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学的目的是为了科学与哲学发现，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学应该拥有学生；如果大学的目的是进行宗教训练，我不明白它为什么会成为文学与科学的殿堂。

                                          ——约翰·亨利·纽曼

约翰·亨利·纽曼，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神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与语言学家，他于1879年成为罗马教会红衣主教，一年后逝世。1852年，纽曼在都柏林为新创办的都柏林天主教大学进行宣传时做了一系列的演讲，这些演讲经过修改，再加上他在其它场合进行的关于大学教育的演讲汇编成为这本《大学的理想》。作为19世纪自由教育的伟大倡导者，纽曼的整个论述的起点都建立在他对大学的性质所作出的解释以及他的知识观上。在纽曼看来，大学的真正使命是：“培养良好公民”并随之带来社会的和谐发展，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理智能力。此处的“知识”与我们当今认为的专业知识不同，它指的是具体的科学真理和抽象、科学化了的哲学知识。

纽曼在对大学的功用及其本质的思考过程中也对“教育”做出了意味深长的定义，“教育是一个崇高的字眼；教育就是为获得知识做准备。”受过教育的人对学会谋职具有最好的准备。这个定义对当时盛行的功利主义思想进行了有力的回应。在本书中，纽曼主要围绕着知识、学习、专业技能、宗教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在他的论述中我们得以一窥其思想的脉络所在。

一、知识本身就是目的

在纽曼看来，知识的所有分支都是相互联系的，构成知识的学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在内部进行协调，相互补充、相互平衡并且相互纠正，因此扩大学生所学习的学科范围非常有意义。在这样的氛围下，学生们学会了相互尊重，互相磋商、互相帮助，从而造就了一种纯洁明净的思想氛围。虽然学生本人不可能研习对他们开放的所有学科，但是他可以获益于一种理智习惯，这种习惯不依赖特定的教师，且能知道他选择学科并且及时替他解释所选的学科，他领会知识的框架，领会知识所基于的原理，领会知识各部分所涵盖的范围。在这样的一种“自由教育”的环境下，一种自由、公平、冷静、克制、和智慧的终生思维习惯就得以养成。

知识本身就是目的，这种知识也被称为“自由知识”。所谓自由知识，应该是为了引起人们思索而不受后果支配，不受目的的影响并且不会被任何技艺同化的，一旦这样的知识被限制在了严格的目的上，那么它就失去了本应拥有的功效。这样的知识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内部含有一种科学或者是哲学的萌芽。自由教育所造就的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是天主教徒，而是绅士。成为绅士是件好事：具备有教养的才智又灵敏的鉴赏力，有率直、公正、冷静的大脑，待人接物有高贵、谦恭的风度，这些都是知识天生具有的本质，就是大学的目标。但需要明白的是，这些东西是不能保证个体变得神圣，甚至不能保证个体变得正直，它们同样有可能出现在老于世故，残忍无情的人的身上。然而假以时日，真正的理智与智慧依然会焕发出原有的光彩。

二、知识与学习

纽曼对于大学到底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一直有着非常明确的看法。他认为大学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理智的培育作为其直接的范畴，或者是投身于理智的培育，就好像医院的职责是救死扶伤一般。从单纯的概念上说来，大学所需要考虑的既不是道德熏陶，也不是机械灌输。它所承认的理智运用既不是技艺方面的，也不是职责方面的。它可以撇开学者，也只有当它这样做之后，它才算是完成了使命。它教会人们理智得对一切事情持适当的想法，去积极探索真理、掌握真理。理智的培养为什么如此重要，值得纽曼反复地强调呢？

理智的形成才是真正的心智扩展，它是一种立即就能把许多零零星星的事情作为一个总体来关照的能力，是把握这些事情各自的价值并且决定相互之间依存关系的能力。如果大脑拥有了这种真正的启发，它在看待组成知识的广泛内容的任何部分时，就会先认识到它仅仅是一部分，或由这种认识产生种种联系。这会使得一切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触类旁通，把整体与局部沟通起来，直到这个整体在意识中变成仿佛是一种精神，渗入各组成部分，并且赋予其明确的意义。这种富于启发性的理智以及真正的哲学体系，哪怕只是拥有一部分，对于才智而言，都是生命本身所渴求的最高境界。这样的理智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知识的交流是才智扩展的条件或者手段，那么知识是越多越好吗？当然不是。一直以来存在的现实错误就是对学生灌输的知识太多以至于学生拒绝接受一切，为了一大堆索然无味的课程分散心思而弄得身心俱疲，只有当这些知识是真正的知识时，学生才能够有所成长。因此我们可以说教育与知识的关系是：教育就是为获取知识作准备，教育就是根据所作的准备传授知识，准备越是充分，获取的知识越多，准备得越少，获取的知识也就越少。再进一步，正如身体健康是劳动的前提，正如健康的人能够做不健康的人所不能够做的事情，正如这种健康的特征是力量、活力、敏捷以及优雅的仪态和身体的行为、心灵手巧以及抵御疲劳，同样，在总体上对智力进行培育，这最有助于专业学习和科学研究。

纽曼对于教育方式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自我教育都会比过多地依赖课堂来得可取。当学生离开了他们受教育的地方时，他们只会感觉到已经为这么多的学科耗尽了经历，如今如释重负。他们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掌握这些学科，甚至他们很肤浅而不自知。而要是具有独立精神的人能够在接受初步基础教育之后，去图书馆里随心所欲地广泛涉猎，随手取下书架上被自己看中的书，兴之所至，深入钻研，那样会有更大的益处。

三、知识与实用技能

纽曼对实用性教育的看法是显而易见的，他并不赞成将教育局限于某个狭隘的目标，对心智的培养既包括了自由教育或者是非专业教育，也包括了实用教育。我们应该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看待“实用”一词，它并不仅仅表示什么是好的，而是倾向于好的，或者是一种获取好的东西的手段。自由教育尽管不同于专业教育，却具有真实的实用性。即使“好”是一回事，“实用”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实用的却未必好，好的却一定是实用的。好不仅仅是好，好可以再生出很多好的东西，这就是好的事物的属性之一。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会因为自身而美好、卓越、完善或者是称心，但是会让它的相似之处充盈它周围的一切。好是多产的，它不仅仅有益于判断力，而且也有益于鉴赏力；不仅仅能够吸引我们，也能够感染自身。在纽曼看来，洛克和他的门徒们并不注重对理智进行教育，因为他们有一个理念，那就是如果教育不能教会人们某种暂时的专业，某种从事机械生产的技能或者是某种自然奥秘，那么教育就是无用的。然而，经过训练的理智，其本身是好的，所以能赋予它所从事的每一种工作和职业以威力和光彩，使得我们更有用，并对更多人更有用。

那么这样就会让人怀疑纽曼的观点是不是偏激了，纽曼并不是认为专业知识或者是科学知识不可以作为大学的目的之一。我们应该认识到，大学是一定要教一些特定的学科的，通过知识的分支来达到传授知识的目的。然而这些课程更加应该被视作一种手段，一种为了使学生的理智得以锻炼的途径，而并不是仅仅为了使学生掌握浅层次的专业知识。从这些学科中，学生获得了开阔的思维，可以用哲理与智谋来处理自己的学科研究。正如戴维森先生所认为的那样，知识对个人的实用性随知识对公众的实用性成反比变化。自由教育即使是在使用的范围内也远远高于通常所说的实用主义教育；其次，即使专业教育通常包容了实用的名堂，自由教育还是有它的必要性或者实用性。如果大学课程真的要一个实际的目的，纽曼认为那就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它的艺术就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这个世界，它一方面既不局限于对特定职业的看法，另一方面也不造就英雄，激发天才。

四、知识、宗教与教会

由于纽曼本身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因此在他的眼里，智育不仅仅与积极的社会责任有关，而且和宗教也有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以说是具有宗教思想的，也就是说他具有独立于天主教之外的宗教，有些地方与天主教一致，有些地方则与天主教不同。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这种宗教也曾经维护过或是扰乱过哪里的天主教会。而在那些非天主教国家，这种宗教有时与天主教作对，有时又与他结成同盟。然而无论如何，宗教对于人的理性的培养有着莫大的作用。

人类的理性主要运用于三大领域：上帝、自然与人。有关自然的学科被称为科学，有关人类本身的叫文学。科学助长了天启真理所蒙受的两种损害中的前者，即排外，而文学则助长了其中的后者，即腐化。如果说教会介入科学是有必要的话，那么教会介入作为自由教育内容主要组成成分的文学则更为重要。文学对人的关系就如同科学与自然的关系一样。文学是人的历史。人由躯体和灵魂组成。他会思考，会行动，有欲望，有激情，有慈爱，有动机，他的内心有意为职责而终身奋斗。他有广博的才智，他为社会而造就自己，社会又不断地使他的道德和才智千变万化。所有的一切构成了人的生命，而文学则把这一切表述了出来。人类的文学要么跟以前一样，要么比以前更加糟糕，到底如何，取决于其滥用现有知识和拒绝真理的程度。因此总体上我们会发现，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学都是科学或历史，一方面，充其量是在描写自然的人，另一方面则揭示了人的叛逆性。文学和科学各有不足，教会则能够让它们取长补短。教会会使知识净化；它不压制我们的任何本性，反而培养我们完整的本性。科学是严肃的，有条不紊的，合乎逻辑的。教会可以与科学论辩并进行理性的对抗。文学不会论辩，而是拒绝或者巴结。文学体裁多样，写作手法各异，文学不是使人信服而是说服人，它以自己的魅力吸引人，使人着迷。文学是如此的多变，教会能够采取相应有效的措施对文学的创作过程加以干预，运用职权对其创作题材进行选择和审查，对那些宣扬暴君独裁的书籍加以取缔。纽曼在文学院和哲学院进行演讲时也尤其强调了古典学科的作用。

总体说来，纽曼所提出的“大学要培养的是集智慧、勇敢、宽容、修养与一身的绅士”的观点有其合理性，这些都是人才的基本特征，都是人才之所以成为人才的根本保障。他要求大学教育不仅仅将目光放置于专业知识的实用方面，更进一步的发掘真正的、自由的知识。这一点对当前世界教育的发展也有着极大的价值。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相比较于洪堡而言，纽曼还是没有能够看到大学在科研与教学相互促进的作用，因此他对大学的功用所下的定义还是有失偏颇的。当然由于他本身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因此他在处理政府、教会以及教育之间的关系时夸大了教会的影响，忽视了政府和社会的联系。这些由于时代以及个人身份所造成的思想上的局限性也需要我们进行仔细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