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批评性的阅读
——以读《漫话清高》为例
黎在珣
2007年12月，哈佛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丘
不过，在现实教育过程中，基本上都停留在著名学者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我估计有两方面。一方面，出于传统的师道尊严；另一方面是部分教师自己没有“独立思考、质疑探究的习惯”，思维也不会求异和发散。教师自己没有良好的阅读习惯和思维特性，又怎么能帮助学生“养成独立思考、质疑探究的习惯，发展思维的严密性、深刻性和批判性”呢？如何进行批判性阅读呢，这对教师特别是那些习惯于匍匐在文本面前的教师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下面是我阅读
我们先看“观点与材料之间的联系”。正如作者在第四段中说的，清高之人“想无名而终于有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才艺本可做官，而他们竟然不做，这才证明是真正的清高”。就像许由，本有机会显贵，但他不要；陶渊明本可既显又富，但他放弃了那样的机会。至于为什么放弃那些在许多人看来非常难得的机会，原因各有不同。如陶渊明的行为就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有着重要的关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文人士大夫的个性得到了一定的张扬，而他们济世救民的愿望则相对减弱了些。他们好谈玄，好立异，好药，好酒，好闲散，好“熏衣剃面，敷粉施朱”（《颜氏家训·勉学篇》），于是出现了《世说新语》等书中记述的许多奇异特别的人物和行为。“清高”一词就出现于晋朝，那时涌现出了很多“富贵不淫贫贱乐”又有独立风操的人物。
有人清高也许是因为不愿做侍妾的傲骨个性。要知道，中国古代的文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不像侍妾依附丈夫那样依附皇权几乎是不可能的。妾的特点，不仅仅是小鸟依人，还要有以色侍人的功夫。文人的才有如女人的色，是可以出卖的。唐代诗人朱庆馀写给张籍的一首诗，就生动形象地道出这种侍妾心理：“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也就是说，有条件追名逐利的时候没有去追求功名利禄，这是许由、陶渊明不同于一般人的显著特点。据此，我们可以说，是否用心功名利禄是判别一个人清高是否的极其重要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看评判，李白和孟浩然这两位顶尖级的诗人当然算不上清高之人。“对清高的评论”也就根本不像作者所说“是既严格，又模糊的”。
如果不怀偏见，说李白是个名利心很重的人（这也与那个时代有关，由于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盛唐人笔下的男儿，多的是充满血气，热衷于功名富贵），大概没有多少人反对。李白一生都在梦想“身登青云梯”，当皇帝把他叫进宫里去时，他得意之极，大呼“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显露出他急切的用世之心。后来在宫里遭受排挤从而被逐后，就牢骚满腹，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注意这是在没有机会“折腰事权贵”的情形下）。高调之后还是情不自禁地炫耀：“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共（实为“同”）杯酒。”（说句不好听的话，每次读到这些句子，常常让我想起阿Q的名言：“我们先前——比你们阔的多啦！”）尽管李白有时也向往过“散发弄扁舟”的潇洒，但他一生更多的时间却是感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所谓“蜀道难”，也就是仕途难。如此强烈的用世之心，与清高标准之一的“有才艺本可做官，而他们竟然不做”相距甚远，当然不能成为清高之人，更不用说是公认的清高样板了，因而李白一例自然不能说明“清高”标准之严格。
再看孟浩然，虽然“他对做官也有不在乎的一面。特别是归隐之后，在寂寞心情中，也多有恬淡之意。这样看来，孟浩然是理应成为一个清高样板的；而且有人也的确这样认为……”但是，孟浩然求援用世之心也非常明显，你听他的吟诵：“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而且做官不成，就发牢骚：“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虽然由于客观因素而非自己主观不愿或不屑于做官，孟浩然一生未曾进入仕途，但他如此念念不忘入世做官，又怎么符合清高“有才艺本可做官，而他们竟然不做”的要求？既然连起码的清高都谈不上，又从哪里看出“孟浩然的清高是极为突出的”呢？由此可见，有关李白和孟浩然的两则材料，丝毫不能说明作者“对清高的评论是既严格的，又模糊的”的观点的。
我们再来看文章在逻辑上存在的问题。作者说许由拒绝做唐尧接班人的美谈“反映了古代士人相当混乱的价值取向”，理由是“唐尧是人人称颂的圣君，圣君是因为给天下人办了好事所以受到称颂；然而他所选的接班人却不愿为天下人办事，不愿办事却同样受到称赞”，作者还感叹说，“真不知是什么道理” 。（说明：“真不知是什么道理”容易让人误认为是一种诙谐笔法，但因为有“反映了古代士人相当混乱的价值取向”相伴，也就消解了那种误读）实际上，古代士人一向就有入世和出世两种传统，因此历史上既有持入世人生态度的人受到人们的称道，也有持出世人生态度的人得到后人的推崇。如同既有人称赏孔子的积极入世，又有人羡慕庄子的出世逍遥游一样，唐尧和许由受到称赞的理由是不同的。称唐尧为圣君，是就他入世来说，也就是赞他为天下人办事。许由受称赞的理由是因为他出世，不追求入世之读书人孜孜以求的名利，而不是不给天下人办事。因此，如果不是以政治家的思维方式去看待非政治家的行为，就会发现：许由拒绝做唐尧接班人的美谈恰恰非常清晰地反映了古代士人推崇清高的价值取向。
除了以上所言不足外，本文在表达上也存在一些欠缺。这主要体现在注解引用不够规范。注解不规范的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历史上没有《唐书》一说，只要《旧唐书》和《新唐书》之称。《旧唐书》和《新唐书》两本史书中也没有《孟浩然传》，课本中那段文字来自《新唐书·文艺列传》，所以，《漫话清高》一文中所称的“《唐书·孟浩然传》”很不规范。另一处是，“‘醉月’句用《魏志·徐邈传》典，暗指孟浩然因剧饮违韩朝宗之约事”中的“《魏志·徐邈传》”应为“《三国志·魏志·徐邈传》”，因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书名与篇（章、卷）之间的分界，用间隔号标示。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正因为有上面那么多瑕疵，我一点也不明白这篇文章是怎么成为高中学生学习的典范之作的。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清高曾是个褒义词，清高的人一般说来是受到敬重的。清高的 "清"，意思比较明白，无非是为人清白正直，不搞邪的、歪的、见不得人的勾当。至于"高"的含义，则似乎不同于高风亮节、德高望重之高，而是总要带上一点孤独乃至孤僻的意味，或者可以解释为孤高。因此，清高的名声首先总是落到遗世寂居的隐士头上。
传说中第一个清高之人，恐怕要数许由了。据说唐尧要把天下禅让给他，他认为这话污染了耳朵，因而跑到颍水边上去洗耳。此事不知真假，但在古代却传为美谈。这美谈又反映了古代士人相当混乱的价值取向。唐尧是人人称颂的圣君，圣君是因为给天下人办了好事所以受到称颂；然而他所选的接班人却不愿为天下人办事，不愿办事却同样受到称赞，真不知是什么道理。
道理虽然说不清，但关于许由的美谈却事实上给清高规定了一个模式，即凡是显贵的人是不大可能得到清高之名的；后来显贵又扩大为富贵，即清高是与富贵无缘的。例如诸葛亮，当他"高卧隆中"之时，是可以称为清高的；后来辅佐刘备，成为蜀汉丞相，在后人心目中德高望重，近乎完人，却无人说他清高。汲黯、苏武、魏徵、颜真卿、史可法等，都以高风亮节著称于史，但也因做官而不被评为清高。当然，历史上对这些人的评价之高是远非清高二字可比的。
在历史上被称为清高的人中，陶渊明大约要算突出的了。他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这句话现在有新解，姑置勿论)，辞去彭泽令，归隐田园，以"力耕"谋取"衣食"。这种情况与富贵绝无因缘，在古人心目中乃成为纯正的清高。
不过，从陶渊明这个清高模式来看，一个人的行为与思想固然决定了他是否有清高之 "实"；但如果在"实"之外还能享有清高之"名"，那就还得有一些不平凡的本事才行。陶渊明除了真正清高之外，还能写一手好诗，用来言志抒情，因而实至名归，成为清高的典型。其后，像林和靖、倪云林等人，也都因具有才艺专长，才成为著名的清高之人。例如林和靖"梅妻鹤子"，隐居杭州 孤山，固然很清高；但也要写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样的咏梅绝唱，才能成为名人。倪云林隐居无锡惠山，为人有点怪癖，但他的画脱尽烟火气，确有独特风格，所以连怪癖也一同被传诵了。当然，真正清高的人是根本不在乎成名的。想无名而终于有名，其原因大概一则因为历史需要树立清高的样板，而这类样板又只能通过才艺成果的传扬来树立；假如无所表现，也就无从传扬了。二则因为有才艺本可做官，而他们竟然不做，这才证明是真正的清高。至于那才艺是否适合做宫的要求，古人往往是不加深究的。在他们心目中，好像认为只要有才便可以做官。
清高是褒义词，但也不算很高的评价，然而古人评定清高却又是相当严格的；说严格却又没有明确的标准，因而相当模糊。这种情况结合实例来看比较清楚。例如李白，只做过短短一段宫廷诗人，还敢公然声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本人又很希望得到清高之名；然而他却终于未成公认的清高样板。原因可能是他有时用世之心过于急切，又极为自负，比较缺乏恬退风度；而且他有了做官的可能便得意地声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没了官做则又傲然声称"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共杯酒"，诸如此类的话，就很难和清高挂钩了。不过，李白是伟大的诗人，他的诗不但形象思维功夫好，而且天真罄露，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因此，没成为公认的清高样板，对他来说也算不了什么。这个实例只是说明古人评定清高的样板是相当严格的。
另一个实例则说明清高的模糊性，那就是孟浩然。他本来也是想做官的，试看《临洞庭上张丞相》一诗，他在写了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样雄劲的名句后，接着就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求援用世之心极为明显。后来做不成官，还不无牢骚，所以说出"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之类的话。但孟浩然一生既未做官，而且《唐书·孟浩然传》还记述采访使韩朝宗曾约他同赴京师，欲荐于朝廷；可是孟浩然却因与故人喝酒喝得高兴，竟至失约，还说"业已饮，何恤他！"可见他对做官也有不在乎的一面。特别是归隐之后，在寂寞心情中，也多有恬淡之意。这样看来，孟浩然是理应成为一个清高样板的；而且有人也的确这样认为，试看李白的《赠孟浩然》一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醉月"句用《魏志·徐邈传》典，暗指孟浩然因剧饮违韩朝宗之约事。)可见在李白心目中，孟浩然的清高是极为突出的；然而孟浩然在历史上却仍然不是公认的清高样板。由此可见，对清高的评论是既严格，又模糊的。
在当代，清高曾经长期受批判，但由于它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概念和价值观念，在人们心中影响很深，因此虽然批了，却仍然没使许多人的观念真正转变；也就是说清高的价值在人们心中实际上并未降低。至于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逐步建立的过程中，种种价值观念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从抽象的道理上说，清高与市场经济几乎是绝不相容的；但实际情况却使人感觉到清高概念所包含的某些内涵，其价值趋向不仅未见疲软，反有坚挺之势，这似乎又一次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系列正反互补思想的奥妙。在市场经济中，有的人并不能发财致富，那么保留一点清高的气度，也不失为一种精神安慰，至少能减轻一点心理失衡。就是对发财致富乃至既富且贵的人来说，倘若能够讲一点清，讲一点高，对人对己也是没有坏处的。也许，这就是许多人不愿彻底扬弃清高这个传统文化中的独特概念，并继续有意无意地维护其价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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