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 敏

      《学术与政治》一书在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晚年对其事业所作的一次反省，代表了他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领悟，许多洞见和观点对学术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从 “以学术为业”这一命题出发，追溯这位思想大师对学术研究精神和学术人格的思考。
1   热情、天赋和灵感
      韦伯非常强调热情、天赋和灵感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热情代表着对学术事业的投入，天赋代表着从事学术创造的潜质，灵感则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心智品质和想象力。他认为，如果这三者都缺乏，“便同学术无缘了”。
      需指出的是，热情、天赋和灵感并非纯粹是学者个人的事，它们还与学术的外部环境有关。韦伯提醒说，如果要投身学术，就必须做好承受挫折感的准备，“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学术与政治》第23页）。受外部环境影响，一个人的学术晋升之路，并不一定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热情、天赋和灵感，也有赖于“运气”和“机遇”。
2   以学术为业
      存在2种以学术为业的方式：把学术当作事业、把学术当作职业，前者为学术而生，后者以学术为生。韦伯认为，要真正以学术为业，就应把学术当作事业，只有达到忘我的投入和痴迷状态，才能成就伟大的学术思想。他指出：“没有这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第24页）韦伯能成为罕见的思想和学术大师，这固然跟他的天赋和机遇等因素有关，但毫无疑问，没有那份对学术的迷恋，没有一种近乎“苦行僧”的精神，就很难成就其达成的事业。
3   价值中立
      一名严肃的学者应当严格恪守价值中立原则，原因有二：
      1） 源于学术的精神和价值。学术的使命就是增进知识，发现真理。要真正理解各种现象，得出科学的研究结论，必须保持价值中立，这样才能避免各种偏见和党派利益的干扰。韦伯认为，学术要有自己的尊严，真正成为科学，而不是成为意识形态、偏见、谬误的“庇护所”，就必须保持学者人格和学术研究的独立性。
      2） 受学术外部环境的要求。自文艺复兴以降，科学日益昌明，理性化运动波澜壮阔地在西方社会展开，世界被充分“去魅”了。正如尼采所说“上帝死了”，人们不再相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不相信所谓的“终极意义”。既然上帝不在，价值也自然多元化了，每个人都可以树立自己心目中的“神”。科学的宗旨就是保持价值中立，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求真”，促进人们“头脑的清明”，至于“何为善”、“何为美”这样的价值选择和判断问题，科学无需解答，也解答不了。
4   “头脑清明”
      韦伯认为，科学的贡献主要是增进人类的知识、帮助人们训练思维、促进人类“头脑的清明”。要达到这些目标，学者自身必须保持“头脑清明”。
      1） 了解学术的价值所在。以学术为业的人，必须明白学术的价值何在，并且把学术看成“一项有意义的职业”。尽管科学不能解答终极意义的问题，但它可以增进人类的知识，帮助人们训练思维，增进启蒙，促进“头脑的清明”。学者应对自己的学术事业有这份自信。
      2） 清楚科学的界限。尽管科学有助于人们获得认识的清晰性，但它不能提供现成的信仰和世界的终极意义。科学的本质在于求真而不是求善、求美，不能混淆科学的本质和功能。以科学为业的学者，必须认识到科学的这种界限。
      3） 欣然面对“被超越”的事实。科学不同于艺术，“科学工作要受进步过程的约束，而在艺术领域，这个意义上的进步是不存在的”，“真正‘完美的’艺术品是绝对无法超越，也绝对不会过时的。”（第27页）但科学则包含着明显的积累和进步，所有投身于科学的人，必须坦然并欣然面对这一事实：自己的工作很快会过时，将被新的理论和观点代替。
5   区分学术与政治
      在韦伯看来，任何一名以学术为业的人，必须清楚地区分学术与政治，并且学会在两者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学者需恪守“价值中立”的原则，“求真致知”；政治家则以“责任伦理”为基础，选取达致目标的最佳手段。学者应当履行其角色规范：
      1） 不做“先知”和“煽动家”。“学者只能要求自己做到知识上的诚实，认识到，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和数学关系或文化价值的内在结构是一回事，而对于文化价值问题、对于在文化共同体和政治社团中应当如何行动这些文化价值的个别内容问题做出回答，则是另一回事。”（第37页）这并不是说学者不需要自己的价值选择和判断，而是说学者必须明白学术与政治的差异，如果他们想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可以走出课堂，到报纸、杂志、公众集会等那些公共领域去，而不是在课堂兜售自己的政治见解。
      2） 不做“领袖”。人们不能要求学者为他们做出价值选择或给予行动的指导意见，这种要求超出了学者的能力，因为这些是“领袖”和“先知”所做的事情。学者自身也不能有这种奢求，他们不是领袖， “他们的位置根本没有为他们提供就此做出自我证明的机会……如果他感到，他的职责是介入世界观和政治意见的斗争，他大可以到外面去，到生活的市场上去这样做……”（第42—43页）学者不能给人们以终极的意义和价值选择，这些要靠人们自己来决定。

（责任编辑   陈广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