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际形势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结构性的变化。Covid-19肆虐全球，西方社会发现中国不仅仅是制造业中心，而且在一些重要高新科技领域领先全球，比如移动支付、人工智能应用等。我国能够在科技方面取得这些成就，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内部的因素。对这些外部因素以及内部因素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是重要的第一步。接着，我们要看看在新的形势与格局之下，哪些因素依然存在，哪些因素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后，在这些客观分析的基础之上，探讨一下我们现在实行的一些政策是否正确，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促进我国科技事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做为一线科研工作者，对中国科技现状以及发展历史有着最切身的体验，所以思考这些问题应该是我们分内的事情，供决策者参考。
下面分四个部分：外部因素、内部因素、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改革的方向，谈一谈我的一些粗浅的观察与思考。抛砖引玉。
一、中国科技成功的外部因素
1、西方社会对我国在高新科技发展方面的制度优势缺乏深刻的认识。西方是个扁平化的开放社会，崇尚包容、法制、以及自由竞争。虽然他们也有“反垄断法”，但他们忽略了法规只有在法规可以执行的范围之内才是有效的法规。我们的制度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西方的科技公司是私人的，不管你再大，比如谷歌脸书等，也很难和我们竞争。比如，国家可以印钱，私人公司再牛也不能自己印钱，只是这一点国家就碾压所有私人公司，让私人公司无法与之竞争。
2、西方社会对我们购买技术的开放包容态度。许多技术我们可以去买，比如高铁的原始核心技术、钢铁冶金行业的先进技术等（二十年前我在宝钢研究院做学术休假时，就看到德国西门子和日本新日铁打破头想把技术卖给我们）。对于不卖给我们的技术，我们可以在国外设立研发公司，相当于买他们的人来开发这些最先进的技术。对于新科技原动力的大学科研，我们可以通过提供科研经费，第一时间拿到最新的成果。
3、西方金融体系对我国高科技公司在西方融资的开放态度。我国许多高科技公司在美国上市，获得大量资金，用于购买或者开发最先进的技术。上市融资的魅力在于杠杆，比如十倍的市盈率意味着你可以获得十倍于每年盈利的资金。这些巨量资金为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快速崛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钱好办事，有钱能使鬼推磨）。
4、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投资大幅减少。美国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投资不到GDP的百分之一，远远低于中国。三十年前我在美国读书时，美国的大学是很有钱的，教授们获取科研经费比较容易而且数量充足。当时，各大科技公司在研发上的投入也很大，比如，三十年前罗克韦尔（Rockwell）公司就很大方地花了五千美元买去我的Wang-Mendel方法的大约三十行Matlab程序。现在的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教授们拿经费竞争越来越激烈，压力越来越大。我知道不少有名的教授回欧洲去了，在那里拿经费压力小，可以更加专心于科研。
5、大批杰出华人科技人才回流祖国，引领中国高科技行业迅速崛起。我是三十多年前去美国留学的，我们这一批以及比我们更早去美国的留学生，基本上全部留在了美国。当时许多人担心国家人才流失（英文叫做 brain drain）,但是邓小平说：不用担心，就当做把人才储备在那里，到时候祖国发展好了，他们自然会回来。可见，伟人就是伟人，高瞻远瞩。现在国内许多高科技公司的技术领军人才，都是留美的留学生。许多最成功高科技公司的创始人，比如百度、搜狐等等，也是留美的留学生。
二、中国科技成功的内部因素
1、心灵手巧的中国人，即高素质的普通人口，为高科技产品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基石。我在美国留学多年，近年来又投资美国房产，接触过不少美国普通民众。在心灵手巧方面，中国的普通民众完全碾压普通的美国民众。加之近三十年来美国的肥胖症在底层民众中越来越高，我深度怀疑许多底层美国民众无法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移动支付。所以，中国高素质的普通人口，为高科技产品提供了巨大的有效市场空间。
2、对理工科以及专业技术教育的重视，培养了大批合格的高科技产业工人。高科技产业工人不是传统生产线上的工人，而是码农的概念。美国从中学到大学，其教育理念是培养“领导者”。结果就是重文轻理，大家都去学文科了。一个个看上去口若悬河，碰到实际问题却眼高手低，中看不中用。中国在理工科教育方面有着很大的相对优势。
3、集中资源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其实，这个优势对于科学和对于技术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将这个因素归类于科技成功的正面因素是不准确的，应该分开来看。对于技术（工程应用、工程项目），由于已经知道如何去做，等级架构是非常有用的，可以大幅提高效率。可是，对于科学创新，由于是无中生有，人类还不知道如何去做，所以等级架构往往是瞎指挥，反而对科学发展有着巨大的破坏作用。这一点在下面第三节还会详细讨论。
4、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政府效率与执行能力比美国高出许多。在学而优则仕传统价值观的引导下，大批中国精英人才进入政府机构。而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往往去学金融、商科、医科等，成为专业人士。西方政府的领导也就是一份工作，拿一份薪水，所以往往缺乏高瞻远瞩的治国情怀。
三、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1、过去给我们带来科技成功的关键外部因素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反转。当前，第一节中的五大有利外部因素几乎全部在快速地消失。具体地讲，关于第一个外部因素，西方已经认识到了在高科技发展方面我们的制度优势，正在想办法应对，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关于第二个外部因素（购买技术），美国已经将众多中国高科技公司列入限售名单，在美国开设的研发公司也被叫停，给美国大学提供的科研经费也在被调查。对于第三个外部因素（华尔街融资），几乎所有来自于中国的公司将会被强制清盘，去华尔街IPO就更加不可能。对于第四个外部因素（美国研发投资太少），拜登政府在新的预算案里已经大幅提高科技研发方面的投资（以后去美国读博士拿奖学金可能会比现在容易许多）。对于第五个外部因素（华人科技人才回流），现在也有许多新的障碍。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雨已经来了。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积极寻找应对之策，不能依然沉浸于过去的美好时光。
2、没有从思想上真正认识清楚科学创新与技术应用的本质区别：技术应用可以采取等级管理架构，而科学创新应该采用扁平管理架构。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创新是无中生有，在创新成果出来之前谁也没有见过这个成果到底长啥样。而技术是已有的成果，已经有人做出来了，你按着相应的办法去做就应该能做出来。所以，对于技术问题（工程应用、工程项目），我们现行的等级管理架构是很有效的。但是，对于科学问题，我们一直以来也是采用同样的等级管理架构，结果给我国的科学创新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混乱。现在破“四唯”，就是用新的“指引”来代替旧的“四唯”。这依然是等级化管理，只会导致又一次折腾，其结果也将与科学创新的目标背道而驰。其实，科学创新是“指引”不出来的，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常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改一改，实行扁平化管理，让科学家们回归实验室，由他们自己决定应该做什么，而不是跟着各式各样的“指引”？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这样做呢？
3、有走回头路的倾向，自己另外搞一套，与人类科学共同体渐行渐远。科学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工作者积极融入世界科学大家庭，在融合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的进步。通过SCI论文平台，我们和全世界的科技同行们交流，在交流中不断地提高自己。三十年前我读博士的时候，我国学者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是很少的。近年来，我国学者在本专业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越来越多。虽然大部分论文属于跟踪型论文，但也有一些非常棒的原创论文。假以时日，我们就很有希望从跟跑上升为领跑。可是，现在“破四唯”，SCI不要了，我们自己另搞一个数据库，评奖要看我们自己这个数据库里的引用情况。代表作也强调要有中文论文，国外同行看不懂。洪流滚滚，势如破竹，汹涌澎湃，摧枯拉朽。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这样走回头路、把自己又一次封闭起来，这样对吗？
四、改革的方向
1、全面改革科研经费管理方式，将科研经费从“指挥棒”变为“服务生”。第三节第1点清楚地告诉我们，外部因素正在向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快速发展。所以，推进我国科技事业继续向前迈进，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于内部因素的提升，通过体制改革释放出新的发展动力。基于第三节第2点的分析，现在最需要改革、也是最有可能释放出发展新动力的方面，是将科研创新管理体系从等级架构转变成扁平架构。如何实现这种转变呢？仔细分析我国现行的科研管理体制，我们不难发现，等级化管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科研经费这个“指挥棒”来实现的。所以，通过全面改革科研经费管理方式，把“指挥棒”变为“服务生”，就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科研创新体系的扁平化管理。具体地讲，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1）大幅简化科研经费的申请与专家评审程序，评审专家只给出等级分，然后按2比1差额通过随机摇号来决定资助的项目。比如，如果经费可以资助50个项目，则在100个得分最高的申请中，通过随机摇号来决定资助哪50个项目。
（1.2）将基础研究类科研经费“化整为零”，尽可能加大资助项目的数量。“化整为零”的目的是为（1.1）“随机摇号”提供更多的位子，两者需要同时配合使用。如果没有申请程序的简化以及“随机摇号”，只是“化整为零”或者“撒胡椒面”会让更多的人陷入内卷，起到反效果（《为什么基金申请写多了有害于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999994-1164877.html）。
（1.3）不将科研经费做为考核项目。因为，经费是科研活动的输入，不是科研活动的输出。科研看的是输出成果的质量（《“唯论文”不好吗？》：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999994-1163654.html），而不是输入了多少经费。
2、积极融入世界科学共同体，而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另外搞一套。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入手：
（2.1）采用 google scholar 做为各种评审评奖的基础数据库。Google scholar 是全球科学家使用最多的数据库，公开免费，是科研人最有力的助手。
（2.2）积极争取在现有的国际科技体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些国际科技组织包括各种学术期刊、各种学术委员会等等。其实，在各种国际学术期刊中，华人主编或者编委的数量是很多的。
（2.3）在各种评审评奖中引入境外专家。由于境外专家安身立命的体制架构在国外，与国内的利益纠葛比较少，所以整体而言境外专家还是更加公平公正一些。另外，引入境外专家，也增加了向高水平科学家学习的机会。具体地讲，可以先从“杰青”的评审做为突破口，因为“杰青”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如果“杰青”由境外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来评选，必须靠真学问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才能上去，那么下面的“优青”们自然就会跟着走，因为靠拉关系等手段过不了“杰青”这一关。向上，如果“杰青”们清一色都是靠真学问由国际同行选出来的，那么以后从他们之中评选出的更高层次的人才就比较容易形成靠真学问打拼的氛围，把真正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推上中国科学管理体系的关键位置，中国科学的肌体也就会慢慢的健康起来（《让科学评价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杰青”评选开始》：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999994-11643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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