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重证据法”是王国维考证历史的方法：一重来自“纸上”，一重来自“地下”。他最辉煌的成就是从甲骨文发现了殷王的名字，证明了古史还是基本可信的。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王先生的学术方法归纳了三个方面：

 

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皆是也。

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亦儿坚考》等皆是也。

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皆是也。

 

做纵向与横向的比较是很容易的，要紧的是比较的东西应该是独立的。司马迁见过的东西与我们今天从地下发掘出来的东西肯定不同，不同的东西能达成同样的结论，那才是可信而可靠的。

 

前两点确立事实，但未必形成思想。王先生比清代考据家们高明的地方是他还有第三点，用外来观念来归化旧有的材料——犹如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当然，套西洋理论来解说中国历史，有时也像在长袍外套一件西式坎肩儿。可不管怎么说，理论除了材料外还需要理论来催生，所以第三点是必须的。

 

 王先生的方法还可以推广：一重是事实，一重是理论。这当然也是自然科学的两重证据。通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知道“真理”在原来的语境下有没有特别的界定，也不知道“实践”包括哪些东西。所以这句话也许有无穷多种解读，也就有无穷多个“标准”。具体说来，我还是喜欢相对论式的两重标准：一个是事实的，一个是美学的。遗憾的是，在很多人看来，第二个标准“毫无道理”。在很多论文里，我们能看到惨不忍睹的“经验公式”，它们似乎是“很事实”的，其实只是对事实的丑化；那么它们当然不可能是任何自然法则的表象——除非自然也被丑化了。幸运的是，我们现在认识的自然法则都是比较美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