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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研究轉向文明批判——評張華夏《現代科學與倫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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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哲學與文化》月刊第卅八卷第四期，2011.04，pp175-180。這是發表時的版本，文末作者介紹略有校正。但此PDF文本並非實際印刷版本，版心略有差異。
從文化研究轉向文明批判——書評：張華夏：《現代科學與倫理世界》（T）p.pdf
書評：張華夏：
《現代科學與倫理世界》（第二版）
田松
北京師範大學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哲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
作者︰張華夏
書名：現代科學與倫理世界：道德哲學的探索與反思（第二版）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0年
頁數︰428頁
從文化研究轉向文明批判
張華夏先生是中山大學哲學系的資深教授，年近八十而筆耕不輟，2010年出版了《現代科學與倫理世界──道德哲學的探索與反思》（第二版）。這一版與前一版相距十年。十年時間裏，張華夏先生的思考更加深入，也有一些方向性的轉變。
全書包括上篇「現代科學視野中的價值與倫理」、下篇「現代倫理視野中的科學與技術」和續篇「現代科學與倫理的拓廣研究」。前兩篇為原版所有，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科學倫理學研究體系。續篇為新版所增，占全書三分之一。
上篇，張華夏先生以系統科學、生命科學及生態科學為基礎，將價值概念拓展到人類之外，提出了涵蓋了生態倫理等非人類中心主義觀念的「廣義價值論」，繼而闡述了以人為核心的「狹義價值論」， 建構了一個道德哲學體系。下篇，則將其應用於現代科學活動之中，討論科學共同體的倫理責任，以及某些具體科學如核科學、基因工程所涉及的倫理問題。最後， 討論生態科學與環境倫理。這樣，從生態科學出發建構倫理原則，又根據這個原則討論生態問題，整個文本構成了一個循環，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科學倫理學體系。這 是他哲學體系的第二部（第一部為本體論哲學，《實在與過程——本體論哲學的探索與反思》，已於1997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說：「我深信一切哲學問題只有放進哲學系統中才能解決。所以要麼就不解決哲學問題，要麼就系統地解決哲學問題。」（前言，5）[1]張華夏先生勇於探索，也勇於自我否定。
“1990年我從英國回國，就下決心清理我自己年輕時代的哲學見解和哲學信仰，在基本哲學的見解上走出蘇俄30年代教科書哲學體系，這個哲學體系對我國哲學界影響如此之深，以至於一直到現在許多哲學界和政治界人士都把它當作金科玉律。”（前言，4）
未見張華夏先生之前，便聽聞他愛與年輕人辯論，不以長者自居。待與張先生有過筆墨來往，更為之思想之深度與風度所折服。
十 年前，張華夏就把生態科學作為其看待世界的基礎，並將非人類中心納入其體系，出手不凡。本書續篇一面將原有體系在理論上推進，一面應用到新的領域，如「主 觀價值和客觀價值概念在經濟學上的應用」、「從感知控制到生態倫理」、「人類基因解碼的社會、倫理衝擊」等，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原理論的總體反思。這使 得他的工作從文化研究轉變為文明批判。
關於科學與社會的關係問題，張華夏先生認為存在兩個基本的學派：一個是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1910-2003）、，一個是卡爾．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這兩個學派的側重點不同，一個強調科學中的社會，一個強調社會中的科學；一個強調精神價值的作用，一個強調物質生產的功能；一個強調目的意志的作用，一個強調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必然過程。」（145）張華夏認為二者是互補的。雖然第一版沒有深入討論馬克思，卻意外地為第二版打下了一個伏筆。
與很多學者一樣，張華夏先生也認為科學具有特殊性。「科學不僅是一種特殊的知識體系，而且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活動和社會建制」。（182）吳彤教授曾經總結科學特殊論的幾個層面，包括：知識論獨特：科學是唯一真的知識體系，政治決策者應聽從科學家的建議。管理學獨特：科學太專業、太複雜，公眾不能也無法管理；政府對科學的管理要委託給科學共同體。社會學獨特：科學具有自我管理、自我糾錯的機制，科學家共同體總是變得越來越好。經濟學獨特：科學總是帶給社會經濟利益，投資科學技術總是會獲得回報的。這是主流話語對科學的一般理解。
這些特殊性使得科學共同體成為社會中的小社會，神聖而神秘。在此，張華夏全面接受了默頓的觀點，「支配著科學活動、維繫著科學組織、決定科學發展的有四項規範（four norms）標準或四項建制原則（four institution imperatives）。這四項基本原則不但是科學家達到知識增長這個崇高目標的手段，而且是科學工作者的行為規範、道德命令（moral prescriptions）或科學的精神氣質（the ethos of science）」。（152）這四條原則是普遍主義（universalism）或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知識公有（public ownership）、無私利性（disinterestness）和有組織的懷疑主義（organized skepticism）。
張華夏先生認為，這四項原則既是對科學社會行為實際情況的概括，也是科學家應該盡力遵循的理想的行為模式。（159） 然而，到底是「實際概括」還是「理想模式」？矛盾出現了。因為前者是「是」，後者是「應當」。如果「是」＝「應當」，則科學共同體就是最完美的道德楷模。 但是，張華夏隨後又說到，這四個原則「完全排除了外部社會環境、其他社會群體的價值觀念以及整個社會意識形態對這四項基本原則的衝擊。」實際上「沒有一個 科學家和科學團體會完全適應它的理想的行為模式。」（159）張華夏對四原則進行了深入的闡釋，並對每一項給出了反例。但是，他的反例意在表明，違背了四原則，科學就會受到傷害，知識增長的崇高目的就無從達成。因而解決的方案在於，社會賦予科學家以學術自由和學術民主的權力。（162）但沒有意識到，反例也可能意味著，四原則說不成立。在該章結尾，張先生有更加精煉的表述：「科學工作者的最基本義務就是追求真理、維護真理、服從真理，為真理而奮鬥。而他們最基本權利就是學術自由與學術民主權利」 （182）。
2008年10月，北京大學哲學系劉華傑教授通過電子郵件，就當下科學與倫理的尖銳衝突對張華夏先生進行訪談。此後，劉兵教授以及我本人都加入討論，討論延續到2009年1月底。這組討論也被收入到本書，成為最後一章。張華夏的很多觀點都超越了主流話語，讓我肅然起敬，因為這意味著在很大程度上要否定自己的過去。（414）
張華夏對此表示同意：「我的確有一個艱難的自我反思的過程。這就是我經常說的，走進一個理論體系或意識形態容易，走出一個體系困難，特別是走出自己的體系就更困難。」（416）
劉華傑教授提到了我在2008年表述的一個被很多人認為偏激的觀點：科學已經由神學的婢女，墮落成資本的幫兇。出乎我們意料的是，張華夏先生說，這是馬克思的觀點。（408）
張華夏先 生說，馬克思關於科學、技術與社會的觀點至少有三個：一、科學技術是一種生產力；二、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使它成為資本的奴隸和幫兇；三，科學技術的發 展會導致生產力與資本主義制度發生衝突，從而成為推翻資本主義的力量。張先生評論到，關於第一點的討論已經非常充分，關於第三點，由於「生產力是社會發展 的最終原因，而社會主義是它發展的最終結果這個假說尚未得到證實，有待于未來的實踐檢驗，所以目前很難加以討論」。（409） 而第二點則是非常現實的問題。對此，張華夏根據馬克思的經典文獻進行了充分的討論。比如：「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 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饑餓和過度的疲勞。新發現的財富的源泉，由於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困的 根源。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410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版，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8-79頁）。張先生闡釋道「這裏不僅說到科學技術變成了資本的幫兇，而且連工人甚至資本家也異化為資本的奴隸。」（409）
但是，張先生馬上回到一分為二的思路上：
抽出兩個因素資本和科技來分析，它們就可以有「好的」運用和「壞的」運用，可以有「人性的」運用和「非人性的」運用。……當它們進行壞的運用時……指責這種行為為資本的幫兇是恰當的。但是如果一個企業運作良好，是所謂「公司兼顧、勞資兩利、保護環境、增加福利」。而科學技術也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指責科技是資本的幫兇是不恰當的。（410）
隨後，張先生說：「這就是說科技本身和科技的社會使用方式完全是兩回事，不能將它們混淆起來，科學技術本身只是一種工具理性，它是不能決定它的使用目的和社會使用方式的。」（410）這是主流話語中常見的為科學辯護的說辭，對於這種「科學中性論」或者「科學工具論」，我曾專門寫過文章「好的歸科學，壞的歸魔鬼」（田松，《有限地球時代的懷疑論——未來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嗎?》，科學出版社，2007）予以反駁——只要不斷調整科學與科學應用的邊界，永遠可以把科學的負面效應歸結到應用，而留下一個比天使還要純潔的科學。
科 學中性論本身是有邏輯問題的。因為堅持中性論，恰恰是為了把「壞的」東西從科學中剝離出去，這恰恰是不中性的。如果科學只是工具理性，不能決定其使用方 式，這意味著科學沒有能力、因而也不需要為其為善還是為惡而負責，那麼，科學知識的增長又如何能被認為是一個崇高的目的？
實際上，在 第一版中，張華夏先生已經分析了大科學時代科學組織從學術性到工業性的轉變：科學與技術、生產、經濟、軍事密切結合；科學家成為一項職業，需要服從于雇 主。「以獲取知識為目的的世界主義和自由主義精神的科學，走向一種實踐主義的務實精神」；並且，「社會上的科學家，大多數是工業科學家，他們已經不完全按 照默頓模式行動了。」（173）但是，即使如此，張華夏先生仍然認為：「科學作為探索宇宙奧秘、發現社會真諦，滿足人類永無止境的好奇心，這種美學的、精神上的和人文主義的內在價值是永遠不會消失也永遠不應消除的。」（176）只不過，需要在科學的內在目標／價值和外在目標／價值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使二者得以兼顧。並且，他認為，隨著科學在人類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高，學術性科學的精神氣質有向其他領域滲透的趨勢。（176）
這 種話語方式在科學主義意識形態下是非常自然的。「科學」如同具有自我意識的主體，具有擬人（或者擬神）的特徵。當我們遠離了科學主義，就會覺得怪誕。作為 一種「知識體系」的「科學」如何能具有主體性，並且向真、向善？一種妥協的方式是，把「科學」理解為「科學共同體」，這就使科學家群體被賦予了神聖與崇高 的特性。這個特性由默頓原則來保證。
但 是，在我看來，默頓模式從來都不是對現實科學家行為的描述，它至多是根據工業革命之前哲人科學家的精神狀態所建構的一種理想。至於這種氣質向其他領域的滲 透，更是一廂情願。在當下的工業文明的社會結構中，「支配著科學活動、維繫著科學組織、決定科學發展的」從來不是默頓的四原則，而是「資本」與「權力」 ──而這兩者常常是連在一起的。
張先生在第一版中已經討論了科學對社會的傷害，比如核技術問題、基因工程問題、人體實驗問題，環境問題等，但其對策是強調科學家的社會責任，要求科學家遵守倫理規範。他還特別引用了1949年「國際學會聯合會」通過的《科學家憲章》中關於科學家義務的規定，比如「用最有益於全人類的方法促進科學的發展，要盡可能地發揮科學家的影響以防止其誤用」（181）等。在與劉華傑教授等人的 對談中，張先生也給出了一些科學家基於自身道德拒絕與資本合作的案例。對於這種思路，我強調：這些案例都不是制度性、結構性的。個體科學家的道德覺悟，不足以改變科學共同體整體的墮落。（415）
在工業文明的社會結構中，制度化的科學與技術在制度上就是為資本和國家機器服務的。反過來，這種制度也改變了科學。那些能夠最大限度幫助資本增殖的科學和技術更容易得到支持，而不具備這種功能的科學門類，則會被邊緣化。學術性科學與工業性科學的區分也是沒有意義的。高校科學家雖然能保持更多的獨立性，但是國家與公司通過課題、基金等方式，完全可以對其研究方向進行足夠的控制。
我們假設為都江堰上游的紫坪鋪水庫（該水庫於2002年截流，使都江堰成為擺設）作設計的某位水利工程師，具有人文情懷，拒絕為紫坪鋪水庫畫圖紙，其結果必然是：此工程師被調離，另一位願意畫圖的工程師填充到該崗位上來。所以，即使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拒絕為美國政府造氫彈，也會有另一個人成為氫彈之父。
我的回應得到了張先生的充分肯定，他作了兩個方面的回答。首先他說， 資本與科學的社會作用並非完全是負面的，但是現在是到了著重認識其負面作用的時候了，對此，要利用馬克思的資源，並且要超越馬克思。其次，關於「制度性」和「結構性」，他說，這已經超出了劉華傑提問的範圍，「應有一組田松問題供公開討論」。
“在起草田松問題時我希望能觸及一個怪圈：計劃經濟何以失敗？不應向市場轉軌嗎？市場和資本何以失靈？不應宏觀調控嗎？宏觀調控的價值與倫理目標是什麼？不應轉向綠色經濟和綠色科技嗎？綠色經濟何以可能？不應轉向計劃經濟嗎？計劃經濟何以失敗⋯⋯新倫理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包括科技倫理運動，在走出這個怪圈（張先生後來命名其為張華夏怪圈）中起什麼作用？”（416－417）
「田松問題」，這個說法讓我受寵若驚。我在回應中強調，科學主義問題單就科學主義本身是不能解決的。它是工業文明問題的一部分。所以我的工作已經從「科學主義批判」升級為「工業文明批判」。
在最後的回應裏，張華夏先生對於「工業文明批判」的說法也表示了贊同，把它與「科學理性批判」並列起來。「我從田松的評論和評論的評論中，悟出了八個問題，也可以叫做田松八問。」包括，1）為什麼要反科學？2）科學家的倫理道德是否靠得住？3）制度化的科學和技術是否在制度上就是為資本服務的？4）科學理性批判與工業文明批判的關係如何？5）GDP必須不斷增長是不是經濟理性的表現？6）人類是否可以為自己設立社會發展的目標？7）什麼工業文明批判？8）張華夏怪圈何以走出？（418-422）張華夏對每一個部分都作了一定的論述，尤其是關於第三個，張先生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中找出了更多的文字，支援科學技術淪為資本幫兇的說法。最後他說：
如果我的健康允許，我願意在半年或一年之後，對田松八問作一個初步分析。……這八個問題對我來說，是一個有關工業文明和科學理性批判的研究綱領的備選方案。（422）
這個對談先行發表在我們的同仁系列出版物《我們的科學文化》第五輯《倫理能不能管科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之中，恰好我是該期執行主編，便將「田松八問」改成了「華夏八題」。
這八個問題是張華夏先生對當代社會的深入思考，他的理論工作也從文化研究轉化為文明批判。
這是全書的最後一個段落。張華夏先生敢於思考，敢於在思考中否定自己，是真誠的思想者。我也真誠地希望看到張華夏先生對華夏八問的回答。
2011年1月8日
北京 向陽小院
初稿收件：2011年02月17日 審查通過：2011年03月30日
責任編輯：劉耀仁
作者簡介：
田松：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博士，中國科學院理學（科學史）博士
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
通訊處：（100875）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號，北京師範大學主樓八層 哲學與社會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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