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酋邦”和“部落”之间最大区别就是职业化军队的出现。
通常，部落规模较小，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分化出专业的士兵。
在现有对原始部落的人类学研究中，都谈到部落的首领与军事领袖未必是同一人，但军事制度是全民皆兵。参考古希腊氏族的军事制度，全民皆兵也被称为“公民兵”。“公民兵”强调的是所有部落成员都有成为士兵的义务，平时耕作，战时加入军队，这在《周易》中称为“师”。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引用了摩尔根《古代社会》对易洛魁人的研究“要是发生战争，大半都出志愿兵来进行。在原则上，每一个部落只要没有同其他部落订立明确的和平条约，它同这些部落便都算是处在战争状态中。反对这种敌人的军事行动，多半由一些优秀的战士来组织；这些战士发起一个战争舞蹈，凡参加舞蹈的人，就等于宣告加入了出征队，队伍便立刻组织起来，即时出动。部落的领土若被侵犯，其防卫也多半由志愿兵来担任。这种队伍的出发和归来，总要举行公共的典礼”[1]。
但是在“酋邦”中，情况就与“部落”完全不同了。
“酋邦”是不稳定的过渡状态，其能够维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王族”是否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从《竹书纪年》记载的不断发生的“商”和其他各方的冲突和战争，可见，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商王”无法让各方臣服。
“王族”在维持自身地位时也会面临几个普遍性的问题：
1.“王族”的实力最强，但子女也较多。子女特别是儿子成人后会面临分家的情况，这虽然在总体上增强了“商族”的实力，但是分家之后儿子形成的部落不一定会那么听话，在客观上削弱了“王族”的实力。
以上篇博文提到的“昆夷”为例，它明显也是商族的一支，而且地位较高。商王文丁死后，其子帝乙即位，按照我们对中国王朝历史的了解，这里面是否存在兄弟之间争夺王位的可能呢？对于争位失败的兄弟，没有下死手杀他，将他的亲属及下属驱逐到西北荒蛮之地，还安排人在中间建城用于监视，这不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历史假设吗？所以回头看《竹书纪年》“帝乙名羡。元年庚寅，王即位，居殷。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简单的几句话，里面可能蕴藏了多少信息啊！
2.“商族”规模的扩大，产生了权力分化的客观需求，古代社会注重血缘，“酋邦”的权力只能分化在具有血缘关系的大贵族手中。权力的分化和协调是贯穿历史的政治学重大课题，“商族”也不可能例外，掌握权力的人之间一定会产生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也弱化了“王族”的控制力。
《史记》记载伊尹很可能是商始祖汤妻子的血缘亲属，被汤重用，按照《周易》对商官位的描述，很可能承担“夷主”的权柄。汤死后，汤的儿子太丁、外丙、中壬相继离世，伊尹立太丁之子太甲为商王。伊尹和太甲发生矛盾，于是商王太甲被软禁。太甲死后，其子沃丁为商王，这时伊尹去世，商王沃丁重葬伊尹[2]。
这里有几个问题：1.伊尹很可能与商汤妻子有紧密的血缘关系，否则不可能成为“夷主”。就算商汤器重外人，商汤的族人也不可能服从。甲骨文资料证明，“伊尹”本身就是商族重要的始祖，接受祭祀[3]。2.《史记》说“太甲”有罪，“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等，这明显是政治斗争胜利者书写的故事。这无非是产生了长期执政贵族和新任商王的利益冲突，这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 3.“沃丁”是政治利益协调的产物。“伊尹”执政多年，其家族在“商族”中势力必然强大，这一点不会因为“伊尹”去世就消失。况且“伊尹”很可能获得了商汤妻族的支持。“沃丁”的父亲“太甲”曾被囚禁，而“沃丁”依然高度赞扬“伊尹”，这是非常高明的稳定各方政治势力的手段，由此可见商族政治斗争的复杂性。4.另一种古代文献《竹书纪年》干脆扯开了这些遮羞布，明确说“伊尹”自立，之后被杀[4]。其实我认为《竹书纪年》和《史记》记载并不冲突，盖因政治事件一向是复杂的，无非是不同角度的描述而已。
3.“商族”称雄中原上百年，一定会面临军事战斗力减弱的情况。
众所周知，在相同武器技术条件下，“先进文化”的军事战斗力往往不如“野蛮文化”。文化相对发达，人们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会降低，需求层次相对提高，会更加注重对个性的追求，从而更缺乏对战争恶劣条件的耐受性、对军队高度专制的服从性和对战场从容赴死的接受性。而“野蛮文化”一旦学习、拥有了先进的技术和武器，战士本身就习惯在恶劣环境中生存，淳朴、愚直地对上级盲目忠诚，以及更加暴力的传统文化，使其爆发出更强大的战斗力。直到“野蛮文化”的人们获得了更好的地位和生活条件，他们的战斗力才会在后代中逐渐减弱。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中国古代北方和西方的游牧文明一直是农耕文明的强大对手，本文不再做进一步的分析了。
“商族”尚武，但这仅仅是针对族群发展初期而言的，在占据了近百年的统治地位，文明高度发展之后，其军事战斗力还依然强大吗？
事实是，“商族”的军事战斗力的确依然强大。
原因就在于“商国”和古希腊、古罗马一样，在从部落向“酋邦”过渡的过程中，发展出了职业军人。
下篇博文我们将继续介绍。
注释：[1].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
[2].《史记·殷本纪》“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宗”。
[3].伊尹一直受到殷人隆重的祭祀，如卜辞：“［辛］亥卜，至伊尹用一牛。”（《合集》21575）“乙亥贞，其侑伊尹二牛。”（《合集》33694）等等。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肯定：“伊尹不是先王，但卜辞对于伊尹的祭祀非常隆重，其地位之尊崇，是超乎寻常的。且伊尹之祭日均于‘丁’”。
[4].《竹书纪年》“太甲名至。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约按：伊尹自立，盖误以摄政为真尔。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天大雾三日，乃立其 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约按：此文与前后不类，盖后世所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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