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初，非典疫情开始从广东向全国迅速蔓延。清华大学为贯彻党中央用科技力量抗击非典的指示，迅速召开了由各院系和校属企业领导参加的动员大会，要求尽快研制出红外体温检测仪，为大面积筛检发烧病人提供快速检测手段，有效遏制非典疫情的扩散和传播。

紫光股份的王依群副总裁会后立刻打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说“你是精密仪器专业的博士后，应该熟悉红外测温仪，能否组织紫光的研发和生产资源，在一周之内研制出红外体温快速检测仪，并尽快投入批量生产”。我虽然从未接触过红外测温仪，但是感觉这项任务艰巨而又光荣，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从领导办公室出来后，我立即查阅学习红外测温仪文献资料，并通过互联网找到了可将人体红外辐射转换为电信号的红外传感器及供应商，迅速完成了产品方案设计，然后抽调大学同学管桦、研究生师弟杨子冬、西安交大自控系刘铭博士等相关人员成立了由我担任组长的红外测温仪研制小组。

经过3个昼夜的连续奋战，研制小组顺利开发出了产品样机软、硬件，但是最后却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数据换算难题。红外体温检测仪只能测量额头表面温度，但要求显示腋下温度。研制小组在图书馆和互联网上始终查找不到人体额头表面温度与腋下温度的对应关系，咨询了很多医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也不知道额头温度与腋下温度的准确关系。此外，研制小组在产品样机的测试过程中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环境温度对额头表面温度影响很大，这会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于是我建议公司立即成立了一个测量小组，在通用产品事业部总经理邓进的带领下，利用刚刚研制出的产品样机和医用体温计迅速完成了对公司几百名员工额头和腋下温度的多次测量，2天就成功获得了不同环境温度下人体额头表面温度与腋下温度的转换模型。

在测量小组紧张工作期间，研制小组的其他同事完成了生产工艺文件、工位作业指导书及产品定型文档的编制，我完成了《红外温度快速检测仪企业标准》的编写。在接受研制任务的第6天，成功完成了两个型号各10台的小批量试生产，第10天就批量生产出了几百台的紫光红外体温检测仪，随后产品顺利通过了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医疗器械认证，紫光成为北京市首家荣获《红外测温仪医疗器械注册证》的企业。

紫光公司没有将首批生产出的几百台红外体温检测仪用于市场销售，而是立即捐赠给中宣部、国务院办公厅、新闻出版总署、海关总署、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钓鱼台国宾馆、美国驻华大使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农业银行总行、北京市计委、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中关村管理委员会、南苑机场、北京古船面粉厂等需要重点防控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以及众多的医院和学校，有效地遏制了非典疫情的扩散和传播，同时也收到了中宣部、国务院办公厅、海关总署、新闻出版总署、公安部、北京市计委、承德市政府、钓鱼台国宾馆、天安门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近100家单位送来的的感谢奖状和锦旗。

2003年7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紫光公司因在抗击非典疫战役中做出突出贡献，被北京市政府授予“首都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2004年3月，应北京市卫生局要求，紫光公司在“两会”代表住地安装了紫光红外体温检测仪，为保障“两会”的卫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4年7月，紫光红外体温检测仪被列入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获得了科技部、商务部、环境保护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颁发的《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

2003年4月30日，受清华大学和北京市经委的委托，紫光股份董事长徐井宏（右3）亲赴承德，向承德市人民政府捐赠紫光红外测温仪，随行技术人员在承德火车站和承德公路段检查站迅速安装并投入使用，极大地提高了过往通行人员的体温检测效率。

2003年6月3日，在海淀区举行的高新技术企业防控“非典”暨相关产品发布会上，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听取紫光技术人员介绍红外测温仪应用情况。

2003年6月19日，中宣部工作人员专程到紫光大楼赠送锦旗，紫光股份副总裁王依群（右4）代表紫光公司接受锦旗。

2003年7月9日，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冯国安（左2）亲自将紫光红外测温仪《医疗器械注册证》正式文本发放到紫光股份总裁李志强（右1）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