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在张之洞推行“湖北新政”（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之后，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从而有了与“大上海”一样美誉的“大武汉”应运而生（见博文“大武汉”），给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带来了几线希望。

那时候，在大别山麓的一个偏远山乡，有一个颇有志向的农民也沐浴到“实业兴国”的春风雨露，动起了到武汉置业的念头。他是我的曾祖父，据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创办了一份不大不小的家业。可以想象，在那样的穷乡僻壤，去武汉置业该是多么轰动的一件事情，但是他敢想也敢干了，尽管后来血本无归地回来。

至今为止，我也不知道曾祖父去了武汉还是没有，但这件事情他是做了。因为小时候就听说，三姑妈是在武汉出生的，那是1921年。还有就是父亲在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后，表达过我们一家四代人追逐武汉终于成功的欣慰，但当时我就是一听而过，并没有当一回事。

父亲说过祖父的故事，那时候曾祖父让他到武汉开织袜子的工厂，但是时间不长就倒闭了，最后变卖机器回家。去了多长时间？什么原因倒闭？曾祖父去过没有？我都印象不深，或者他并没有讲，我也无心问。好像祖父后来之后，就一直在家乡当私塾老师到解放，再就是戴着“富农”帽子一直到死。

父亲自己的“武汉梦”，我倒是听说了一些。抗战时（1938年），他和二叔几千里步行，辗转两年到达“大后方”重庆求学，仅仅几个铜板上路。他只上过私塾，因此在路途上补习功课（也当过勤务兵、苦力、绑人押送货物等等，也有每天步行120公里的记录），到重庆后不久就直接考入国立九中（高中），1945年毕业返乡，第二年报考武汉大学落选，第三年再次报考的时候患猩红热高烧不退，还是同学捐款买盘尼西林帮他度过难关，但错失了考试机会。他的“武汉梦”还是1952年实现过，那时候在县一中教书时到武汉教师进修学院学习过一年，再就是发表小说、散文时与《长江文艺》、《湖北日报》编辑的书信来往。

因此，当我正式在武汉工作后，他说出了经过四代人努力终于实现的“武汉梦”。虽然我当时不以为然，但今天想来却异常沉重。对于我们这些小人物而言，只有这样的梦想才是最真实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