakers（母语为英语的当地人），是白人。我是负责sales（销售）部分，他们俩负责revenue（收入）。两天后，我们讨论方案。其中一个人说我做的program（程序）缺少两个条件。事实上，这两个条件已经包含在我的logic（逻辑）里面了。我用两套程序计算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这两套程序殊途同归。可是，这两位同事非要我把那两个条件添上去不可。我不知道是我的同事的logic（逻辑）知识太差，还是我的英文太差，anyway（总之），我们无法达成共识。最后我不得已放弃，说： “别争了，我听你们的。”出于无奈，我只好按照他们的意愿加上两个无用的条件。事实上，我的设计主干还是没变。表面上我是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我不加不行。似乎他们是正确的，可实际上是因为我没有能力说服他们。我没有办法。他们是两个人，又是NATIVE SPEAKERS。每逢有分歧，他们总是占上风。师弟“没有选择”，只好 “遵从他们的意愿”。
在这里，语言资本显示出其巨大潜力，在某些情况下它象征着权力。师弟所屈从的实际上是一种所谓的讲英文的白人、当地人多数与非英语少数族裔的少数的社会关系势力。在这种讲当地语的多数人和讲非当地人语的少数人的关系中师弟屈服了。那次经历之后，师弟再也没有与他的同事争论过。可是，他为这些经历一直感到遗憾：我知道自己的英文不行，所以我从来不与他们争论。他们说得那么快，总是有那么多话讲，你知道。总之，他们给你的印象就是特能说。他们只做一点点，可能说出一大堆来，加上一串的虚拟的东西，比如， “I thought ”（我想）, “it might be"（可能是） , “probably”（恐怕）.......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很复杂的事，但我们不能表达出来。真是“水壶煮饺子，有嘴倒不出”呀。由于缺乏语言象征性的权势，这种“低人一等的想象图画”内化在中国技术移民心里，进而成为他们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这种低人一等的感觉很可能引起移民心理上的障碍：你知道，在中国，我们都很受尊重。可是，来到这儿，让你感觉落魄，困惑。好像没有办法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似的，一个人会变得很压抑，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没有得到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的认可，你觉得孤独无助，无法融进去。这种讨论深刻地展示了语言在社会融入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且也表达了由于缺乏交流而不能实现自己潜能的痛苦感受，对此十分痛苦。对像我师弟这样的移民来说，英文是把他和加拿大社会分隔的绝缘体。虽然他非常喜欢加拿大，特别是他所在的这个温哥华国家化大公司，有不少华人但是在这里工作几年后，还是选择返回中国，为的是能够自由的呼吸，用中文充分的自我表达。他戏称，来到加拿大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的“优越”，什么叫资本主义的“残酷”。
2019年，我曾为江苏省政府政策研究室招聘工作人员出一套面试题。我走进江苏省政府大院，政策研究室在政府大楼后面，靠近西康路33号的一座三层小楼。接待我的是一位处长，他交代了命题要求与保密事项后，我们闲聊，我说到我的这位移民师弟，那位处长十分吃惊，因为他们也很熟。原来，他和我师弟一同进政研室，一同外出调研，经常住宾馆的一个房间。他们曾彻夜长谈，反复劝说他不要出国，坚守这么重要的岗位是多么有意义。他一直不知道这位同僚在海外的情况。
当我正式提交面试题的那天，江苏省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审题后，决定使用。我交完差后，顺便问一句那位处长怎么没有见到，他们告诉我，他现在不管这个事情了，将升任江苏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了
“学姐兄弟”
在写本文的时候，正好有+019×××××电话打进来，是一位女士，我的中学学姐，也是同一个大队的插队知青。她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工作了30年。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特别是关于移民问题。
学姐的教养与气质都很好，是我们南京十中的优等生，不仅学习成绩很好，而且社会工作能力也很强。她父母是儿童医院内科的主任医师。当年，在生产队，她干农活十分卖力，精神抖擞，处处表现得干劲实足。她经常被大队长作为榜样，教训我们挑河堤不出力。我是我们生产队唯一一个上过水利工地的知青，我自己觉得十分了不起，但在学姐为代表的女知青面前还是相形见拙，比较惭愧。她看上去弱不禁风，但干农活却是一把好手。特别是上河堤挑土方，更是我等望尘莫及。学姐说当年没有实在办法，生产队穷，可以吃免费的挑河公粮，知青也不得不上河堤。现在，一到阴雨天受伤的身体还隐隐作痛。我们这一代插友们都是这样熬过来的。
印象最深的是，有传闻她在70年代中期就石破天惊地宣称“要嫁给高级知识分子”，我听了震惊与不理解。因为当年还是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臭老九”，高级知识分子纷纷进了“牛棚”。那年头，军人地位最高，“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正如十多年后，我读到高行健的中篇小说《有个鸽子叫红唇儿》，其中的男主角说“当年我们就想娶个上尉的女儿，现在我们直接娶女军官”。如今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国家大力提倡科技创新，高级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可见，学姐当年如何有远见。
她招工进了南京结核病医院（现南京胸科医院）做“护工”，主要是整理床铺、打扫卫生等保洁工作，不参与医疗护理工作。后来后来考取江苏职工医科大学（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再后来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武汉同济医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后她回到胸科医院，评上副主任医师后赴美做博士后，在哈佛医学院从事科学研究，有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问世。她经历了由J1签证然后转H-1B签证，再到绿卡，直至取得美国国籍。千辛万苦，筚路蓝缕，其中辛酸苦辣有谁可知？不过，我们这些插队知青，“有农村这碗酒垫底，还有什么就不能对付？”
在波士顿的西北部、距离波士顿市区约10英里列克星敦(Lexington)小镇，学姐用30万美金买了一块地，自己动手设计盖了一座2层小洋楼，现在市值300万美金。有很多哈佛、MIT的教授在此居住，也是美国著名的好学区，美籍华人趋之若鹜的生活空间。她还给我在哈佛医学院做博士的儿子提供了了很多忠肯的建议。我们一同回忆当年的中学时光、下乡岁月…….不过，她不是我的移民兄弟，而是移民姐妹！我们在一个中学读书，她高我一届；我们在一个大队插队，她比我早去一年多。她在我们大队知青群体中是佼佼者。她也有儿子，我们大队知青生的都是儿子；不过她有两个儿子，现在都考上美国名牌大学。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唐·张九龄：《望月怀远》）。那些飘零在海外的“移民兄弟们”，在80、90年代放弃了中国积累的成绩与利益，勇敢地开辟了新的赛道，克服种种困难、清除许多障碍，从而逐渐融入异国他乡，这是一个通过重新投入和资本转换而实现移民自身价值的过程。在移民过程中，市场挑选资本、决定移民所持有资本的价值。他们一改坐等被选择的处境，变被动为主动，进行投资、重塑自己原有的人力资本或知识资本以适应新的市场。在其资本转换的过程中，我的移民兄弟的主观能动性起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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