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9-3-1 2:22:15 · 来源： 新京报                     

【田松】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专业从事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教过大学物理，当过报社采编，做过电视策划。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于中国科学院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著有《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血液与土壤》、《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江湖中的科学》等。

 

　　田松

　　自打20多年前看到“爱因斯坦错了”的“民科”报告，田松似乎就一直在跟“民科”打交道，他甚至还专门出了一本书讨论“民科”现象，以至于在“民科”圈子里，田松都快成为“敌人”的标签了。虽然这些年“民科”的活动似乎逐渐转入低潮，但冷不丁却又总有人提起，可见其土壤之深。为此我们特别邀请田松，回顾20多年与“民科”论战的过程。

　　初识“民科” 爱因斯坦错了吗？

　　爱因斯坦是错的！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田松大异。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田松在吉林大学物理系读本科，在学校实验室里看到了一份油印的论文。该文作者不详，洋洋洒洒，力图证明的核心问题，就是“爱因斯坦错了”。

　　错在哪儿呢？田松好奇地往下看，只见作者举例，说“斯坦大师”认为，光是一种电磁波———错了，光怎么能是电磁波呢？大家都知道，半导体收音机是可以接收电磁波的，可是我们拿一个手电筒照射收音机，收音机没反应。假如光真的是电磁波，收音机怎么不响呢？

　　“这篇论文在我们同学中间传阅，大伙儿都当成笑料。”田松说，“且不说他的论证过程多么无知，就‘光是电磁波’这理论，也不是爱因斯坦提出的啊。”

　　多年后回想起来，这是田松第一次见识“民间科学爱好者”（简称“民科”）。而且他也是后来才知道，把论文印得跟传单一样，跑到各大学和科研院所里四处散发，期待获得正统科学界的认可，是“民科”活动的经典方式之一。

　　走出误区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民科”

　　把“民科现象”真正作为一项社会学课题来研究，是田松在与著名的“民科”朱海军打交道之后产生的想法。

　　上世纪90年代初，田松就听过朱海军这个名字，以及他提出的“朱海军力”。2000年以后，朱海军和方舟子在“新语丝”网上论战，又引起了田松的注意。田松一看，朱海军讲的还是自己十年前的这套理论。“好比一个人在松软的沙滩上盖楼，十年如一日，这是为什么啊？”田松开始琢磨了，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朱海军力》，狠狠挖苦了朱海军。不料，朱海军很有礼貌地给田松回了信，表示要就生物学的问题进行亲切友好的探讨。

　　朱海军的大度让田松吃惊。“我汗颜，心里感觉有点悬。”田松说，“我是学物理的，朱海军是学中文的，讲到生物学，首先我不是专家，在这个领域我们的知识来源，都同样来自基础教育和一些科普文献。我指出朱海军的错误，其实就是基于这么点知识。”田松觉得，说不定朱海军先生读书更多呀，真要讨论起生物学，自己未必是对手。

　　那怎么办呢？田松意识到自己对“民科”的思考，陷入了一个误区。“起初我想在科学专业领域和民科作战。但其实不能这样跟‘民科’对话，太困难了。不是哪里错了的问题，是根本全错了嘛。我们应该跳出圈外，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民科现象。”

 

 

               “民科”没有成功可能

 

田松讨论“民科”的专著。

 

　　■ 对话田松

　　新京报：你对“民科”们的行为怎么定性呢？

　　田松：从社会旁观者的角度，他们的行为可以算是一种行为艺术。但是对于他们个人而言，我觉得更像是一种巫术。

　　新京报：这话怎么讲？

　　田松：你看“民科”们写的论文，跟我们正规的科学论文看起来完全一样，有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什么的。他们就是在模仿体制内部的这一套行为模式，期待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模拟的仪式，弄假成真。比如有民科对自己长期自我宣传就有这样的期盼：时间一长，观点被写进教科书，不就成了科学了？

　　新京报：“民科”有成功的可能吗？

　　田松：很遗憾，我的看法是：绝无可能。科学不是这么个玩法，一个基本常识是，任何现代人想在科学上做出成就，都必须把该领域内前人的成果学习吸收之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才可能再提高一点点。而“民科”无视这个传统，总想横空出世，一鸣惊人。

　　新京报：“民科”有出路吗？

　　田松：有，但是很难，这个难，主要是心态问题。我认真思考过民科的出路，我的建议是，做一点门槛比较低的科学工作。比如博物学。如果你能持续地观察你所生活的地域的植物的生长情况，持续记录你家院子里的土壤酸碱度，你所在地的天气情况等等。这样的工作坚持三五年，你获得的数据就是有用的。可惜“民科”不会去做这些“小事”。

 

 

             成因分析 科学传播出了问题

    从社会学的角度，田松给“民科”下了定义。他指出，通常我们所知的许多科学爱好者，比如爱好观测天文的，爱好观察植物的，甚至自己动手造汽车、造飞机的，其实并不是现在要讨论的“民科”，姑且称他们为“业余科学爱好者”吧，以区别于“民间科学爱好者”。田松认为，区分二者的关键标准在于，能否使用科学体制内的语言进行交流。

　　“民科”是无法交流的，这是田松多年来和“民科”打交道总结出的心得。田松曾经专程跑去沈阳见一位“民科”，发现对方完全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

　　田松说：因为……所以，你错了。

　　对曰：你这是普通人的视野所限，而我已经超越了地球，站在神佛的境界看这个世界。我的理论，是给领导人看的，对我国发展有莫大的好处。

　　田松无语，心想你都已经到了神佛的境界，还考虑给领导人看什么啊。

　　从80年代出现“民科热”，社会上出现大量民间科学爱好者以来，20多年过去，田松接触、观察了许多“民科”，他自己也从一名物理教师、报社记者，慢慢变成了以科学史、科学哲学为专业方向的博士、副教授，而对“民科”的关注和研究一直持续至今。田松认为，“民科”的大量出现，不仅仅出于个人兴趣、理想的原因，肯定是社会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其中，媒体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比如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意味着在新中国历史上，首次赋予一位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背景的科学家以崇高的地位。由此造成的影响，就是一大批人的理想主义情怀，找到了一个现实出口。”田松举例说，一位老干部退休在家，没事就去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老干部声称自己是发挥余热，为国家做贡献，“觉得证明这个比较简单。”

　　“他们为什么就相信自己能一举做出重大的科学成就呢？”田松说，这就要检讨我们以往的科学传播了。在许多科普文章、科学家传记中，对科学活动的描述非常肤浅、粗糙。田松归纳了一下，无非有两大法宝：一是“铁杵成针”，居里夫人支起一口大锅熬沥青，熬啊熬啊就熬出了镭；陈景润埋头演算了几麻袋草稿，就证明了一加二。二是“灵机一动”，牛顿在树下被苹果砸中脑袋，就发现了万有引力；瓦特烧水时看见壶盖在跳动，就造出了蒸汽机。类似这样的描述还有很多，导致“民科”们相信，科学就来自“铁杵成针”加上“灵机一动”，至于自身的条件和积累，以及外部环境的因素，基本可以忽略。

　　田松持之以恒地打击“民科”，也给自己招来很多批评，不光“民科”讨厌他，一些媒体和专家也认为他过于苛刻。“民科比较容易获得同情。”田松笑着说，“而这种同情会让民科感觉到温暖，刺激他们投入更大的热情。”不过，田松也指出，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价值取向趋于多元，“民科”总体上越来越少了。“民科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中国尤其特殊。”田松说，“大规模的‘民科热’是80年代特有的现象，现在不可能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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