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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Wiesenthal, N. J., Gin, L. E., & Cooper, K. M. (2023). Face negotiation in graduate school: the decision to conceal or reveal depression among life sciences Ph. D.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EM Education, 10(1), 35.
DOI:10.1186/s40594-023-00426-7
摘译:邝宏达(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访问学者、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副研究员、注册心理师)
注:这是前一篇文献的姊妹篇,研究对象均为50名生命科学博士生。考虑到通俗性和便于传播的目的,文献题目在翻译时稍作调整。
该摘译首次载于微信公众号“博士生培养”
概览
[背景] 抑郁症是生物学研究生群体中最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之一,2018年宣布的“研究生心理健康危机”就有它的贡献。一些知名科学媒体呼吁采取干预措施改善研究生心理健康,但目前尚不清楚患有抑郁症的研究生在读博过程中是否与他人讨论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虽然分享自己的抑郁症可能是在攻读博士期间寻求心理健康支持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抑郁症被认为是一种内隐污名的身份(CSI),揭示自己的抑郁症可能导致地位下降或受到歧视。面子协商理论(Face negotiation theory)描述了个体用于调节社交尊严的一组沟通行为,借用该理论,有助于确定影响研究生在攻读博士期间是否揭示他们的抑郁症的因素。在本研究中,我们采访了美国28个生命科学研究生项目中的50名患有抑郁症的博士生。我们研究了(1)向导师、研究生和本科生等成员表露其抑郁症的程度,(2)揭示或隐瞒抑郁症的原因,以及(3)表露抑郁症相关的后果和好处。
[结果]超过一半(58%)的被访者向至少一名导师透露了他们的抑郁症,而74%的被访者向至少一名研究生透露了他们的抑郁症。然而,只有37%的被访者向至少一名本科生透露了他们的抑郁症。被访者决定向同龄人透露他们的抑郁症是由良好人际关系驱动的,而他们向教师透露的决定通常是基于通过进行预防或矫正性“面子工作”来保持尊严。相反,被访者与本科生研究人员互动时进行了支持性的“面子工作”,揭示了他们的抑郁症,以此来消除与心理健康作斗争的污名化。
[结论]生命科学博士生最常向同学透露他们的抑郁症,超过一半的人报告说与他们的导师讨论过抑郁症。然而,博士生不愿意与本科生分享他们的抑郁症。博士生和他们的导师、他们的同龄人和他们的本科生之间的权力动态影响了他们在每种情况下选择揭示或隐藏他们的抑郁症的原因。这项研究为如何创建更具包容性的生命科学研究生课程提供了见解,让学生可以更自在地讨论他们的心理健康。
1.详细的结果
研究生最常向研究生同学透露他们的抑郁症,很少向本科生研究人员透露他们的抑郁症。研究生经常报告说,他们向至少一名其他研究生(74%)透露了他们的抑郁症,而超过一半的人向他们的导师(58%)透露了他们的抑郁症。在38名研究生中,他们报告说他们经常与至少一名本科生研究人员一起工作,只有37%的人报告说他们向本科生透露了他们的抑郁症。我们根据抑郁症是否被正式诊断,自我报告的抑郁症严重程度以及读博时间,检查了揭示抑郁症的趋势。在被正式诊断患有抑郁症和未被正式诊断患有抑郁症的被访者中,揭露的程度几乎没有差异,并且与读博时长无明显相关。最明显的趋势是与抑郁症的严重程度有关:随着抑郁症严重程度的增加,学生更常表露他们患有抑郁。
下面我们报告了研究生向导师、研究生和本科生透露或隐瞒他们抑郁症的原因。我们还总结了在每种情况下因表露抑郁症而经历或预测会经历的好处和后果。
1.1向教师揭示和隐瞒抑郁症
博士生主要向导师透露他们的抑郁症,因为他们的抑郁症影响了他们的研究,或者他们担心他们的抑郁症最终会影响他们的研究。 向导师透露抑郁症的29名研究生通常报告了四个原因。近一半透露自己抑郁的学生(48%)描述了从事预防性面子工作;他们认为抑郁症会或已经影响了他们在实验室的出勤率或研究效率,并先发制人地想让他们的导师知道,以防止未来对自己不利的判断或冲突。相反,41%的研究生报告说,在抑郁症干扰了他们的情绪或行为后,他们进行了矫正性面子工作,并被其他人注意到;他们表露了他们的抑郁症,以此来解释所注意到的行为或情绪变化。例如,一些学生描述说,当他们特别悲伤或沮丧时,或者当他们不在实验室时,他们的导师会询问他们的情绪或行为。此外,学生们还描述了他们在导师在场时经历极度悲伤或绝望的情况,例如在一对一会议中哭泣时。此外,研究生报告说,他们向导师透露了他们的抑郁症,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会被评判,要么是因为他们已经确认导师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22%),要么是因为他们与同门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17%)。
博士生主要向导师隐瞒他们的抑郁症,因为他们担心被负面看待,或者因为他们个人对自己的抑郁症感到不舒服。关于为什么研究生向他们的导师隐瞒他们的抑郁症,出现了五个共同的主题。学生最常担心的是,他们的导师会以不同的方式或消极地看待或对待他们(57%)。学生们依靠导师过去如何对待心理健康问题学生的线索,来衡量导师在知道他们患有抑郁症时的反应。例如,学生们描述说,当他们的同龄人提出心理健康问题时,他们的导师认为他们正在为低效率找借口。此外,如果学生认为自己与导师之间存在文化或年龄差异,他们也会隐瞒自己的抑郁症(19%)。例如,年长得多的导师或他们认为过得很轻松的导师,学生不愿意透露他们的抑郁症,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导师不会理解。隐瞒,以避免被评判或避免意见冲突,这都反映了预防性的面子工作,因为学生隐瞒是为了防止负面互动和刻板印象。一些学生认为没有必要向他们的导师透露他们的抑郁症(29%),因为这不会影响他们的表现,而一些学生(14%)认为向他们的导师透露他们的抑郁症是不合适的。那些描述透露他们的抑郁症是不合适的被访者,经常讨论一种鼓励学生将他们的个人生活和情感与工作分开的实验室文化。最后,38%的学生强调,他们个人对自己的抑郁症感到不舒服,因此不会向任何人透露。
博士生认为,向他们的导师透露他们的抑郁症的主要好处是增加了灵活性和支持。在29名透露抑郁症的学生中,学生们普遍强调,他们的导师在得知他们的抑郁症后变得更加灵活或理解(48%)。例如,学生们解释说,他们的导师有时更了解他们与抑郁症相关的外在情绪(例如,悲伤)或行为(例如,错过最后期限)。然而,在隐瞒抑郁症的21名学生中,只有19%的人预计揭露抑郁症会带来这种灵活性。揭露抑郁症的学生和隐瞒抑郁症的学生都同意,公开自己的抑郁症会导致(48%)或可能导致(43%)他们的导师会更加支持他们。例如,透露自己抑郁症的学生描述说,他们的教师顾问更有可能检查他们或提供机会谈论他们的工作如何影响他们的抑郁症,反之亦然。最后,学生们认为,如果他们无法履行与研究相关的义务或按时完成任务(10%),通过揭示他们的抑郁症,他们能够对他们的导师更加诚实,但没有一个隐瞒抑郁症的学生提到这个主题。
博士生认为,揭露一个人的抑郁症的主要后果是由他们的导师来判断。向导师隐瞒抑郁症的研究生比那些实际透露抑郁症的人,发现了更多与揭露抑郁症相关的后果(即糟糕的结果)。透露自己抑郁症的学生有时会强调,在分享他们的抑郁症后,他们感到被他们的导师评判(21%),这是选择隐瞒的博士生的共同恐惧(24%)。隐瞒抑郁症的学生担心,揭露抑郁症可能会导致他们无法履行作为研究生的通常职责(14%),但选择揭露抑郁症的学生没有报告这一点。
1.2向研究生同学揭示和隐瞒抑郁症
博士生主要向研究生同学透露他们的抑郁症,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研究生通常报告了促使他们向同龄人透露抑郁症的六个因素。愿意表露主要跟他们不会因为个人关系(49%)、与心理健康的共同斗争(43%)或在读期间分享负面经历(20%)而受到评判有关。被访者还报告,他们以一种支持性的面子工作向其他研究生透露了他们的抑郁症:作为榜样并消除对心理健康的污名化,通常希望他们的同龄人可以放心地谈论自己的心理健康(20%)。值得注意的是,被访者不太可能通过揭示他们的抑郁症来参与预防性的面子工作,以先发制人地避免因他们在实验室中的情绪或行为变化而引起的冲突或担忧(17%),或者通过揭示抑郁症来矫正面子工作,以便在其他人评论他们的情绪或行为变化后提供解释(11%)。
博士生不愿意向研究生透露他们的抑郁症,因为他们与研究生没有密切的个人关系,或者害怕被区别对待。26%的学生向其他研究生隐瞒了自己的抑郁症,有四个常见原因。与那些透露抑郁症的人一样,学生与他人的个人联系最常影响他们的决定;与实验室中的其他研究生缺乏个人关系使他们无法透露自己的抑郁症(58%)。被访者还报告,由于害怕被实验室内的其他研究生同学评判或负面看法,他们隐瞒了自己的抑郁症(33%),这是一种预防性的面子工作。一些学生强调,他们的抑郁症不会影响他们的研究,因此,他们发现没有必要向其他研究生透露他们的抑郁症(17%),有些人通常对与他人透露他们的抑郁症感到不舒服,无论他们是谁(17%)。
向研究生透露抑郁症最常见的好处是增加支持。与向导师揭示抑郁症相关的一些好处也适用于向研究生揭示抑郁症。隐瞒(67%)和透露(80%)抑郁症的学生都强调,揭露自己的抑郁症可能会导致,或实际上导致与研究生同学建立更牢固的关系,并通过更频繁地签到或帮助完成研究任务来获得更多的支持。此外,透露自己抑郁的学生还表示,如果他们因为抑郁症而无法履行研究生的职责,他们可以对其他研究生更诚实(14%)。然而,这一潜在好处没有被那些选择隐瞒抑郁症的学生看到。
博士生向研究生同学透露他们的抑郁症不会带来任何不良后果,而那些隐瞒的人只报告了一个感知到的不良后果(想象的、非事实的)。值得注意的是,在35名透露自己抑郁症的学生中,没有一个人报告说他们经历了与向其他研究生透露抑郁症相关的任何不良后果(所以,我们要鼓励表露),而在隐瞒抑郁症的12名学生中,只有一个感知到的后果:如果其他研究生知道学生患有抑郁症,他们可能不愿意提供关于他们研究的反馈(17%)。学生们担心,在与患有抑郁症的学生讨论研究时,其他人可能会觉得他们必须“在蛋壳上行走”或“粉饰他们的话”(即考虑抑郁同学的感受而变得战战兢兢、谨言慎行)。
1.3向本科生研究人员揭示和隐瞒抑郁症
博士生居于担任本科生的导师、消除心理健康的污名化的考虑,而揭露他们的抑郁症。在实验室中与本科生互动的 38 名被访者中,只有 14 名(37%) 向本科生透露了他们的抑郁症,有四个原因。大多数研究生揭露抑郁症可以归为支持性面子工作,因为它旨在帮助他们的本科生感到受到尊重或安全。透露自己的抑郁症是因为他们想充当本科生的导师(50%)。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向本科生揭示他们的抑郁症,以消除心理健康的污名化,并展示学生在读博期间的真实经历。此外,正如向研究生透露抑郁症所记录的那样,如果个体认为自己不会被评判,因为他们知道本科生也在心理健康方面挣扎(43%),或者因为他们之间建立了个人关系(36%),他们就会向本科生透露他们的抑郁症。最后,一些研究生进行了预防性面子工作,先发制人地向本科生透露他们的抑郁症,以避免在他们的抑郁症影响他们在实验室的存在或抑郁发作时发生冲突或被批判(14%)。
博士生向本科生隐瞒他们的抑郁症,主要是因为他们想保持自己作为专业顾问的地位(爱面子)。参与者多数不向本科生透露他们的抑郁症,63%的人隐瞒了他们的抑郁症。研究生报告说,他们和实验室里的本科生之间存在专业障碍,作为权威人物,透露他们的抑郁症是不合适的(54%)。他们觉得自己与本科生的关系不够密切,无法讨论心理健康问题(38%),一些博士生认为本科生与自己差异太大,要么是因为本科生的年龄,要么是因为本科生的成熟度(21%)。他们还担心透露他们的抑郁症之后,可能会让本科生不知所措,或有意隐藏以避免透露后给他们带来的无形负担(13%)。
向本科生研究人员揭示抑郁症可能是有益的,因为它可以增加支持或形成更牢固的关系。透露可以得到本科生的更多支持,包括频繁的签到和本科生的理解增加(14名表露被访中有 64%报告了这一点),这也是 46% 隐瞒抑郁症的被访者假设的好处。
向本科生透露抑郁症的学生没有受到任何不良后果,而那些隐瞒身份的学生则认为,如果他们透露,他们可能会受到本科生的指指点点。向本科生研究人员透露抑郁症的博士生没有报告任何后果,而那些隐瞒的人报告了遭受本科评判的唯一潜在后果(17%):即如果本科生研究人员知道自己的抑郁症,他们可能会“不把我当回事”,或者可能“不听我的话”。
2.讨论
研究生最有可能向研究生同学透露他们的抑郁症,其次是导师,而最不可能向本科生透露他们的抑郁症。博士生在读博过程中揭示抑郁症的动机因他们向谁揭示而有所不同。
由于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和人际关系,研究生经常被激励与其他研究生分享他们的抑郁症,这是表露抑郁症的主要原因之一。 虽然相互关系影响了研究生向同龄人透露抑郁症的决定,但面子协商理论有助于解释他们向导师和本科生透露抑郁症的决定。在这两种情况下,研究生都在考虑等级关系,这意味着这种关系是基于个人相对于彼此的位置。研究生主要向他们的导师透露他们的抑郁症,以维护社会尊严。最常见的是,研究生报告说,他们通过揭示自己的抑郁症来参与预防性面子工作,目的是主动避免冲突。他们还经常通过揭示他们的抑郁症来进行矫正性面子工作,通过提供行为变化的解释来修复他们的声誉。先发制人地揭露一个人的抑郁症的决定与披露过程模型一致。通过披露自己的抑郁症,可能会减轻心理和生理压力,因为学生不再需要担心导师会因为他缺乏生产力或错过会议而感到不安。在与处于从属地位的本科生接触时,研究生主要通过揭示他们的抑郁症来帮助本科生使心理健康斗争正常化,这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即认识患有抑郁症的科学家可以帮助他使抑郁症正常化。 过去的文献发现,那些处于导师职位的人往往觉得有责任自我表露他们的读博经历,以表明他们愿意理解、陪伴学生。然而,研究生通常向本科生隐瞒他们的抑郁症,以维护社会尊严;在许多情况下,研究生正在强化一种将抑郁与虚弱联系起来的文化,并支持在等级关系中隐藏个人信息。总之,我们的数据强调,表露抑郁症的动力会根据研究生与谁接触而变化,并支持管理一个人的面子或声誉,通常取决于关系的性质及其层次结构。
我们的研究支持了在安全的环境中表露抑郁症可以带来许多好处。在这项研究中,透露自己抑郁症的研究生报告说,一旦他们意识到博士生的抑郁症,了解自己抑郁症的导师和研究生同学都会提供更大的灵活性,通常是通过更适应截止日期,减轻责任,并在与工作相关的责任上提供额外的帮助。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询问那些隐瞒自己抑郁症的学生可能带来的好处时,只有20%的人认为这是向导师透露的可能好处,没有学生认为这是向研究生透露的可能好处。与此相关的是,透露自己抑郁的博士生强调,在抑郁症限制了他们完成研究任务的能力的情况下,他们能够对他们的导师和研究生同学更加诚实。然而,博士生也从未提到过这一点,他们隐瞒了自己的抑郁症作为潜在的好处。因此,这些可能是揭示抑郁症的意想不到的好处,博士生在权衡隐瞒或揭露的决定时可能不会考虑。除了揭露抑郁症似乎对研究生本身有积极影响外,有理由相信,表露抑郁症的行为也可能使其他人受益,尤其是本科生。一项针对 35 名患有抑郁症的本科生的研究表明,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认识患有抑郁症的科学家(学长或博士生)。然而,不认识患有抑郁症的科学家的本科生报告说,如果他们认识,这将证明抑郁症患者可以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此外还可以帮助他们在研究背景下减少抑郁症患者的孤独感。最近的研究表明,当教师在学术研究中揭露自己患过抑郁,可能会让他的学生受益,对患有抑郁症的学生尤其如此。在一项针对 289 名生物学本科生的研究中,一位讲师在高级生理学课程中简要揭示了他们的抑郁症。研究人员发现,与没有抑郁症的生物学本科生相比,患有抑郁症的生物学本科生不成比例地报告说,他们受到导师揭示他们的抑郁症的积极影响,并且更有可能报告说,讲师的自我表露对抑郁症的正常化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在科学的背景下。在认识患有抑郁症研究生的本科生中,可能会有类似的观点。总而言之,研究生在研究的背景下向他人透露他们的抑郁症有可能产生超越他们自己的好处。
透露自己身份的学生偶尔会报告暴露抑郁症的后果。隐瞒抑郁症的学生预期的后果与他们隐瞒身份的原因密切相关,包括担心被评判、被不公平地免除责任和被区别对待,这都呼应了本科生对在研究实验室分享他们的抑郁症的担忧。参与者最常报告说,他们向他们的导师和研究生同学隐瞒了他们的抑郁症,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可能会被负面看待或对待,这可能是由于抑郁症患者虚弱和不可预测的耻辱感。隐瞒抑郁症的学生,因为他们预计如果他们要揭露自己的抑郁症会受到身份干扰,他们就会表现出身份干扰,他们认为他们的抑郁症干扰了他们作为科学家的身份。博士生也经常报告说,他们隐瞒了自己的抑郁症,因为他们个人对此感到不舒服。造成这种不适的一个原因是内在的耻辱感,这通常是由于在生命的早期就学习了关于抑郁症的刻板印象,因为抑郁症在电视节目中经常被描绘成没有吸引力,暴力和犯罪,有时被家人和朋友以贬义的方式引用。 一些博士生认为在研究的背景下揭示他们的抑郁症是不必要的,这与文献一致,强调如果一个人认为他们表露抑郁不会干扰他们的工作,那么在特定背景下揭示是无关紧要的。此外,尽管一些博士生认为揭露抑郁症是指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他人认为有必要隐瞒它以建立专业障碍。事实上,先前的文献已经强调,担任顾问角色的个人通常认为有必要隐藏污名化的身份以保持专业精神的完整性。在科学界和学术界普遍冷漠的文化中,这种情况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文化鼓励工作和情感的分离。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生很少报告他们透露了他们的抑郁症,因为其他本科生或导师首先透露了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们假设这可能是因为本科生和教职员工很少选择透露他们的抑郁症。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来了解本科生和教师向研究生透露他们的抑郁症的频率,以便更好地了解它对研究生做出揭露自己抑郁症决定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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