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年的高考刚刚过去，找到了李强同学的这篇大学生活的回忆录，和大家一起缅怀我们早已逝去的青春。

我是1978年考进华中地区湖北中医学院的，那时国家正进行“文革”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我们是全国恢复高校招生考试的第二届（也是应届在校生全体参加的第一届）。因为参考者层次不一，人数众多，竞争十分激烈，我有幸成为当时进入高等学府3%比例中的一员，并直接从中学升入了大学。我大学生活的起点应该就从入学报到这一天算起。

记得是在10月初的一天，我来到湖北中医学院。那时学校位于武汉市武昌区阅马场，隔壁“红楼”享誉海内外，它是辛亥革命起义军打响推翻清王朝和建立共和第一枪的指挥部。与此圣地为邻，实感荣光。进入校门后，便看到许多新生排着队，凭录取通知书办理注册手续，领取校徽、白大褂、碗和进餐券，同时在礼堂集中听取入学介绍。当时全校共有76、77、78三个年级，医疗、中药两个专业，学生约900人。不过很快得知，我所在的医疗系78·3班被安排到了昙华林新校园。

昙华林校园坐落于曾经繁茂的“文化中心”。那里紧挨学校附属医院，即原基督教英国伦敦会所办的仁济医院和意大利圣方济各会所办的圣约瑟医院合并而成的湖北医院。还有武汉14中，其前身为首义后成立的省立一中。后来听说很多名人，包括陈潭秋、严文井、聂华苓等都曾在此学习。

先期进入新校园的只有我们一个班，住在一栋历经百年沧桑的三层砖楼里，它属原基督教美国圣公会1871年创办的文华书院建筑群。1924年华中师范大学前身私立武昌华中大学在此成立。该楼西洋格调，室内空间高、光线暗，木地板因年久失修，走起路来吱吱嘎嘎，整层可听到。我们男生住二三楼，女生宿舍和教室在一楼。食堂位于教室旁，进餐凭餐券，一张券打份饭菜，病号饭为面条。根据国家政策，大学实行“助学金”制度，学校对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有甲、乙、丙三等补助，我因家庭人均收入超标不在其列。

我班当时是全校最大的班，共99人，25名女生，74名男生。其中十余人为老三届（1966~1968年中学毕业生），一半以上为非应届毕业。班上不乏名人子女，像蒋经国和邓小平在莫斯科的同窗、原《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聂绀弩女婿林肇昆，副省长田英之女田兰，江岸区委领导之子文建华，铁道部第四设计院总工程师之子李伟等。王爱林高考350多分（全校最高），张文军是高一在校推荐考生，加上许多含而未露的才子们，说它“藏龙卧虎”，后来看来，似乎也不为过。辅导员蒋业志先生是5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政法大学（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的高材生，曾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工作。

医疗专业开的科目分以下几类：中医基础、临床，西医基础、临床，中医经典和其他科目，如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英语等。按学科性质有考试和考查之分，考试记分数，考查是通过或不通过。一般大家对考试科目重视些，但也有例外。陈爱民在考试的《方剂学》课堂，复习考查的西医《病理学》，因用功过度，栽倒在地就是一例。对我来说更为不幸，考试的《方剂学》居然未获通过。那年班上两人不及格，另一位是王爱林的考查科目《医古文》。主科成绩会影响到副科学习，我原对英语感兴趣，成绩是亮点之一。但副科必须把时间“让”给主科，次年便把我从英语A班安排进B班，与年龄较大或考试分数低的同学为伍。

我班女生比男生刻苦，每次考试前几名多为女生。有些同学下课基本不离开板凳，放学吃完饭马上回到教室的人不少。宣传较多的雷锋“钉子”精神，反映在她们身上最恰当不过；年龄大的比年龄小的同学用功。或许源于社会阅历，他们更珍惜失而复得的学习机会；农村或其他地区学生比武汉学生努力，读书可能是他们变换环境的最好时机。说来也许不信，来自汉川的同学毛新龙可将两个学期学完的《温病学》原文，半小时内从头背到尾，有次用功过度甚至晕倒在食堂。聪明、刻苦用在他们身上一点也不为过。

我在大学学习有个起伏过程。刚进校时童心未泯，玩兴很大，觉得博大精深的中医缺乏激情和创造，枯燥无味，因此得过且过，依赖上课效率，下课很少复习。有时晚上没睡好觉，课堂还会补上。像我这样的同学班上还有一些，大家对付考试有套办法，考前套题，复习重点；考试交流，忘记的内容问问。课余多是打扑克、下棋或看电影、电视。湖北剧场、武昌电影院、人民电影院、黄鹤楼电影院和武昌工人文化宫等频繁留下我们的足迹。当时国家刚开放，香港、西方国家和我国解放前电影比较新奇，像《望乡》、《追捕》、《三笑》、《巴士奇遇结良缘》、《佐罗》、《流浪者》、《车队》、《一江春水向东流》、《加里森敢死队》等，印象很深。那次在湖北剧场买票时，我的钱包还被人一偷而空。我们也去其他学校看电影，有次看完电影深夜回来，校门已锁，大家不得不翻墙而入。因常看电影，我对演员特别崇拜。那年得知北京电影学院招生，我还专门读过简章，1.75米的身高要求让我戛然止步。我对中医学认识上的进步应在临床见习以后。

在学校大家朝夕相处，同学之情随处可见。有次我患感冒，葛声慧端茶倒水，关怀备至；有位同学患精神病，大家昼夜值班，轮流看护，这种事很常见。新的学生宿舍楼建好后，我班男生搬到六七楼，我常和胡少明、熊益群、周大桥等一起出去过早或宵夜，喝豆浆、吃油条、热干面或煎饺，一人请客大家分享。若某人不能去，大家便带一份回来，似乎有点共产主义的味道。

我也和同学闹过矛盾，印象较深的是与78·2班罗君那次因午餐引发的冲突。学校中午12点开饭，那天我们下课较晚，食堂很多人排队。我班先到的一位同学招呼我去前面，我便插了进去。罗表示不满，我俩发生口角，进而动手。罗高个，挺有派头，篮、排球打得不错。女友是同班同学，很漂亮，那时学校谈恋爱的不多，因此他们一对十分抢眼。也许受“延安”（中学校名。当时的学校以政治运动为主，同学间不时打架，我虽然担任班长，打架也不郎当）精神鼓舞，我偏要在“太岁”头上动土。幸好周围同学劝开。有同学背后说我是“好斗的公鸡”，这句话原本出自50年代中苏论战时，苏共领导赫鲁晓夫对中共的指责。听说父亲单位白纯熙叔叔因画了一张“斗鸡图”，被打成“右派”。把它用在我身上，颇为新鲜。想起毛主席的话：“十亿人口，不斗行吗？”“不斗则垮，不斗则修。”我还有些得意。

在我们班上，时事造就了一些红极一时的英雄人物。林俊华湖中救人不留名、陶松江江中救人不畏险均传为佳话，当时报纸登载了他们的照片和事迹，电台也广为宣传，使其名扬江城。学校自然组织我们向英雄学习，林因此成为在校较早加入共产党的学生；同学中也有另类出名者，两位来自沙市的同学在华工盗窃，案发后被公安机关侦破，一个被开除学籍，另一个被勒令退学；还有两位同学因在不同场合的流氓行为，被给予留校察看处分。这些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放松思想警戒，一念之差就可能做出影响一生的傻事。“一失足成千古恨”不值得。

张文军的故事比较特殊。张父是位从事导弹方面研究的专家，母亲从事教育工作，他们一直希望儿子能够进入医学领域，做一名医生。作为在校高一学生，张能以高于一般考生许多的录取线进入到湖北中医学院，应该算是遂了父母的心愿。不过入学后，张由对中医的无兴趣、不适应，发展到对解剖课尸体过敏，几周后索性离开了教室。学校为留住这位能将《简明英汉字典》从头背到尾的高材生，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建议其转到中药专业学习，父母也好言相劝。然而，张不到半年还是自动放弃了学籍，返回中学复读。据说1980年考进武汉大学生物系。研究生毕业后，从省病毒研究所去了美国留学。

临床两个月见习安排在第三学年进行，按居住地分组，我们组被安排到硚口区军工医院。

我们见习的科室包括中医科门诊、病房和中药房。在中医科主要随老师抄方，因病人不太多，压力不大；在中药房抓草药，更感轻松。那段时间我住家里，早出晚归。见习的最大收获是感性认识临床工作，学习自觉性有所增强。我开始主动阅读相关书籍，准备处方。

医科大学最后一年为临床实习，从1982年秋季起，我们便进入了这一阶段，半年在武汉市七医院和附属医院，另外半年到沙市中医院。

离实习结束还剩两个多月时，我们突然接到学校通知，所有医疗系78级同学必须参加中南五省中医学院的《伤寒论》、《温病学》和《内科学》统一考试，分数直接影响毕业分配。父亲得到消息后，专门写信提醒我处理好实习和考试的关系。此时一来考试与分配挂钩刺激，二来实习中激发出的求知热望，促使我开始了认真地准备。回顾高考“一鸣惊人”（高考复习本上写过这句话）带来的动力，我在复习本上写下了“五年不鸣，一鸣惊人”。

复习产生惯性，学得多，发现漏洞多，投入的精力则越多。于是把我带入一种境界，其他东西失去了价值，“唯有读书高”。记得当时连续剧《血疑》、《上海滩》在电视上热播，山口百惠、周润发饰演的主人翁俘获了许多年轻人的心，但我无心恋“看”。倒不是人为控制，而是觉得与书本相比它们“贬值”了。“不满是人类进步的天梯”，此话一点不假。统考复习提高了我的学习效率，对巩固大学所学中医知识起到促进作用。

回校后，全系同学集中于从未开放的小礼堂进行复习和上大课。这座小礼堂属希腊神庙风格建筑，建成于1870年12月25日。它原为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在湖北兴建的礼拜堂，据说辛亥革命军歌即诞生于此。在此地读书让人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和神圣。复习一天天进行，系里不断翻新的试题和仿真考试，检测着大家的复习效果和进度。因统考属竞争性质，不仅决定着我们毕业后的命运，而且也关系到学校在全国中医院校中的地位，因此医疗系78级便成了学校关注的中心。有关部门采取各种措施便利我们，每人一张桌子和椅子。因无空调设施，学校配备最好的排风扇，来改善空气环境。最后全系同学一起在历史悠久的小礼堂完成了包括湖北、湖南、河南、广东和广西五省中医院校的统一考试。

不知何故学校后来并未公布成绩，据说我校获得五省中第二名。根据自己准备时投入的精力和系里模拟考试情况，想必分数不会太低。但因大家都不知道成绩，也就不存在所谓“一鸣”了。不过另一件事倒是让我成了不大不小的一个“名人”，那便是毕业分配。此事当时比较敏感，因为在同学中，除原来就对中医有所认识来攻读者外，大部分学子的动力，一是来自对时间的珍惜，二则是五年后的毕业分配。这毋庸讳言，也容易理解，谁不希望大学结束有个学有所用、用有所长、进一步提高专业技能的岗位呢？当时在留校和附院名额外，据说全系只有30个武汉指标，因此市内一些医院的好专业便成了众目睽睽的目标。

分配时班内成绩前三名有优势，这是硬指标。其他像党员、先进、班干部、党支部和团支部干部，这些属软性指标，作用不小。对我来说，两者均不占优。但一个国内从未正面提倡，却又客观存在的“推荐”体系，对我的分配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知道“推荐”制度在美国的发展远比国内成熟而广泛，作用也大得多。区别在于国内推荐更强调与当事者的“关系”，国外则是对当事人的“了解”；国内录用时看重候选人之“名”，国外则看重候选人之“实”。

得知我即将毕业，父母单位热心的叔叔、阿姨们凭他们对我和父母的了解，向学校院系领导作了推荐。据说在系里讨论分配名单时，有关人士一致同意把我放在武汉市里。市局一名领导则点名将我分配到后来工作单位骨科。有个关于罗君的故事，也许值得一提：罗父在省卫生厅做部门领导，其母在市内某医院任内科主任。论卫生战线根基，他家要深得多。据说分配时，罗也希望进到我所在的骨科，但未如愿。不过后来他还是在我院中西医结合外科工作过一段时间，成为我同病区的同事。通过接触，我觉得此人不错。有时一经了解，误会全都烟消云散。还有一件事，武汉医师进修学院有位同学分到市中医院，在得知我分配的单位后，专门找到我家，欲与我有条件对调，由此可见分配影响之广之深。不过我决心已定，骨科是我发展的专业所在。父母的爱心、叔叔阿姨们的关心、实习中病人的揪心使我产生的同情心、激发出对医学学习的上进心和统考的专心、结果的放心，使我在毕业分配中成为一名获得热门专业的“新星”。

五年的大学生涯结束了，分别前同学们依依不舍，在纪念册上互相赠言，集体则在校园内合影留念。近日偶然翻开那本78·3班小册子，重温大家的面孔，心中百感交集。感谢那些为纪念册诞生做出过许多工作的同学们。

我的赠言用了鲁迅的一句话：“真正的友谊在于离别后的真诚怀念。”这是中学生沙洋搞“教育改革”时，有位民兵连长来信中送给我的（1976年，我就读的中学曾在湖北省沙洋军垦农场学军学农两个月，当时有位民兵连长与我关系很好，因为抽了他递给我的一支香烟，使我的入团化为了泡影），我一直记在了心上。

http：//doc.qkzz.net/article/20b700e3-d8f2-48f5-b248-4b037a86579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