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是个草木生长旺盛的季节，绿意盎然，万物生机勃勃，呈现出一种无比的生命力，一颗幼苗、一朵小花，或是一片森林都让人陶醉。可是，美丽自然有时却让人不敢亲近，光鲜亮丽的繁荣背后，总觉得无法面对她的殇逝。每每面对，总是有种担惊受怕之感。四季轮转，气候变迁和生命轮回之中，因个人的无力，必然存在着一种失去后的剧痛，难以割舍，难以忘怀。

六月也是个让植物学人惋惜的季节。草木知音，植物学先辈的离世，让今年本来葱荣的六月蒙上了一层阴影。耄耋之人，死本无所惧，只怕自此之后无人识得草木，花草亦无友。作物植物爱好者，一直想采访一下吴老，让他撇开社会贡献和学术地位，说说他对草木的感情，喜欢哪种植物，为什么喜欢它们。后生们怎样才能做到和他一样地热爱这些静生之物。乃或留下一段感情真挚的影像，诚恳地谈谈中国植物学的未来，或者过失，让草木后生也能像田间杂草，疯狂生长，铺满田间山野，结出累累硕果。

吴老离世令人惋惜，可是生老病死也是自然，能活到九十七高龄也算高寿。老人离世，相信政界也会借机“击鼓而歌”，这个自是不消多说。我所关注的却是学界是否会借机好好思考中国植物学现状和未来，推进植物文化。吴老前几年写一下一文《九十自述》，文中回忆了自己投身植物学的一生，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植物的强烈情感。结合吴老的一些奇闻轶事，以及当下的植物学现状，可做一番剖析。

先讲吴老一辈子的境遇，说说他所受的植物学启蒙、教育和学术生涯。 《九十自述》一文中清晰写到，吴征镒儿时家中有个芜园，老墙荫处的小草叶下珠激发了他对植物的兴趣，此外，家里有本字画书《植物名实图考》可翻阅查询，使他对植物的兴趣越发浓厚，并最终选择了清华生物系。考入清华后，师从李继侗，所用教材乃英文国际教材，内容却是香山、西山、大觉寺的内容，理论与国际接轨，内容贴近生活，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清华生物系图书馆有7000册图书，各类名书材料丰富。年轻的吴征镒尚未毕业便参加了“西北考察团”，有机会出野外，“万里巡行”，采标本，做卡片，以自然为师。虽是“走马观花”，但几乎跑遍了全中国，积累了大量感性认识。科研上，吴老算是个“小土鳖”，有“海龟”竺可桢带队，对中国自然资源进行科考。机遇十分的好，在云南蹲稳之后，已有所成，期间还受聘于云大，给学生上课。到了80岁方才写出自己极为重要的学术著作《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化》。生逢乱世，实乃不易。

与其它一些植物学家（如胡先骕、蔡希陶等）相比，吴老重学术，轻运用。也许因为是领导的缘故，说话比较温和，除学术著作之外，言论不多。然而，草木的重要性不止在于学术。于普通大众而言，植物如何开花结果、传宗接代，如何起源分布和适应进化意义并不大，其重要价值在于人格塑造和心性的培养。在古代，先哲首先鼓励读书人该做的便是“多识虫鱼鸟兽”，熟读《本草》，认识天地万物，通过认识草木，学习草药，锻炼读书人刚正不阿的意志，悟到草木医者的“仁心仁术”。这种朴素的博物精神，持续了几千年，亘古亘今，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哪怕今日，民间依然盛行。

若梳理中国人对植物的态度与情感，现代植物学作用微乎其微。西学之前的植物学著作，如《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救荒草本》、《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的作者均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角度，方才著书立说。古人的逻辑自然不能与西方植物学相比，现代植物学更加深刻、更加系统，但西方的植物学发展是建立在西方博物学之上，辈分之间、学科分支之间环环相扣，很少有断层。而中国自引入植物学之后，虽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断层明显，植物运用于赏析极为落后，人才培养也长期无门。如今的中国很难界定植物学的地位，我感觉基本是名存实亡了。《九十自述》中吴老只回顾了自己的故事，并未对学科现状和未来进行评价。不知吴老在世时作何感想，有何远虑，是否也感到迷惑不解。

昔日的科学院，在竺可桢的带领之下，完成了中国气候、地理、水文、土壤、植被、动物、海洋等各大自然地理调查，各模块均功勋卓著，成绩斐然。植物也在其列，经过若干人的努力，完成了浩大的志书，虽然各章节良莠不齐，内容优劣不等，但毕竟是完成了国家到省级别的植物志，基本摸清了家底。这些工作做完之后，中国植物学似乎没有什么明晰的道路，基本上是各占山头，胡乱打鸟，已经没有太多的系统性可言。下面我们再逐一分析各个问题。 

首先是当下的植物科学在哪？因现代西方自然类学术的问题推进很快，且手段多元化，我们在后面猛追，中国植物学慢慢与生态学融为一体，动物所与植物所也没太大差别。还因学术传统承接不上，各所的专家基本不认识植物，也不认识动物，老一辈被晾在一边，没啥发言权，故此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以云南（或者西南）的植物学为例，真的很难界定我们到底是在做哪一类科学，长远的价值在哪里等等。

第二个植物学（或可推广到自然类科学）科普匮乏。老一辈志书描绘植物的格式都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抄袭，极为枯燥，不利于外人学习。国内具有科普性质的地方化的彩色图鉴远远不够，就连版纳植物园现在尚未做出一本版纳植物的彩色图鉴来，只有一些无趣的名录，你说这叫哪门子植物科学。有趣精美的植物，不能展现给世人，何谈造福人民，美化城市呢。植物学人应该多出生态图鉴，图鉴是学生入门植物学最好的帮手，也是公众学习查阅植物最易行的方式。认植物好比认人，多看日常的形态特征即可，何需在意有几斤几两，几根毛，几个手指呢？这一点，我们与西方相去甚远。当今网络社会之中，我们既有机遇也有挑战，还需植物人们深思植物科普或植物教育之事，多培养后备人才，引导广大的植物爱好者，培养中国自己的植物文化。

第三是植物学人才培养无方。以云南为例，现在真正懂植物的人屈指可数，能称之为专家的，绝对没有我的脚趾头多。我们拥有最丰富的资源和素材，却没有像样的教材。云大、林业大学和科学院所之间也未能相互很好的沟通，通过教书育人培养植物学新星，甚至相互挤兑，抢夺友人生存空间，导致区域性人才缺乏，这恐怕是吴老所没想到的恶果。那么多的院所与学校，植物学会除了开会吃饭喝酒，还真没看到他们干出什么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来。

第四是植物学文化的建设很差。平心而论，植物园（所）有多少研究员、博士硕士和工作人员是喜欢自然喜欢植物的，估计不到五分之一。内部植物文化不好，自然导致效率低下，积极性不高等等。我问过一些准植物分类者，在他们眼里是否有一本自认为经典的植物学书籍或科普书，答案都是否定的。植物图鉴或图书对新手的作用无需多言，植物图书馆建设便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真心希望各单位都重视起来，重新构建植物学科。静生生物所胡先骕所写《交心》中便对植物所植物图书收集不多表示极为不满，华南园陈焕镛1930年去英国开会还偷印邱园古板植物学书刊，几十年前的不满情绪和偷印的精神如今安在乎？可叹呐。 

最后的另一窘境是，我们植物丰富但运用不多。记得在一次会议之上，有人曾经谈过吴老曾经的一个困惑。他曾经带几个日本人去五台山考察（记忆模糊，地点可能有误）发现一新种，离开后日本人又回去采样，将其发表，以及英国人在云南大量采种，运回欧洲培育成世界性的的园艺品种。他说，外国人发表研发吧有些不甘心，自己人又搞不出来，真是麻烦。确实，自己不争气，又不想让别人介入，这就是中国科研界普遍存在的恶俗心理。几十年来，中国境内成功培养，且推向市场的花卉屈指可数，就连吴老灵堂前面的花卉都没一个是我们中国人研发培育出来的（是不是有点要求过高，不过作为）。几十年来，在中国植物保护事业中，据小弟所知，也尚未有过一个保护成功的例子。云南坐拥如此丰富的资源，几十年却难有成效，难怪政府要丢掉以生态为主的大方针，另寻它法，重走重工路线。这也就怪不得昆明和云南政府要选择PX项目了。植物界中，如此种种困境，种种囧态，种种困惑，作为领军人物的吴老，估计也是极为不解的吧。（本文为一个月前的纪念文字，删节版现已发表在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