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
参考文献：Li, H. Hysteresis of habitus: Social origin and career decision-making among Chinese PhD students. High Educ 90, 283–300 (2025). https://doi.org/10.1007/s10734-024-01320-z
本文基于“职业理论”（Careership Theory），通过对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顶尖高校的94位博士生的深度访谈，探讨了社会出身如何影响博士生的职业视野（horizons for action）与职业选择，揭示了社会阶层如何通过“惯习”（habitus）及其“滞后效应”（hysteresis）在博士教育阶段持续发挥作用，导致就业结果的不平等。
随着博士教育扩张和学术劳动力市场饱和，博士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引发关注。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博士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如工作偏好、博士经历、劳动力市场条件等，但较少从社会阶层视角分析博士生就业结果的不平等。已有文献表明，社会出身影响博士生的入学机会、学术表现、学习体验及职业结果，但其背后的机制仍不清晰。本文旨在揭示社会出身如何通过影响博士生的职业视野，进而塑造其职业路径选择，特别是在中国这一强调“ meritocracy”（唯才是举）的教育体制下，社会阶层如何持续影响个体发展。
Hodkinson和Sparkes提出的“职业理论”（Careership Theory），强调职业选择不仅是个体理性决策的结果，更受到社会结构和个体惯习的深刻影响。该理论提出“行动视野”（horizons for action）的概念，即个体在职业选择中所感知到的可行选项范围，这一视野受到机会结构与个体惯习的共同塑造。惯习（habitus）是布迪厄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指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稳定的行为倾向、价值观和认知方式。惯习具有“滞后性”（hysteresis），即即使个体所处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其原有的惯习仍可能持续影响其行为和判断。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10所顶尖高校的94位博士生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其中包括72位在读博士生和22位已毕业博士。研究覆盖多个学科领域，包括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等。为确保样本的阶层多样性，作者通过父母职业、教育背景、收入水平和自我认同等多维度将受访者划分为“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两类，最终样本中约63%为工人阶层出身。
研究发现，工人阶层博士生的职业视野明显窄于中产阶层，其职业选择受限于三项核心标准：薪资体面、专业对口、工作环境少“关系”（guanxi）导向。这些标准源于其惯习及其滞后效应，具体表现如下：
1. 薪资优先：追求“体面收入”
78%的工人阶层受访者将薪资列为职业选择的前三考量，而中产阶层仅为43%。工人阶层博士生普遍将博士教育视为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投资，肩负着赡养父母、改善生活的责任，因此更倾向于选择收入较高的职位，甚至愿意牺牲工作与生活平衡。而中产阶层受访者则更重视工作的自由度与生活质量，且由于家庭经济支持较强，对薪资的容忍度更高。
2. 专业对口：强调“学有所用”
68%的工人阶层受访者强调职业必须与博士专业高度契合，而中产阶层仅为37%。工人阶层学生将专业知识视为自身最核心的资本，认为“学以致用”是对自身努力的正当回报，也是对国家和家庭的责任。这种观念源于其在教育体系中因成绩优异而获得奖励的经历，强化了“教育=回报”的信念。而中产阶层则更灵活地将博士学位视为多种资本之一，不执着于专业是否对口。
3. 拒绝“关系”文化：向往公平环境
41%的工人阶层受访者表示希望避开“关系”导向的职业环境，而中产阶层仅为14%。工人阶层学生普遍缺乏社会资本，对“关系”文化持排斥态度，认为其违背“唯才是举”的价值观。相反，中产阶层更熟悉并愿意利用“关系”资源获取职业机会，甚至将其视为一种能力。
学术职业：工人阶层的“避风港”。在上述三项标准的限制下，63%的工人阶层博士生将高校学术职位视为唯一职业目标，而中产阶层仅为31%。他们将学术界视为一个相对公平、专业对口、收入尚可的领域，是实现阶层跃迁的可行路径。尽管他们也意识到学术职位竞争激烈、收入不如企业，但认为其更符合自身价值观和条件。相比之下，中产阶层博士生更倾向于选择多样化的职业路径，包括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
工人阶层博士生的职业视野受限并非源于能力不足，而是其惯习在教育体系与社会结构互动中形成的“滞后效应”所致。尽管他们在学术上取得优异成绩，但其价值观、职业期待与社会认知仍深受早期生活经验影响。这种“惯性的滞差”使他们在面对复杂劳动力市场时，缺乏灵活性与适应性，反而更容易陷入学术职业的“高期望—低回报”困境。
博士教育阶段并未显著改变工人阶层学生的惯习，原因在于博士学习过程相对孤立，缺乏多元社会互动与实践机会，难以为其提供重塑价值观与职业认知的环境。因此，高等教育并不能自动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平等，甚至可能因过度强调“唯才是举”而掩盖了结构性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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