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是中国北京的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院长。

饶毅是中国北京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院长

人民网北京9月19日报道 美国科学促进会出版的《科学》杂志9月3号刊推出题为《中国的科研文化》（China's research culture）的社论。该文邀请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院长施一公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院长饶毅撰写。

文章直指“制定科学政策的人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目前的科研文化的问题”，即“浪费资源、腐蚀心灵、妨碍创新”，并让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减慢。文章认为在经费不断增加、科研界改变意愿越来越强烈的今天，“是时候在中国建立一种健康的科研文化了”。

原文中文译稿如下：

中国的政府科研经费正在以每年增加20%的速率增长，这甚至超过了中国最乐观的科学家的预期。理论上，这可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方面取得真正卓越的进步，与中国经济的成功形成互补。然而，在现实中，科研经费分配中的重大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原因在于体制，另一些在于文化——正在让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减慢。

尽管科学的优劣仍然可能是获得较小型的科研经费——诸如那些来自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的关键，对于来自不同政府部门的经费额度从数千万到数亿元人民币（7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1美元）的巨型工程而言，科学的优劣的相关性就小了很多。对于后者，关键在于每年发布的具体描述科研领域和项目的资助申请指南。它们的表面目的是为了勾勒出“国家需求”，但是这些指南的描述常常是如此狭隘，以至于几乎没人怀疑这些“需求”根本不是国家的；相反，打算把经费授予谁却很明显。这些发放经费部门的官员们任命委员会来决定这些年度指南。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些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常听取这些官员的话而且通常会与后者合作。“专家意见”仅仅反映了很小的一批官员和他们钟爱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这种自上向下的方法遏制了创新，而且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了与官员以及少数有权势的科学家拉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这种方法决定了指南编写的整个过程。 为了在中国获得大的项目经费，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与有权势的官员以及他们钟爱的专家拉关系比做好研究更重要。

大多数中国科学家常常奚落这个有问题的资助体制。然而，一个悖论在于，大多数中国科学家也接受这种体制。一些人认为别无选择，只有接受这些惯例。这种文化甚至渗透在那些刚刚从海外回国的学者的思想中；他们迅速地适应了当地环境并参加助长了这种不健康的文化。中国相当大的一部分科学家把太多的时间用在了拉关系上，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参加研讨会、讨论科学、做研究，或者训练学生（相反，他们把学生当成了他们实验室的劳动力）。这些科学家中的大多数因为太忙而不在他们自己的研究机构露面。其中一些人成了问题的一部分：他们根据关系来评审项目经费申请人，而轻视了科学的优劣。

我们无需在此详细阐述科学研究和科研经费管理的伦理准则，因为中国科研界的大多数影响决策者都在工业化国家受过教育。但是彻底改变这个体制绝非易事。那些受到现有体制偏爱的人抵制有实际意义的改革。一些反对这种不健康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的资助机会而选择保持沉默。另一些希望改革的人采取了“等着瞧”的态度，而不是承担可能失败的风险。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制定科学政策的人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目前的科研文化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心灵、妨碍创新。乘着经费不断增加、人们打破具有破坏性的习惯的意愿越来越强烈的势头，现在是时候在中国建立一种健康的科研文化了。一个简单但是重要的开端可以是根据科学项目的优劣来分配所有新的项目经费，而不考虑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新的文化可以而且也应该成为一种培养而非浪费中国创新潜力的体制的主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