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
中国植物学家胡先骕的科学与教育情怀
——写在胡先骕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日子
冯永康（生命科学史研究者）
我们一生的精力不应该仅限于职业，在从事职业之暇，应善于利用时间，去追求真善美，去追求世上无穷的知识。一个人的成就，并不限于职业；副业的成就，往往可以大于正业。因为正业是赖以维持生活的，副业才是精神所寄托的。养成精神所寄托的副业，我们可以获得丰富快乐的人生。
——胡先骕
胡先骕（1894.05.24—1968.07.16）
胡先骕——中国现代生物学的开山宗师。 在长达50余年的科学教育生涯中，他以毕生的心血，与秉志（1886—1965）、陈桢（1894—1957）等老一辈生物学家并肩同行，共同开创了中国生命科学的研究与现代生物学的教育事业。
作为中国现代生物科学教育的领航人
早在20世纪初期，胡先骕就以“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的科学救国大志，于1912年和1923年两度远涉重洋留学美国，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1921年，胡先骕与秉志等大力倡导、积极提议并具体谋划，在当时的东南大学农业专修科内，创建了国立大学中的第一个生物学系。
胡先骕先后在南京高师（1918）、东南大学（1921）、北京大学（1928—1940）、北京师范大学（1928—1940、1948—1952）、中正大学（1940—1946）等国内多所的著名高等学校，担任或兼任生物学教授、或研究部主任等职，主讲植物学、高等植物分类学等基础课程。
历经几十年植物学教学的风风雨雨，胡先骕通过身先示范、言传身教，以其诲人不倦的学风，宽阔博大的胸怀，坚持真理的科学精神和爱生如子的师长亲情，赢得了历届弟子的拥戴。
刘咸（1901—1987）在编著的《中国科学二十年》一书中，对胡先骕精心栽培弟子这一点曾专门写道：“现国内后起之植物学者，十九皆出其门”。可见，胡先骕为现代生物科学教育在中国的扎根与发展壮大，真可谓“尽心竭力培养人才，严以育人诲人不倦，秉直公允奖掖后学，门墙桃李遍于天下。”
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胡先骕先后参与编纂和审校了影响深远的《高等植物学》（1923）、《遗传学》（1923）、《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1951）、《植物分类学简编》（1954）等高等学校生物学教科书，以及《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植物学》（1936）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初级中学课本《植物学》的试教本（1963）等广受师生欢迎的中学生物学教科书。
作为中国生物科学研究的早期开拓者
1915年，胡先骕与任鸿隽（1886—1961）等留美同学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并捐资编辑出版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刊物《科学》杂志。
1922年，胡先骕与秉志等一道，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开创了中国现代生物学教育与研究的一代新风。
1928年，胡先骕与秉志创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基础）。
1933年，胡先骕首先发起成立中国植物学会，并创办《中国植物学杂志》。
1934年，胡先骕首先提出“编纂《中国植物志》”的提案。
1934年，胡先骕与秦仁昌（1898—1986）、陈封怀（1900—1993）等共同创建了庐山森林植物园（今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
1938年，胡先骕与蔡希陶（1911—1981）等一道，创办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今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胡先骕的整个科学与教育人生，经历了中国现代生物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一个坎坷曲折的发展历程。
作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
胡先骕享有世界性的知名度。他是国内最早用科学方法采集和研究植物的科学家之一；也是第一个发表植物新属（1928年的秤锤木属）和新科（1934年的鞘柄木科）的中国人，这是中国科学家跻身国际植物学界的开端。
在胡先骕的一生中，共发表了植物的1个新科、6个新属和数以百计的新种；出版了20多种专著，发表了140多篇植物学研究论文。
1948年，胡先骕与他的弟子郑万钧（1904—1983）共同发现并命名了植物界中的“活化石”植物——水杉。这一项被称为20世纪植物学领域最为重大的发现，在当时，不仅震动了国际科学界，也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
1951年，胡先骕将他在30多年执教高等植物分类学中使用的自编讲义，经过修正编写出了《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一书。该讲义结合了他自己独创的《被子植物一个多元分类系统》，对目与科的排列作了重大变更；注意利用中国人自己研究的材料，增加了裸子植物各科属的内容；在科的描写中补充了在中国分布的重要种属，使内容更为丰富和完善。
作为高扬新人文主义大旗的著名文化学者
在中国现代生物学筚路蓝缕的百年征程中，胡先骕不仅享有中国现代生物科学教育的领航人、中国生物科学研究的早期开拓者和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等世界性的知名度。同时，他又是一位高扬新人文主义大旗的著名文化学者。
1921年，胡先骕与吴宓（1894—1978）、梅光迪（1890—1945）等人共同发起，创办了综合性人文学术刊物《学衡》杂志。他“主张以古典主义的新人文主义眼光，重新发掘与张扬传统人文精神。他参与的“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对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弘扬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1961年，胡先骕经过几经锤炼撰写成的《水杉歌》科学诗，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1901—1972）元帅的高度评价，被推荐发表在《人民日报》（1962年2月17日第7版）上。该篇“科学内涵丰富，文学意境高远，实为亘古未有”之《水杉歌》科学诗的发表，不仅体现了胡先骕的文学修养与生物学知识的广博，以及非凡的豪爽气概；也彰显了中国科学的发展，一定能够自立强盛的首创精神。
简要回顾100年来中国生命科学教育和研究的发展历程，追述胡先骕等科学大师们筚路蓝缕、殚精竭虑的艰辛创业生涯。
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是：胡先骕从1912在《书感》一诗中抒发出“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的科学救国之志向，到1962年《水杉歌》中传递出“琅函宝笈正问世 东风伫看压西风”的中华民族之精神。
感染并激励着我们的是：胡先骕在毕生的科学教育人生中，始终如一的“科学救国、学以致用；独立创建、不仰外人”之博大胸怀与深厚情怀。
（2024年5月18日 修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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