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造和制度进步无疑是极为重要的，2024年的诺贝达经济学奖相关成果的主要内容就是深刻剖析了社会制度因素对人类社会的驱动性价值及其内在机理，这种成果无疑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着重要的启发性价值。

然而，虽然获奖者的成果被高度公认了，但并不意味着这个奖的相关成果及其核心观点就是完美无缺的。以下是笔者对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成果的简要评论与拓展分析。

人类社会在技术进步和制度创造与建设方面，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如果要做一个抽象化的简要提炼的话，我认为应该可以提炼成为：唯有理性的进步，才能够不断地推动人类社会的繁荣与和谐，而且，这种理性的进步也包括‘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对感性的接纳与包容’。

更为具体地，没有重大技术进步，制度进步往往难以自动发生，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比如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周期律。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封建王权制度都曾经维持了很长时间，即使期间不断地有改朝换代现象，但每次改朝换代完了之后，仍然只是陷入到下一个王朝的完全类似的周期性循环而已。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实质性更变更必须建立在以下两个层面的基础之上：一个是在物质层面的社会经济利益结构的变动，另一个是在思想理念方面的铺垫。对于后者来说，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也有不少契合于现代社会的思想理念，比如民为贵君为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但为何这些思想没能被真正在社会制度层面加以广泛采纳和推广？根源在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一直缺乏足够的深刻变革，尤其是缺乏由于经济结构变动所产生的对社会制度和社会权力结构的倒逼式且强制性的变革推动力。

与此同时，社会制度的变革也需要在思想文化和学术等方面进行深刻的思考和全面的铺垫，而这种全面的思想文化层面和学术层面的铺垫，需要有足够多的人和学者群体进行长期的深度探讨和研究。而许多思想理念层面的突破往往需要来自于技术突破之后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冲击所带来的各种深思和探索。这种深思和探索，主要指的是需要有规模足够大的‘在个人经济生活层面有了足够的基本保障之后’的人群，在有了足够的体察、观察且有了足够闲暇时间后去做各种各样的多样化深思，而不能仅仅依托于某一两个顶级学者的系统性思考。简要地来说，这种对于社会制度进步的发生至关重要的铺垫性和基础性的深思和探索，需要的是一个学术群体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包括多种利益出发点所进行的的系统性的群体思考。

技术进步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其能够以一种相对非常和平的方式去改变社会的利益结构和社会的层次结构，而在这个结构改变和变动的过程中就能诞生许多新的事物，包括新的思想和新的管理方式、新的社会组织方式等。虽然这种制度的变革和尝试有可能有时候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灾难，比如二战德国等。但二战时期的法西斯行为等这类问题是由于在制度尝试和社会制度、社会文化演化运行过程中，由于思想观念、短期利益变动加上少数极权分子对社会群体的或短期或长期的绑架等因素所导致的，从而不是来自于技术的突破本身所导致的。

现代社会运行制度的一个根本逻辑基础之一是：人性之恶是永远无法彻底消灭的，因为人性之恶的根源之一来自于人性自私，而人性自私是永远无法彻底消灭的，因为自私就是人的天性之一，是无法消灭也不需要去消灭的，而是只能去尊重顺应和以适当的社会规制去防范人性自私和人性之恶突破底线。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技术和技术进步固然是极为重要的，但人类社会的存在并非为了物质利益本身而存在，更非为了技术本身而存在，维护好和发展好每个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福祉才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最重要意义，因此，从广义来说，文化的遗传才是人类社会最重要和最为本质的遗传。

回到主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技术进步与制度进步之间的关系并非互斥，而是相辅相成、协同发展的。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相关成果深刻揭示了社会制度对人类社会的驱动作用，但对人类历史的回顾分析也提醒我们，制度的进步并非孤立发生，而是需要技术进步的推动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技术进步不仅改变了物质生产方式和利益分配格局，还为思想文化的突破提供了新的土壤。制度进步可以为技术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有助于实现技术进步与制度进步的互相促进，但制度的进步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思想文化的长期积淀和学者群体的系统性思考。技术进步为社会制度的变革提供了可能性和物质基础，但如何将这些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则需要人类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找到平衡。理性的进步不仅包括对技术发展的推动，还包括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理解与包容。社会制度的进步与完善必须建立在对人性的尊重与规制之上，既要防范人性之恶的泛滥，又要为个体创造力的发挥提供空间。

总的来说，技术进步与制度进步的协同发展，将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更加繁荣与和谐的未来。只有在技术进步与制度进步的双重驱动下，人类社会才能不断突破历史周期律的束缚，迈向更加开放、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