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曾长期领先于世界，然而中国没有产生出自己的哥白尼、伽利略、牛顿，没有孕育近代实证自然科学，为什么？在20世纪许多人研究了这个问题，看法不一。根据张岱年、程宜山在著作《中国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八章中的观点，那些看法可以归纳为几种类型：一种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一种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一种是“非不能、非不为，二是不得为、不准为”，还有一种是以上三种看法之综合。当然，因为是反思，各种不利的因素都应该考虑到。本文主要摘录张、程两位先生著作中的观点，有关理解和叙述错误之处，还请读者指正。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与安邦救国、国计民生没有直接关系、关系不明显的纯理论知识确实缺乏热情，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思想家对此兴趣并不大。例如荀子就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许多统治者和高级官僚认为，技艺是小人之事，君子不屑于顾(例如韩愈的《师说》中“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这些当然对于由技术转向近代实证自然科学是不利因素，不过也不能夸大。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出现了重视科学技术的学派和思想家，如墨家、名家，这些学派后来衰落下去并不能用其他学派的攻击来解释。实际上，在秦汉之后，包括儒家在内的各派哲学家对于自然科学问题也做了许多研究，一些人颇有建树；至于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在社会上层主流不受待见，更不足以阻碍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产生。回顾历史可以知道，在西方直到17-18世纪，从事技术发明的主要还是能工巧匠们、而非科学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个因素确实使得近代实证自然科学难以产生，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思想家们重视整体和关系，而短于分解、不重实体，重视实用而轻于理论，这对于产生以分析、实体和公理化为特点的近代实证自然科学是不利的。从自然科学发展看，西方古代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天文学、数学(几何学)、力学，而中国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天文学、数学(代数学)、电磁学。几何学和力学不发达，对于牛顿式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相当不利，这些就是所谓“非不为也，实不能也”的因素。然而，这种不利因素也不能夸大，因为思维方式是因研究问题变化的；清代学者整理典籍时发展了一种新方法，按照胡适的见解，这种方法与同时期西方的方法是相同的；而根据李约瑟的研究，自然科学发展道路不是只有一条，只要中国条件允许，中国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然观和特长另辟蹊径；根据张岱年、程宜山的研究，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证科学的根本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的经济和文化政策。
西方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环境与中国情况不同。在西方封建社会后期，虽然也实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但是市民阶级和贵族阶级势均力敌，在制度方面基本消除了关卡林立的现象，用暴力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对外开辟殖民地，扶持工商业，这些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从萌芽到羽翼丰满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君主专制重要集权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历经上千年的改革，制度严密而完备，社会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同时国家机器庞大，在清朝中后期多数情况下吏治败坏，社会奢靡成风；政策总体上严重抑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使得自然科学失去了社会需求的根本动力，而其文化政策又使得自然科学向近代形态发展的关键时期失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参与，导致实证自然科学没有在中国得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实际上，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在封建社会十分发达。在宋元明清朝代，中国的工商业已经发展起来，并颇具规模。中国幅员辽阔，市场很大；在明代中国就出现了西北百姓不织布（靠外地输入）、南方妇女不缝纫(衣物仰仗裁缝)的情况。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产品（如丝绸、瓷器、茶叶、铜器、棉布）久负盛名，因此陆地和海洋贸易都具备相当规模。然而，中国的统治者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好时机断送了。在宋元明清时期，国内关卡林立，过一个卡交一次税，明代沿长江而下的货船一天要交税5、6次，仪征与京口咫尺之遥却有两道税卡，由宋至明清的工商税率不断提高，在宋代的税率为2%，清代商品交易税则为10-20%，明后期对于工商业更是予以了毁灭性掠夺，而且又有官商垄断，严重抑制了市民阶级的工商业。明朝曾禁止海外贸易，清朝进而实行闭关锁国、禁止开矿等政策。在这些压迫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商品经济屡受挫折，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实际上，清朝统治者们很早就清楚地认识到市民阶级和工商业的兴起对于维持封建统治具有巨大威胁，对于市民阶级工商业的摧残是刻意的。根据恩格斯的观点，“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那么这种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清朝统治者们就是打掉了社会对于技术的这种需求。换句话说，工商业没有发展壮大，中国社会就没有急切的技术需求，也就没有了工业革命；产业革命不可能，科学就难以快速发展，从而导致科学和工业都发展不起来。
古代技术的进步并不一定需要知识分子的充分参与，但是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就离不开知识分子了。不过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制度下与科学之间被隔绝开，也是中国未能产生近代实证自然科学的一个主要原因。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了先秦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一个消极后果是名家、墨家逐步消亡，中国失去一个把逻辑、数学、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的学术传统，导致文化发展呈现了不正常的局面，如明朝后期和清代的学者绝大部分精力用于整理研究经典文献上而不是研究自然界。同时，在国家层面支持儒家道统说，即把儒家归结于一线单传的道统，而不吻合于道统的儒家学派遭到排斥，是狭隘的宗派主义。这种道统说在宋代曾受到一定批判，但是到了元明清时代，道统说盛行，只有符合儒家道统的思想家牌位才送进孔庙，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因而束缚思想、限制学术自由。另一方面，科举制度考试的内容、方法、程序存在许多弊端，唐宋以辞赋或经义取士，明清以八股取士，知识分子疲于虚文。相反，诸如李时珍的巨著《本草纲目》长期束之高阁，宋应星的巨著《天工开物》无人问津---如果不是海外图书馆保存此时，今人甚至无从知晓。实际上，中国知识分子曾自觉反省过这些问题，在明末清初对于自然科学发生很大兴趣，那个年代涌现了一批科学家流芳百世，如徐霞客、宋应星、徐光启等，康熙帝曾延揽西方学者来华，甚至为他讲授几何、物理、乐理、解剖学等，宫廷甚至成为西学中心。但是雍乾之后，渐兴起文字狱，对于知识分子大肆迫害，尽逐西方传教士；其中乾隆39年到47年间就烧书24次、13862部，学者们动辄得咎，只能扎进故纸堆中。这导致中国与西方文化的之间密切联系中断了长达100多年时间。
总而言之，中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及时赶上西方实证自然科学发展的浪潮，错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良机，导致外族入侵、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纵观世界文明史，领先者衰败而后来者居上已经屡见不鲜。中国封建文明是世界文明史的一个高峰，近代却落后了。在19-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是世界文明的一个高峰，不过并不稳定，盛极一时的西欧在20世纪逐步衰落下去，美国则取而代之。而现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拥有世界最发达的制造业，这正是中华民族重回世界舞台中央、实现伟大复兴的良机。
这几天舆情声音比较大的是诺贝尔奖花落谁家以及获奖成果意义的解读。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是西方主导的，中国本土学者少有话语权。评奖委员会委员的个人偏爱和政治取向都会影响谁是获奖人。文无第一, 自然科学某项成果的重要性是难以量化的，哪个重要、不够重要或者更重要，不会有确切答案。获奖者都是优秀的学者，不过也有很多更优秀的学者或成果并没有被授予诺贝尔奖。对绝大多数心存理想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真正重要的是思考自己在当今国泰民安的大环境下、在民族复兴伟业上能做哪些正确的、对于国家民族有益的事情并身体力行。文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不利因素，在今日之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也正因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迅速发展；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自然科学和技术应用多个领域与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了从追赶到并跑、甚至小范围的领先局面。至于中国为什么在19-20世纪在“赛先生”方面大幅落后，各家有各家说法，并无统一答案。本文列举的方面并不新奇，供朋友们参考，也请大方之家指正。
Ps: 本来希望迟一点儿写这篇文章。在私下交流《中国传统文化之成就》一文时，不少朋友提出本文的问题，因此就把这个文章赶了出来，其中的论点论据和本人观点或有不足，敬请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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