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教学质量，我就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1984年夏天，我毕业那年。我们专业两个班，五十来号人，最后每个班都卡着一个没拿到毕业证的。放到现在，怕是学校和家长都要慌成一团，但那时候，这俩伙计啥动静没有，既没去教务处拍桌子，也没窝在宿舍里自怨自艾，平静得像只是忘了带本书。    

        那时候没毕业证不耽误分配工作。一个被分到了西部的油田，火车坐了三天三夜；另一个去了东北的油田，冬天呼出的气都能冻成霜。他俩没拿到证的原因都一样——英语不及格，不是差一点，是差得明明白白，卷子上的红叉叉密得像筛子。

        但学校没把路堵死。规矩定得清清楚楚：一门课能考四次。平时考一次，挂了补考一次，毕业前补考一次，要是还过不了，毕业后一年回校再补考最后一次。没有通融，没有“平时表现好就网开一面”的说法，老师批卷子比给自家孩子改作业还较真，半点水都不放。现在想来，就是这份死心眼，才把教学质量提上去了。

        后来这俩同学，都在毕业一年后回了学校。听说为了补英语，一个在西部的宿舍里，背单词到后半夜；另一个在东北的地震队里，把单词写在劳保手套上，下工了就掏出来看。最后都考过了，拿着补发的毕业证时，脸上的笑比谁都实在。再往后，一个成了西部某研究院的技术骨干，评上了高级工程师；另一个成了东北某单位的副总工程师，同学聚会见着，说话还是当年那股实在劲儿。

        当然，现在跟那时候不一样了。那时候是工作找你，现在是你找工作，拿到毕业证都未必能谋个满意的营生，更别说没证的。这么一想，学校的顾虑也不是没道理，但道理归道理，教学这根弦不能松。

        有时候夜里翻旧照片，看到毕业照上那俩同学，就想起八十年代的那份严格。不是不近人情，是对学生真负责。这份严格，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踏实，也真值得琢磨琢磨——咱们办教育，到底是该怕学生出事，还是该怕误了学生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