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文化“洞见”第93期 作者：董强

导语：二战之后，欧洲人直接动摇了关于人的信念，在西方现代文明以及上帝将人彻底抛弃的背景下，一个作家究竟还能够做什么？生于60年代西方经济复苏之后的莫迪亚诺既继承了犹太人的痛苦，又有着法国本土“异乡人”的境遇。他如何终其一生在废墟之中寻找一整代人的命运“赋格”，并为这些普通人书写“反英雄”的哀伤童话。

法国作家莫迪亚诺荣获201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为他撰写了一个简洁的颁奖词，极其贴切地概括了莫迪亚诺的文学特点和成就：“他以其记忆的艺术，展现了最难以捕捉的人类命运，重现了德军占领法国时期的生活世界”。

令人极其遗憾的是，一个如此简短的颁奖词，却出现了各种错误的中文翻译版本。这一方面显示出，人们面对这位诺贝尔文学奖的新得主，确实有些手足无措，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当今对外国语言文学的整体上的无知。从这个颁奖词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里面既没有对记忆或者对人类命运的“召唤”，更没有对“占领”的“揭露”，而是紧紧抓住了莫迪亚诺的文学特色及其表现的内容。

对于一名普通的读者来说，这个颁奖词其实就是打开莫迪亚诺文学世界的最好钥匙。

为了更清晰，我们可以倒过来读。首先，“重现德军占领法国时期的生活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欧洲文明以及欧洲人最大的梦魇，是最深的痛，也是最大的恶。有趣的是，在法语中，痛与恶是同一个词：le mal。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用的就是这个词。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对欧洲文明的信念，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的残害，焚尸炉的存在，则直接动摇了欧洲人对人的信念。所有大作家都无法不面对它，写出了许多名作，其中包括我们读者熟悉的女作家杜拉斯。然而，与这些作家相比，莫迪亚诺与众不同。首先，他本人就是犹太人的后代。他父亲是来自意大利的犹太人，他母亲来自北方的佛兰德斯。他在婴儿时最先接触到的还不是法语，而是佛拉芒语。从“身份寻找”的角度来说，莫迪亚诺具有多重性：既继承了犹太人的痛苦，又有着法国本土“异乡人”的境遇。

他的家庭对他的创作影响巨大。他经常表示，他之所以对二战时期德军占领下的巴黎那么感兴趣，就是因为父母就是在那里相遇，并生了他。1967年，他的第一部小说《星形广场》被伽利玛出版社接受，第二年正式出版。里面有一个著名的场景，经常被人引用：一名德国盖世太保在巴黎街头问一名路人，星形广场（即凯旋门所在的广场，因其通过各条大道向四面散发而被称为星形广场）在哪里？殊不知那个路人是名犹太人，指着自己的胸口左方心脏的位置说，就在这里。在这部小说中，莫迪亚诺作品的主题、语言风格、氛围，都已经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所以一下子引起了文坛的瞩目。接下来的《夜巡》（1969）、《环形大道》（1972）和《暗店街》（1977），都围绕同样的时期和主题，在这些小说中，具有相当大的杜撰成份，父母的生平故事构成了他恣意想象的跳板。有批评家将其中除《夜巡》之外的三部作品称为“占领时期三部曲”。这些作品每次出版时都冲刺法国文学的最高奖龚古尔奖，到最后一部《暗店街》时，终于如愿以偿，从而奠定了莫迪亚诺作为法语世界一流文学家的声誉。

其次，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与二战题材有直接关系的作家分为明显的两派，一派是胜利者，占有道德高度，比如杜拉斯，马尔罗，诗人勒内▪夏尔，等等，另一派是法奸，即所谓的“合作者”，而且在作品中往往显示出明显的反犹倾向，其中最著名的有勃拉齐亚克，在战后被判处死刑。而其他得以躲过法律制裁的具有类似倾向的作家，如《黑夜尽头的旅行》的作者塞林纳、因与香奈儿的亲密关系而为人熟知的保罗▪莫朗等，则受到人们的道德谴责，抬不起头来。莫迪亚诺则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因为他根本没有经历二次世界大战。从文学比喻上来讲，他生活在德军占领时期的“影子”中，因为他父母经历了这一时期，而这经历直接影响到了他的童年、少年时光。莫迪亚诺的小说叙述者，从一开始就是进入了青年时期的成人，却拒绝带着理性去接受自己的身份与处境。他是一位描述“影子”的大师。在其最新的一部小说中，他特意引用了司汤达的一句话，可以视为他一生文学创作的原则：我描述事实的影子。

他父亲作为犹太人，曾被抓起来，塞进了送往集中营的囚车，却在最后关头被释放了。许多迹象表明，是一位盖世太保的高层在关键时刻替他说了话，保住了他的性命，同时，在二战之后，那位可能保护了他父亲的人被处死了，而他父亲则幸运地逃过了追究的法网；她母亲作为演员，也在盖世太保的文化机构中演出。他们两人究竟是怎样度过德军占领时期的，对小莫迪亚诺来说，一直是一个谜。同时，他父亲为了谋生，在德军占领期间进行地下的黑市交易，在其生活圈子里面，大都是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在二战结束之后，他父母关系失和，最终导致离异，两人对孩子都缺乏爱护，经常将他与弟弟托付给他人代管，或者直接送到寄宿学校。小莫迪亚诺与自己的弟弟相依为命，后来，惨剧发生了，他弟弟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死的时候只有12岁。这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他父母的经历，注定了他既是受害者，又没有道德制高点；同时，作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他也无需为父母一代背书，而是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痛苦与迷失。由于孤独，他经常离家出走，在学校里，他也经常逃学。这种离家出走和逃学，在西方语言里叫fugue，懂音乐的人知道，巴赫音乐中的“赋格”一词，是同一个词。从艺术角度讲，莫迪亚诺的小说有点像“赋格”，也像是巴赫式的、对同一主题的无穷变奏。他所寻找的，是一整代人的命运。这就是颁奖词中所说的“展现了最难以捕捉的人类命运”的含义。为什么难以捕捉？因为他们正邪不分明，真实想法与真实事件都难以确定，他们是普通人，但仿佛又有着各自的个人传奇。这一点在他与著名导演路易▪马勒合写的剧本《拉孔布▪吕西安》（1973）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他们酷似萨特所说的“反英雄”，同时，这种描写充满了一种温情，使得他的小说更像是童话。

最后，我们再来看颁奖词中最先出现的“记忆的艺术”，因为这是艺术层面而非内容层面的。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把莫迪亚诺比成了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普鲁斯特确实达到了“记忆的艺术”的巅峰，为后人开辟了全新的文学道路。但是，这个比喻也会产生误导，因为莫迪亚诺与普鲁斯特有两个根本性的区别。一个是，普鲁斯特的“追忆”结果，是鸿篇巨著，整整七卷本，结构完美、统一，被人誉为大教堂一般的宏伟建筑。普鲁斯特是建起记忆的大教堂的大建筑师，而莫迪亚诺则既没有真正找回逝去的时光，也没有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建筑。他的世界是碎片式的，更吻合当代世界的现实。另一个是，莫迪亚诺的“记忆”，并非真实的回忆。因为他根本没有生活在德军占领法国时期。他的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文学想象。他有一个说法，叫做“我的记忆在我出生之前就存在了”。这种说法当然非常美妙，让人看出他的文学想象力之丰富，但终究并非一种真正的回忆。因此，这“记忆”与普鲁斯特的记忆有很大的差别。最大的差别是，普鲁斯特的世界有一个或几个能够支撑起整体世界的支点，比方说，著名的玛德莱娜小糕饼。叙述者马塞尔喝着茶，嚼着小糕饼，突然之间，一种类似的感觉回到自己身上，从而引出一段完整的回忆。在莫迪亚诺的世界里，这样的东西很多，却全部停留在碎片层面上，每个碎片带来的，依然是碎片和片段，从而形成一个万花筒般的拼贴世界，时光没有被“找回”，而是引向更深的空白，更大的谜。

其实，莫迪亚诺的人物，更多是波德莱尔式的，他很好地印证了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分析，以及对现代人的命运的定义。他的许多小说题目，如《废弃的街区》（1985），《废墟之花》（1991），《夜之草》（2012），都带有波德莱尔的回声。

严格地讲，瑞典文学院的这个颁奖词并不完整，因为它更多停留在了莫迪亚诺的早期作品上，尽管在后来的作品中，莫迪亚诺还会回到这一主题上来。莫迪亚诺的青年时代始于六十年代。当时的法国，21岁才算成人。也就是说，1945年出生的他需要等到1966年才算成人。出于对自己夭折的弟弟的怀念，他一度将自己的出生年份改为1947年，也就是他弟弟的出生之年。这就意味着，他的第一部小说出版，并获得尼米埃小说奖的时候，他才刚刚成人。他的小说世界一直在60年代与德军占领巴黎的40年代之间跳跃、交替。最典型的莫迪亚诺叙述者是一个刚刚成年的人，拒绝就这样简简单单地成为成年人。他要弄清楚自己的过去，才肯接受自己。由于60年代是作者真实生活的时代，小说在讲述这一时间段时，相比之下，显得更加尊重现实背景，这在傅雷翻译奖得主金龙格翻译的《青春咖啡馆》（2007）中尤为明显。

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大背景下，在上帝将人彻底抛弃的明证——大屠杀——的背景下，一个作家究竟还能够做什么？即便他遇上了60年代西方在经济复苏之后的美好年代。他所能做的，就是在废墟之中，寻找一朵想象的鲜花（《废墟之花》，1991）。

总之，莫迪亚诺以自己的经历与追寻，以他难以模仿、几十年恒定的文风，为西方文明吟诵着一首首温情的哀歌，一种西方19世纪象征派大诗人魏尔伦一般难以言表的细腻乐调，自始至终回旋在他所有作品之中，而悖论的是，欧洲读者在这种哀歌中听出了自己青春时期的亮丽与幸福。这也就难怪诺贝尔奖评委们对他如此青睐。

董强，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全国傅雷翻译出版奖评委会主席，法国政府骑士勋章获得者。2013年，他荣获法语世界的最高荣誉：由法兰西学院颁发的“法语国家联盟金奖”。

诺奖得主莫迪亚诺：从冷到热有多快

张黎姣（《中国青年报》2014年10月14日10 版）

在10月9日晚7点之前，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之于多数中国读者还是个陌生的名字。当瑞典文学院宣布这位法国作家成为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后，全世界都知道了他的名字。中国青年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各大售书网站上，莫迪亚诺的作品已被抢购一空。

   据悉，莫迪亚诺被认为是当代法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曾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和法兰西学院大奖，他的文学地位在法国无可撼动。一位法国畅销作家曾在评价莫迪亚诺时说：“他的影响力是根深蒂固的，他的书占据了专门一层书架，和其他对我意义非凡的书放在一起。”也有书评人对他的写作不吝赞美，“虽然莫迪亚诺还没能在先贤祠获得一个灵位，但他已经赢得了超凡的地位，他创造了一个新词——‘莫迪亚诺式的’。”

   被认为是当今法国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的莫迪亚诺，在中国的影响力相对有限。最近一部莫迪亚诺的作品，是今年8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缓刑》。出版社对这本书的读者定位这样描述：核心读者是法国文化爱好者、喜欢莫迪亚诺的读者。大学文科师生、外国文学爱好者、小资读者被列入一般读者中。

   据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黄雅琴介绍，2012年推出莫迪亚诺的《地平线》时，印了8000册，卖得不温不火，直到他得诺奖之前，还没有卖完。

   出版社在推介莫迪亚诺时，会称其为“普鲁斯特的继承者”、“王小波对他推崇备至”，或是，具象地告诉读者，“在法国，喜欢莫迪亚诺还是诺贝尔奖得主勒·克莱齐奥成了一道单项选择题。调查结果表明，两位作者的粉丝数量大致对半开”。

   当然，现在的莫迪亚诺只需要一个标签：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这个标签往往是作家一夜成名的最有效的助推器。

   据“亚马逊中国”统计，莫言作品的销量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比获奖前一个月上涨了整整33倍。而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的作品，在获奖后一个月销量比获奖前一个月增长了近1500倍。据译林出版社编辑彭波介绍，在门罗获奖后，该社在2013年12月推出她的7部作品，到今年7月共卖出51万册。她说：“在诺奖公布后，大家会产生极大的阅读需求。”因此，莫迪亚诺的作品一夜之间从受冷到抢手并不奇怪。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拥有莫迪亚诺作品中文版权的几家出版社都在赶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夜班撞车》、《青春咖啡馆》都在加印中。上海译文出版社将在近期推出莫迪亚诺作品的精装本。99读书人也将出版《夜的草》、《八月的星期天》、《凄凉别墅》、《夜巡》等作品。可以预见，莫迪亚诺的作品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热销。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郭国良认为：“在全世界严肃文学都在逐渐消退、读者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诺贝尔文学奖提供了一个接触文学的契机，成就了一个文学的节日。一个不为大众所知的作家，只要获得诺奖，读者很快就会对他改观，将所有的关注焦点聚集在他的身上。这也是当下的一种文化奇观。”

   这种关注也会产生“副作用”。“在文化躁动的时代，读者容易跟风，会对获奖作家产生共鸣。”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钟志清说。

   钟志清提醒：“应该引导中国读者用更宽阔的视野去接触世界文学，不能因为一个作家获奖而忽略更多真正伟大的作家。因为，诺奖只是一个标准而不是唯一标准。”她补充道：“其他伟大作家的文学品质和人生体验都值得我们关注。”

莫迪亚诺的文学密码：现代人自我泯灭的悲情寓言

凤凰文化“洞见”第91期 作者：柳鸣九

     导语：当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推开瑞典文学院紧闭的大门，向已经守候多时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宣布，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当选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时，相信大部分人都瞠目结舌地在心中盘算：他是谁？但对于80岁的法语翻译家柳鸣九先生来说，这一切似乎暌违已久。上世纪90年代，由柳鸣九先生主编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就曾第一次将莫迪亚诺的作品大规模地译介进中国，当时他本人也撰写过研究莫迪亚诺的文章。本期《洞见》即是其中之一，由柳鸣九先生写于1990年，现独家授权给凤凰网文化刊载。

   该文从语言、背景、主题、隐喻、人物等诸多方面，对莫迪亚诺的文学魅力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全面剖析，指出其作品里的二战阴霾和身份缺失的犹太人元素赋予了他独特的艺术样貌，更为重要的是，这位法国“新寓言派”作家，有关现代人“自我泯灭、寻找母体”的主题隐喻是20世纪文学中最耐人寻味的悲情寓言。

NO1.语言之魅：文句简练传神、没有流于平淡

迦利玛出版社的福利奥袖珍本丛书开本甚小，排印得也很疏朗，每一行大约有十来个字，而莫迪亚诺收入这个丛书的几部小说，仅占一二行的文句居绝大多数，占三四行的文句已不多见，三四行以上的则极为稀罕了。这与法国20世纪文学中的“长句作家”的语言恰成鲜明的对照，那些“长句作家”，较远的有普鲁斯特，较近的有布托，往往一个文句就占一两页、两三页，而且还是“七星丛书”本排印得密密麻麻的一两页、两三页，或者是大开本的两三页，从句套从句，九曲十三弯。这种语言景象在莫迪亚诺的笔下是绝对没有的，他总是尽可能地避免从句，而经常用状语、补语与分词句，这就使他的文句简练到了几乎是最大的限度。

过份简练，就得防止平淡、单调与贫乏。莫迪亚诺可没有流于这种危险。他的语言很有涵量，很有弹性，很有表现力，很是传神。

请看：

这是描写一个乐队极其糟糕的演奏：“乐队正在折磨着一首克里奥尔的华尔兹”。好一个传神的动词“折磨”（Torturait）！

这是写战争时期萧条的巴黎：“街上空空荡荡，是没有巴黎的巴黎”，“Parisabsent”这一个只带有一个形容词的名词，意味何其丰富！

这是写疲劳时的感觉：“疲劳就像是一只老鼠，把我周围的一切都啃得模模糊糊”，原文只用了十多个字就把一种难以言状的感受，传达得如此生动！

这是写对城市的感情：“我喜欢这个城市。她是我的故乡。我的地狱。我年迈而脂粉满面的情妇”。这三个简单的比喻，包含了一个人在这个城市里多么复杂的经历与感情！

NO2.情趣之魅：不同于侦探小说的独特悬念感

莫迪亚诺的小说还具有一种情趣的魅力，使你一拿起来就放不下。如果考究其因，那么，你也许会觉得是其中某种近似侦探小说的成份在起作用，至少在他最初几部使他名声大噪的重要小说里是如此。在《夜巡》里，一个青年人充当了双重间谍，同时为法国的盖世太保与地下抵抗组织效力，危险的差事使他的生活与精神无时不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下，而读者也提心吊胆地看着他将有什么样的遭遇、他最终将如何解脱。《魔圈》中，一个青年人打进一个形迹可疑、犯罪气息很浓的圈子，想要与陷入这个集团的父亲相认并了解他的过去，随着他的追踪，读者也一直想搞清楚这对父子的来龙去脉以及他们生活的隐衷。在《寻我记》（新译本为《暗店街》）中，主人公在一次劫难中丧失了全部对过去生活的记忆，一些年后，他当上了一个私人侦探，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寻蛛丝马迹以求搞清楚自己已完全被遗忘了的前半生的真相，于是，读者也就被引入他艰难曲折的调查，关心着这个阿里阿德涅线团的每一个头绪。此外，《户口薄》里，又有一个人的生平经历有待查清，在《星形广场》与《凄凉别墅》里，也有扣人心弦的逃亡与躲避。总之，莫迪亚诺小说里，老有某桩不平常的事件、某种紧张气氛与压力，老有一个与所有这一切有关的悬念在等着你，使你急于知道它的究竟与结果。

他的悬念显然与柯南道尔、克里斯蒂、西默农这些侦探小说大师的悬念不同，在侦探小说家哪里，悬念是很具体的，只关系到一个具体事件与具体人物的某个行为真相，而莫迪亚诺的悬念却是巨大的、笼统的，往往是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存状态的悬念（《星形广场》、《夜巡》），或者是关于一个人的实在本质的悬念（《魔圈》），要不就是关于一个人整整一段生活的悬念、全部生活经历的悬念（《寻我记》、《户口簿》）。

在侦探小说家那里，导致悬念解决的，是一个个高度戏剧化、高度偶合的具体情节与行动，而在莫迪亚诺这里，导向悬念最后结果的，则总是一个个平常的细节、淡化的场景，决不会有枪声、血迹、绳索、毒药瓶，倒是在这些平淡的场景细节中，充满了当事人自己即自我叙述者本人充满感情色彩的思绪，甚至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声。这样，在他的小说里，就有了评论家所指出的那种“紧扣人心弦的音乐般的基调”，而到最后，与所有侦探小说中悬念都有具体答案的结局完全相反，莫迪亚诺小说的悬念答案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夜巡》中那个处于危急与困顿的双重问谍将如何结束他这种尴尬难堪的存在状态？《魔圈》中叙述者“我”所深情追踪的父亲仍是一个迷，《寻我记》中的“我”总算挖出了一段被埋葬的生活经历，然而对自己前半生绝大部分的回忆仍然是一片空白。

莫迪亚诺小说的结局有一种强烈的揪心的效果，与读完侦探小说时的那种释然的感觉截然不同，而且，它还留下了好些耐人寻思的余韵。于是，你会非常明确地意识到，莫迪亚诺的作品与侦探小说实有天壤之别，而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大有深意，如果说，莫迪亚诺有使你要一口气把作品读完的魅力的话，那么，他更具有使你在掩卷之后又情不自禁更加以深思的魅力，一种寓意的魅力。这对莫迪亚诺来说，是最具有实质意义的东西，显然也是他致力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

NO3.背景之魅：“象征主义”式的二战梦魇

莫迪亚诺迄今（1990年）发表了近十部小说，奠定了他在法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正是他最初的两组作品；《星形广场》、《夜巡》、《魔圈》与《凄凉别墅》、《户口簿》、《寻我记》。如果对这些作品进行综合观察的话，那就不难发现它们往往具有相似的成份、相似的格局、相似的矛盾，而从这些相似中，又闪现着相近的寓意的光辉，它构成了莫迪亚诺在当代法国文学中鲜明的标志与独特的魅力。

从作品的历史背景来说，这些小说的故事几乎都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被德国法西斯占领的时期。《寻我记》中，虽然主人公是在战后寻找自己的过去，但他所找到的那一段过去，那一段悲惨的、使他丧失了全部记忆的生活，正是发生在第二次大战初期阶段。

对此，人们不能不感到奇怪：莫迪亚诺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他毫无第二次大战时期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他偏偏一而再、再而三选了这个时期的生活作为他小说的内容？显然，他没有任何直接的感受与第一手素材能写出像《海的沉默》、《禁止的游戏》那样真切反映了大战时期生活的作品。他也无意于这样做。

他在自己的小说里，很少对这个时期带历史标志的场景现象进行描写，只有《星形广场》有点例外，在它作为题词的小故事里，的确表明了“1942年6月”，还有“一个德国军官”也闪现了一下，小说的最后也有主人公在星形广场被处决的描写，这些总算带有明确的历史标记。在“夜巡”中，这种明确的历史标志有了淡化，除字里行间出现过“希特勒”这个名字外，几乎别无其他，在这里，身份明确的法国盖世太保也只是像一些模糊的阴影。到了《魔圈》与《寻我记》中，这种历史真实的淡化就更加明显，在《魔圈》中，只有一个反动文人关于检举出卖犹太人的只言片语与几个把“父亲”抓走的“穿风衣的人”，这几个人比影子还模糊不清；而在《寻我记》中，只有从主人公胆战心惊、惶恐不安的精神状态与他一心要逃到中立国去的愿望，我们才能断定故事是发生在什么时代。

这一切清楚地表明，莫迪亚诺绝无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摄取历史生活场景的意图，他只满足于使用这个时期的名称与这个时期所意味的那种沉重的压力，这种压力直到战后很久还像噩梦一样压在法兰西民族的记忆里。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背景，在莫迪亚诺小说里，所具有的意义就只是象征主义的、而不是现实主义的了，而象征，正是最能包含寓意的形式与框架。

NO4.人物之魅：那些身份缺失、寻求存在感的犹太人

从小说的人物形象来说，莫迪亚诺几部主要作品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犹太人（《星形广场》、《环城大道》）、无国籍者（《寻我记》）与飘零的流浪者（《夜巡》），他们无一不承受着现实的巨大压力，莫迪亚诺从德国占领时期那里支取来的象征性的压力，就是压在他们的身上。

《星形广场》中犹太人主人公拉法埃尔·施勒米洛维茨，在法西斯反犹太主义的阴影下，惶惶然从法国躲避到以色列，最后在幻觉中被处决在巴黎的凯旋门前；《魔圈》中的犹太人“父亲”，一直过着暗无天日、东躲西藏的生活，甚至不敢与自己的儿子相认，最后仍然落进了魔掌；《夜巡》中的青年主人公陷于法国特务的魔窟，在周围阴森恐怖的气氛下，他艰难的双重生涯使他的精神处于时时都有崩溃危险的边缘；《寻我记》中的彼德罗·麦克沃伊也无时不感到环境中危机四伏，夜晚，他经常灭了灯，躲在窗帘后面察看街上警察的动静。

在全面了解了莫迪亚诺笔下人物的存在状态之后，我们就逐渐接近莫迪亚诺的寓意。面对着黑沉沉的、看不见的压力与周围那种令人不安的气氛，面对着自己的存在难以摆脱魔影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些人物无不感到自己缺少存在支撑点、存在栖息地的恐慌，无不具有一种寻求解脱、寻求慰藉、找寻支撑点与栖息处的迫切要求，无一不具有一种向往“母体”的精神倾向，似乎是尚未满月的婴儿忍受不了这个炎凉的世界，仍然依恋着自己的胞衣。

引人注意的是，母亲、父亲、祖国以及象征着母体祖国的护照与身份证，成为了人物向往的方向、追求的目标，成为了他们想要找到的支撑点，但他们的这种向往与追求无一不遭到悲惨的失败。

《星形广场》中的犹太青年拉法埃尔·施勒米洛维茨怀着扎根的意图，到处寻找自己的栖息地，最后是以恶梦收场；《夜巡》中的“德·朗巴勒公主”在严酷可怕的环境下，唯一使他感到慰藉的就是远在洛桑的妈妈，然而，要摆脱他所处的险境到那里去，却比登天还难，他最后只能以自己的生命去触犯死亡，走上了殉道者自我毁灭的绝路才结束他两难的存在状态；《魔圈》中的“我”，怀着深情，不畏艰难去寻找自己的父亲，但父亲却是一个无“根”的人，他只拥有伪造的“身份证”，他没有祖国，他还企望从儿子的一份中学毕业文凭中得到他的根基的确认，就像一个将溺死的人抓住一根稻草；《寻我记得》中，不仅彼得罗是一个没有合法护照、没有正当身份的“黑人”，而且，弗雷迪、盖伊、维尔德梅尔也都是持假护照者，在法国没有正当身份，他们只能躲在边境上，伺机逃到中立国去，而这种冒险带来的却又是更大的不幸。

莫迪亚诺小说中这样一个个故事，都集中地揭示了人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支撑点、自己的根基的状态，表现了人在现实中得不到确认的悲剧，或者说，现实不承认人的存在的悲剧。

NO5.主题之魅：现代人自我泯灭、寻找自我的悲情命题

不仅仅是得不到现实的确认，而且更惨的是得不到自己的确认。莫迪亚诺继续深化自己的主题，在表现人物寻求支撑点、栖息所的同时，又表现了人寻找自我的悲剧，从而使他的小说具有了又一个深刻的寓意，也许是20世纪文学中最耐人寻思的寓意之一。

在《夜巡》的结尾，那个双重间谍这样说：“我允许我的传记作者简单地把我称为‘人’，并希望他有足够的勇气写出我的传记。”这句话明确地标出了小说故事与人物的形而上学的意义，这个双重间谍深陷于两个对立营垒的夹缝之中，疲于应付两方面的压力，这样难堪的状态使他完全失去了自我，他甚至没有自己的真实姓名，对于法西斯组织来说，他名叫斯温·特鲁巴杜尔，对于地下抵抗组织来说，他名叫“德·朗巴勒公主”，他的自我究竟是可耻的特务还是潜伏的忠士？他最后的选择似乎是为了确定自己的性质，然而，你掩卷之后能完全确定他自我的性质吗？寻找自我的悲剧，在这部小说里已初见端倪。

同样，在《魔圈》里，“父亲”完全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丧失了自我的形象，他既无真名实姓，也没有清清楚楚的经历，他身上裹着一层暧昧的浓雾，而他这种自我的丧失，就是与他支撑点的丧失、栖息处的丧失紧密相关的。叙述者“我”力图替自己的父亲恢复自我、显现自我，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而且，“我”本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丧失了自我的形象，人们称呼他的那个名字，仅仅是他在旅馆登记薄上的一个化名，他的父亲显现自我的努力归于失败，也就等于他寻根溯源、寻找自我哪一个重要的努力纯系徒劳，他将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这一部分自我。

不言而喻，到了《寻我记》中，寻找自己的主题发展到更明确更清晰的程度，在这里，叙述者“我”几乎丧失了全部的自我，自己的真实姓名、生平经历、职业工作、社会关系，他成为了一个无根无底的人，一个没有本质、没有联系的飘忽的影子，一个其内容已完全消失泯灭的符号，而“私人侦探居伊·罗朗”这个符号仅仅是他偶然得到的，他真实的一切都已经被深深埋藏在浩瀚无边的人海深处，他要到这大海中去搜寻一段段已经散落的零星线索，他所从事的这件事，其艰难似不下于俄底修斯为了返回家乡而在海上漂流十年的经历，在这个意义上，莫迪亚诺创造了一部现代人寻找自我的悲怆史诗。

寻找自我，是一个深邃的悲剧性的课题，它不仅摆在莫迪亚诺小说中那些具体人物的面前，而且也摆在所有的现代人的面前，何况，莫迪亚诺笔下的“德·朗巴勒公主”还曾要求把他视为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也正因为这是一个世人都面临的问题，所以，他才把为他写一部确定自我、寻找自我的传记视为一件需要“足够勇气”的事情。

在莫迪亚诺的作品里，确认自我、显现自我、寻找自我之所以特别艰巨，就因为在现代社会里，人都经受着自我泯灭与自我消失。这种自我泯灭与自我消失，首先是发生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发生在“流通过程”中，在这里，不仅有严峻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等种种原因促使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我泯灭、自我消失，而且，复杂的社会流通过程，现代复杂的生活方式也促使自我的泯灭与消失，像《寻我记》中的“我”所感受到的：“人们的生活相互隔离，他们的朋友也互相不认识”，于是，在开放性的现代社会里，频繁复杂的社会交往实际上倒成为了这样一种情景：“千千万万的人，在巴黎纵横交错的街道上川流不息，就像无数的小弹丸在巨大的电动弹子台上滚动，有时两个就撞到一起。相撞之后，没有留下任何踪迹，还不如飞过的黄萤尚能留下一道闪光”。

NO6.隐喻之魅：世间曾有过我们吗？

也许是更主要的：自我消失、自我泯灭还取决于个人是否具有获得自我、确立自我、显现自我的主体意识，如果没有这种主体意识与相应的努力，自我的消失与泯灭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不幸，这恰巧是芸芸众生的常态。

《寻我记》中有这样的寓意深长的一大段：经历很快烟消云散，我和于特经常谈起这些踪迹泯灭的人。忽有一天，他们走出虚无，只见衣饰闪几下光，便又复归沉寂。绝色佳人、美貌少年、轻浮的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即便在世的时候，也不过像一缕蒸汽，绝不会凝结成型。于特给我举出这样一个例子，即他所谓的“海滩人”。此公在海滩上、在游泳池旁度过了四十个春游初秋……在成千上万张暑假照片里的一角或背景里，总能看到他穿着游泳裤，混迹在欢乐的人群中，但是谁也叫不上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呆在那里。有朝一日，他从照片上消失了，同样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不敢对于特明讲，我认为自己就是那种“海滩人”。况且，即便我向他承认了，他也不会感到惊奇，于特曾一再强调，其实我们都是“海滩人”，拿他的话来说，“我们在海滩上的脚印，只能保留几秒钟”。

这是莫迪亚诺又深一层的寓意，也是他在小说里多次加以阐释的寓意：“也许我什么也不是，仅仅时强时弱的声波透过我的躯体，漂浮空间，渐渐凝聚，这便是我”。“谁知道呢，也许我们最终会烟消云散。或者，我们完全变成一层水汽，牢牢附在车窗玻璃上”。“他们几个人也渐渐丧失真实性，世间曾有过他们吗”。直到小说的最后，莫迪亚诺又用包含了这个寓意的一句话来结束全书：“我们的一生，不是跟孩子这种伤心一样，倏忽间在暝色中消失吗？”

多么充满了悲怆性的小说！其悲怆性足以与马尔罗哲理中被判处了死刑的人、加缪思想体系的西西弗相比，这是莫迪亚诺力图描绘出来的又一幅人类状况的图景，在这图景中的寓意尽管不具有马尔罗哲理那种进取精神，也不像加缪的西西弗神话那样带有坚毅的色彩，而倒有几分茫然若失、悲凉虚幻的意味，但仍不失为一种醒世的寓意，它将有助于认识现代社会中种种导致自我泯灭、自我消失的现实，也将启迪那种打破“海滩人”存在状况的自觉要求与自为意识。在这个寓意上，莫迪亚诺也具有他吸引人的思想魅力。

从60年代到70年代，当代法国文坛上相继有这样几个作家崭露头角，并获得极大的成功，先是米歇尔·图尔尼埃、而后是勒·克莱齐奥，再换就是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不论他们的题材、艺术形式、风格有什么不同，但他们都特别着力在形象中包涵深邃的寓意，于是，他们在法国当代文学中就有“新寓言派”之称，而且早已功成名就的老作家尤瑟纳尔也被划入了这个行列，还加上于连·克拉克与多米尼克·弗尔南德斯等人，这就构成了一个不亚于“新小说派”的强大阵容，即将作结的20世纪（注：此为作者写作该文的时间）文学发展过程，已经证明了这个流派是本世纪下半叶法国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

柳鸣九，生于1934年，著名法语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其译介的雨果，左拉，莫泊桑，司汤达，大、小仲马、萨特、加缪等等法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名家良作，都堪称经典。

莫迪亚诺不太具有话题性 但他的文学品质是公认的
———专访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程小牧

 《南方都市报》2014年10月12日GB10版

南都：你读过莫迪亚诺的哪些作品？他的文学特色是什么？

　　程小牧：我并没有特别关注莫迪亚诺，但他还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家。早期作品《暗店街》、《星形广场》，都是他的代表作。还有后来的《青春咖啡馆》，也是比较能代表他的风格的。

　　他是很有个人风格的作家。他的小说意境营造非常到位，有很幽深、诗性的语言。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向着人的内心深处去挖掘。这些都非常好地表现在他的诗化的句子里面。另一方面，很有意思的是，他的小说非常有故事性。比如《暗店街》，《星形广场》，讲的主要是德占区的故事。他的小说经常会以私人侦探来贯穿整个故事，看起来像在戏仿侦探小说，但其实它们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侦探小说，他是在制造一种悬念，以表达对人的身份、记忆的追寻。

　　虽然我们不愿意多提，但不得不提的还是他的犹太人身份。他父亲是犹太人，母亲不是。但他父亲不是一个特别虔诚的、特别重视犹太宗教、重视保存犹太传统的犹太人，而是一个反叛者。他父亲之前的经历也颇有传奇色彩，比如在战争期间发大财等等。莫迪亚诺后来跟他父亲的关系很糟糕。他成名以后就没有再见过他的父亲，他的父母后来也分开了。所以我觉得童年经历对他的影响特别大。他父母的确在战争期间发了财，但很小他和他哥哥就被送到寄宿学校。他是从小在一个没有家庭的环境里长大的。后来他父母又离婚，导致他的青春期非常动荡。我觉得他跟父亲的关系对他写作影响非常的大。

　　另外他最亲密的人是他的弟弟，他从小在寄宿学校就跟他弟弟在一起。但他弟弟在十岁的时候去世了。这种童年的经历与他内心深处的动荡不安、迷惘、失落还是很有关系的。作为一个作家，他的经历非常有趣、独特。

　　南都：据说他十岁时就开始写诗，他是怎么走上正式的文学道路的？

　　程小牧：他走上文学道路其实也有偶然性。他很小就认识了雷蒙·格诺，雷蒙·格诺是二十世纪的一个大作家。雷蒙·格诺是他妈妈的朋友，一直很关心他，因为他很可怜，是个没人管的孩子，爸爸妈妈之前发财的时候也很挥霍，后来分开以后，家庭破碎，他妈妈很落魄，又另外结了婚，还经常逼着他去跟父亲借钱。家庭关系极度糟糕，也没有人关心。但是雷蒙·格诺在精神上很关怀这个孩子，给他引导，在文学上也亲自教给他很多东西。正是因为雷蒙·格诺，莫迪亚诺可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参加伽利玛出版社的聚会。所以，他进入文学圈也是人生的一个机遇。

　　但他也是个特别敏感的人，对文学的感受力很好，各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特别是碰到雷蒙·格诺的提携，所以他在文学上的道路还是比较顺利的。

　　南都：他在法国是成名很早，一直很畅销吗？

　　程小牧：莫迪亚诺成名很早，他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发表了《星形广场》，不久又写出了《暗店街》。这两本书出版后很受赞誉，销量也很好。他一直就是一个大家不会忘记、但也不会过多谈论的作家。因为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好像跟媒体接触不多。但他有比较稳定的读者群，对于高校里的文学研究来说，他是一个非常受到重视的作者。

　　南都：为什么在法国之外他的影响力不是很大？是他的译介不足吗？

　　程小牧：不能这么说。翻译和介绍非常地偶然，它依赖于两个文化圈的碰撞，这里面有文化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甚至也有个人的机缘。很多人是通过个人的喜好被介绍到中国来。我认为莫迪亚诺的重要性和他的译介并不相称。虽然他的代表作(《暗店街》)好像被译过好几次，比如有李玉民老师的译本，有王文融老师的译本，他们都是法语文学界的老翻译家，但是对他的介绍和比较深入的阅读是不多的。

　　喜欢他的人，可能认为他是法国最好的作家。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特别能够引起“话题”的作家。所谓的“话题”，比如我们会觉得杜拉斯会引起“话题”，比如我们会觉得“新小说”提出的很多理念能够引起很多话题。莫迪亚诺是一个内向型的写作者，不那么具有话题性。但是他的文学品质还是受到公认的，不应该被忽略。

　　南都：莫迪亚诺创作很丰富，但其主题相对单一。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程小牧：这是一种创作的方式吧。我不觉得一个作家非要主题很多样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一辈子只写一本书也可以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普鲁斯特只写了《追忆似水年华》，他依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我并不觉得主题单一是一个多么重要的问题。莫迪亚诺作品中弥漫的那种迷失、迷惘的情绪，尤其是刚刚大战之后，人们对身份、对自我的追求，这种东西是非常独特的。其实他自己并没有经历战争，但是他的父亲在他的整个精神构架中非常重要。也许正因为父亲的缺席，所以才在他的生命和写作里不停地成为一个问题。他父亲在二战中的经历，犹太人整个的经历，对他是一种非常深层的精神影响。所以，把这个主题写好了，我觉得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南都：法国现在已经有十几个作家获得诺奖。为什么瑞典学院这么偏爱法国作家？

　　程小牧：首先，我觉得诺奖作为瑞典文学院颁发的奖项，我们把它看得太重了。我甚至觉得，法国人最看重的文学奖并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而是他们自己的龚古尔奖。诺贝尔文学奖在设立之初，欧洲的作家占据最大的比重，当然，现在到了我们这个所谓的全球化的时代以后，上世纪90年代以后，诺奖比较重视别的语系、甚至是跨文化族裔的文学。之前它一直是一个欧美的文学奖，美国小说他们也是很看重的。

　　但我觉得我们可以不要太把它当回事儿。首先瑞典文学院阅读的应该是翻译成英文的作品。既然法国并不是那么看重诺贝尔文学奖，他们自己的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审是直接阅读法语文学，何必要翻译成英文来让外国人给你颁个文学奖呢？

　　采写：南都记者黄茜

　　访谈

　　莫迪亚诺：我一直在反复做同一个梦

　　莫迪亚诺最晚近的作品是出版2012年的《夜草》，在《夜草》面世之际，莫迪亚诺接受了法国《费加罗报》记者伊丽莎白·巴希雷的采访。在访谈中，一向沉默寡言的莫迪亚诺谈到了他作为小说家的心境变化以及自己的文学趣味。

　　下面是其中部分精彩对话。

　　记者：您现在谈起您的着作还有您的早年生涯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困难了，是吧？

　　莫迪亚诺：对，是这样。

　　记者：您怎么解释这一变化呢？

　　莫迪亚诺：早年间，我是把写作看成一种强迫、强制。那么年轻就投身写作，是痛苦繁难的，它超出你的能力范围，你必须担起非常沉重的东西，而你根本一筹莫展。最近，我重新翻看了我早期的创作手稿，文本空隙之少，完全没有透气的地方，让我很讶异。这很能说明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就是说……一种窒息感。今天，精神没那么紧绷了。

　　记者：那您有进步了的感觉吗？

　　莫迪亚诺：没有。每一次出新书，不满意的感觉依旧鲜明。我一直在反复做同一个梦：我梦见自己不再写作了，梦见自己自由了。唉，可惜我并未自由。我总是在不停清扫同一块地方，感觉永无告终的一天。

　　记者：您读当代作家的作品吗？

　　莫迪亚诺：会看一点，尤其是年轻作家的作品，为了了解一下他们欲往何处去。看起来，他们更受外部世界的吸引。想象，如今很少了，不过，也许今后还会再清晰起来的。事情总是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我想到斯各特·菲茨杰拉德那部未完成的小说(《最后一个大亨》)。有许多风格不同的小说都是成功的，凯鲁亚克的，斯坦贝克的，那么，对今天来讲，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期待这样的小说。

　　●卞易整理

　　声音

　　莫迪阿诺在《暗店街》里写道：“我的过去一片朦胧……”这本书就放在窗台上，是本小册子，黑黄两色的封面，纸很糙，清晨微红色的阳光正照在它身上。病房里住了很多病人，不知它是谁的。我观察了很久，觉得它像是件无主之物，把它拿到手里来看；但心中惕惕，随时准备把它还回去。过了很久也没人来要，我就把它据为己有。过了一会儿，我才骤然领悟到：这本书原来是我的。这世界上原来还有属于我的东西──说起来平淡无奇，但我确实没想到。病房里弥漫着水果味、米饭味、汗臭味，还有煮熟的芹菜味。在这个拥挤、闭塞、气味很坏的地方，我迎来了黎明。我的过去一片朦胧……

　　———王小波《万寿寺》

　　有朋友问莫迪亚诺，我说他的作品的中译本(有二十多部)倒是全都读过，最喜欢《暗店街》、《环城大道》、《星形广场》，2 0 0 5年还曾写过一篇评论《“海滩人”的告白》，收《相忘书》，但现在没必要凑热闹多说，只说一句：莫迪亚诺胜过勒克莱齐奥不少。

　　———止庵

链接：http://culture.ifeng.com/renwu/special/2014nobelpri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