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酬定律》的作者吴思认为，秦朝以后的历朝历代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官家社会。这是对秦朝以后中国社会的一种新的定义，而此前已经有学者将这段历史定义为专制社会或者集权社会。官家社会的定义与专制社会和集权社会的定义相比，突出的就是这种专制和集权并不是在皇帝一个人手中，而是在一个官僚集团的手中。

“官家主义”概念由来

   2014年7月21日下午，吴思在香港会展中心演讲了主题为“官家主义：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的讲座，介绍了官家主义的由来：

   今天我想介绍一个我杜撰的概念：官家主义。我们从秦汉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是官家主义社会。“官家”在古汉语里有一个非常确切的说话，翻开词典就能看到，它首先说的是皇帝，诸位要是读《水浒》，赵官家说的是谁呢？就是徽宗皇帝，“官家”第二个意思是衙门，它也是对官员个人的尊称。

　　定位为“官家主义”的前提是：谁在订立规则，谁主持订立规则，谁立法定规，谁当家作主。在中国历史上当家作主首先是皇帝，他立的叫王法；其次是衙门，可以立出部门法规，地方法规；再次是官员个人，官员个人凭着他代理的权力，他就建立一套潜规则体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当家作主的群体。他们互相之间可能争夺地盘，但是不管争来争去，这个当家作主的群体始终是官家主义，是官家集团。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就能画出一个棋盘来，上面是官，下面是民，民就是士农工商。这就是中国历史的棋盘，中间是楚河汉界，上边官家集团，下面是民集团，这一盘棋下了几千年，相互博弈。

　　官家主义是我杜撰的词，有一些竞争性的概念，长期以来，已经有许多存在的概念在讨论我们中国是个什么社会，最熟悉的这个概念，大陆的教科书说秦汉以来，我们是一个封建主义社会。还有竞争性的说法。封建主义是个什么概念？按照中国历史的说法，中国是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他已经把封建主义给灭了，如果要画一个棋盘的话，这个封建主义，上面是一个大王，下面是一堆小王、贵族，每一个小王下面又有士农工商。

　　用我们大家熟悉的经济组织来比喻。封建主义相当于是一个商会，下边很多小老板，上面一个大老板，各有各的公司，这就是封建主义。而官家主义像是一个上市公司，皇帝是董事长。有总经理，下边有各个部门、各个分公司，现代人都不会把上市公司与商会混淆，所以我们也不能把官家主义跟封建主义混淆。既然秦始皇把封建主义废了，他建立起来的郡县制的中国叫什么？我们如果再叫封建主义，肯定是不妥当的，那叫什么呢？还有一个竞争性的概念，就是专制主义。我觉得这个词仍然不好，因为它说专制主义，却没说谁专制，如果是封建贵族的专制，那你就叫封建主义好了，如果是党在专制，那你叫社会主义就好了，如果是资本在专制，你就叫资本主义。专制主义没有讲明白谁专制，所以我觉得这个词仍然不如官家主义好。

　　有一个德国的历史学家魏特夫，他又加了俩字，他说中国社会是“东方专制主义”。这个概念我觉得仍然不好，因为东方是谁？东方不是一个人，是个方位，在这个方位之中还有好多国家，中国是一个国家，它是由官家当家作主，日本也是东方国家，它那个社会像一个商会，上面一个天皇，还有将军，各有各的地盘。一个是官家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所以我觉得东方专制主义的说法也不好。

　　前几年，李慎之先生又造出一个词叫“皇权专制主义”。我觉得这个概念比刚才那几个都好，但是还有一个缺陷，就是皇权的确是在专制，就相当于官家主义的皇帝在专制，但是经常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时候，中南海之外，谁在专制？如果是土政策，那我们就可以说，官家的第二个部分衙门在专制。

　　除了皇帝和衙门在专制外，官员个人不是也能专制吗？在建立潜规则。这一个皇权专制主义，就忽略了后边这两项，就是土政策、地方法规、部门法规，还有官员个人的影响力，所以我认为这皇权专制主义虽好，但是它还是不如官家主义准确，这就是目前已有的不同概念。

官家社会的特征

   由“官家主义”统治的社会称之为“官家社会”。事实上，官家社会的特征在秦朝还没有充分体现，秦朝就灭亡了。所以，事实上从汉朝以后，官家社会的特征才逐渐清晰。

   首先，高度中央集权。秦朝开始废除了封建制度，实行了郡县制，全国统一号令，权力收归中央。

   其次，高度的专制。秦朝开始，皇帝具有主宰一切的权力，即便秦朝是一个法治国家，秦朝皇帝的权力还在法律之上。在周朝，周王自称寡人和孤，诸侯同样自称寡人和孤，周王尊称诸侯为伯父和伯舅。从秦朝开始，皇帝自称朕，其他人一律不能这么自称，皇帝不会尊称任何人，任何人都要称皇帝为圣上和万岁。

   周朝，史官的记载至高无上，周王也不能改变。秦朝以后，皇帝的话至高无上，史官就是拍马屁的角色。

   第三，高度的统一。秦朝开始，书同文行同轨，天下所有的东西都要统一标准，这被我们纪录为秦始皇的功劳。思想上同样必须高度统一，所以有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第四，高度的腐败。因为权力集中在中央，可是权力也是必须由人来掌握的，所以权力实际上也就高度集中于某个人或者某个集团。秦朝，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本人。到了汉朝，权力已经无法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于是就形成了官家集团，权力高度集中于官僚阶层。

   权力的集中必然导致腐败，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家集团的腐败也就日渐严重，直到腐败透顶，人民无法忍受而发动起义。  

官家社会的优缺点

　　官家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好处和缺点？最大的好处是打仗少了。我看李陵考证有独立王国的那个时代有400万常备军，当时中国人口（汉朝统计）是6000万，战国时肯定没有6000万，就算有6000万，3000万男人中一半老人和孩子不上阵，1500万男子中400万而战争而活，也就是说30%成年男子的劳动力是用于打仗的，如此想想社会的暴力浓度有多高？看公元前221年以前往前数的一百多年几乎年年都打仗，很少有间断，暴力程度很高，而且动不动斩首8万、6万，最狠的是40万，赵国成年男子就没了一半，这是封建主义的缺点。官家主义后，天下太平了，不许谁拥兵自重，独立王国给削了，那时常备军有多少？清末常备军有80万，清末将近4亿人口，4亿人口一半是女人，男女各2亿，2亿男人中老人和孩子不上战场，一亿成年男子才80万常备军，0.8%。一个暴力浓度是30%，一个暴力浓度是0.8%，这就是官家主义的好处。中华文明足以自立于世界之林，而且一度领先世界靠的就是这个维持和平环境的能力，我们建立的帝国体系、官僚制度是我们的优势。这是官家主义的优势。
　　不过有一个大缺点，即官家主义不长寿。中国的官家主义从秦汉以来到清朝，如果单算大一统的王朝，平均寿命是171年。如果加上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零碎的小国，平均寿命是67年。这是官家主义的问题，到时候就死。死因是什么？40%死于官变，比如曹操篡汉、王莽篡汉，赵匡胤兵变。还有40%死于民变，比如朱元璋、刘邦都是造反的，陈胜、吴广起来了。20%属于外敌入侵。这些都混合了，很难说哪次大变只有民变没有官变，或者只有官变没有民变，或者与外敌入侵毫无关系，外边边疆始终太平，但有一个主导力量。李自成把明朝推翻了，只能说明朝亡于民变。后来李自成把外敌引进来，只能说李自成亡于外敌入侵。资本官家主义的问题，还是难免王朝循环，而且这些入侵、官变、民变的威胁始终存在，这是问题，不稳定。
  我们走到今天，进入了资本官家主义社会，现在这个社会比起过去来，是更稳定更长寿了，还是更不稳定？辛亥革命之后推翻了皇帝，以前有皇权非常清晰的传承制度，还会出很多问题，现在没有皇帝了，最高权力怎么传承？我们看到中国的实践，毛泽东通过指定接班人的制度，把最高权力第一个传给了刘少奇，刘少奇被他打倒了，然后又传给了林彪，林彪又被毛给逼跑了，然后又传给了华国锋，华国锋被邓小平给弄掉了，可见这个接班人传承，这个规则比世袭制度要明显的稳定性要差。

　　到了邓时代，我们又看到最高权力传承，还是接班人制度。邓先制定了胡，胡后来下台了，又指定了赵，赵又分裂了，然后又指定了江，后来又来个南巡，觉得对江不够满意，有人说不换思想再换人，然后江就换了思想没换人。所以这个接班人制度还是不稳定。邓时代，除了指定一个接班人之外，又指定了一个胡锦涛，隔代指定。于是江就不能指定了，那新的班子是根据什么规则登大位，得大宝，能说清楚吗？表达起来很困难，如果我们要找近似的模式的话，它有点像是天主教的红衣主教团推举教皇，老教皇去世了，把红衣主教招到梵蒂冈来，关在大厅里，外边门一锁，推举一个教皇出来，推举出来了就点火冒烟，外边的教徒们一看，新教皇诞生了。

　　这种制度也是延续了千年的制度，好像也可以稳定下来，但是在中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制度吗？它有几个跟教皇推举制度不同的。第一个不同是老教皇没死，老老教皇也在，他们那一票也顶一票吗？还是顶两票、顶三票，说不清楚。再一个问题是，谁是红衣主教团，七个人、九个人、二十五个人还是二百人，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就是发生各种争议的由来，就可能出问题，这两个问题说不清了，还有一个更大的不清楚，就是红衣主教推举教皇这是所有的天主教世界都认同的这么一个规则。那我们的正式规则大家都认的是什么？写在《宪法》上，写在《党章》上，那个说是每个党员都可以投一票，选出自己的代表，每个代表都可以投一票，选出中央委员会，每一个委员都可以投一票，选出政治局。人人都有一票，你弄一个红衣主教团来，不管是二十五人还是二百人，倒过来说，就是你把二百人之外的人的合法权利都给剥夺掉了，如果人家认帐倒也罢了，人家不认，跟你叫板，说你凭什么，你违宪，你违法，怎么解答？这是第一个不稳定。

　　再说到官家集团的第二个组织衙门往下传承会出什么问题？在历史上经常出问题。比如说毛泽东当年就有说条条块块专政，块块就是一个个地区，针扎不进，水泼不进，就会闹出独立王国。有些条条，比如说军队，它甚至有可能推翻皇帝，赵匡胤就是御林军，皇家的保卫部队。那中国现在，历史上的条条块块都在，还增加了几个新的部门，这几个部门，比如说人大，在法律上它是最高权利机关，但是经常被人家嘲笑为橡皮图章，如果一个正常的人，他不愿意当橡皮图章，他就要当这个《宪法》赋予他的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会出什么事，它合法的扩张自己的权利，如果一旦成功，这个官家主义体制就崩溃了，就变成了民主主义。

　　还有最高法院，不管是三中全会文件，还是党的各种文件，反复都在强调，包括《宪法》都在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如果真的在《宪法》和法律内活动就变成了一个法治国家，官家主义又结束。这些新的部门去追求自己的正当权利一旦成功，反而会威胁官家主义的稳定，这是从第二个层面来说，官家主义不是更稳定，而是变的更不稳定。

　　第三，过去我们的官员是儒家教育出来的，满脑袋三纲五常，比如像曾国藩那样的官员，明明有实力推翻清朝，但是他就坚持忠君，就是不做贰臣，像这样的官员是可以维护官家主义的稳定。现在的官员脑袋里装的是什么呢？还是忠君吗？还是三纲五常？当然都不是。比如去年推出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十四个字里包含了自由、民主，如果他们追求这样的核心价值观，真的往民主和自由的方向走，那官家主义又解体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台湾见到了，像蒋经国那样的人，他已经不缺钱不缺权不缺势，他如果要争取一个历史上青史留名的地位，争取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同时也追求国民党长久执政，党的利益最大化，他的最佳选择是什么？开放党禁，于是他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流的伟人，国民党里也可以长久的存在下去，有这样观念的个人，他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导致的却是官家主义解体。

　　我们看到这三个因素，都破坏了、削弱了官家主义，过去是167年，或者是61年，现在这么长的时间，仅仅从官家集团内部来说，就变的很困难。再说民，即士农工商，现在中国的士农工商，士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说是当代中国社会不满度最高的一个群体，因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基础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可是这个自由我们知道大打折扣了，我觉得知识分子政策再怎么调整，也难以解决这个不满，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矛盾，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看到党的解决办法还是相当高明的。比如说用评职称，课题费，使一大批知识分子跟着走，但是尽管如此，在私下里喝酒的时候，可能就另一种说法。他们的不稳定反过来也能影响官员的不稳定，影响官家主义体系的不稳定。　　

　　在当代中国，农民可能是受益最多的一个群体。2009年的时候我到农村去调查，听见农民对中央政策的说法，全都是一片感恩戴德，说政府好、政策好，过去种田交皇粮，现在不仅不交钱，还给补贴。2009年的淮河流域一亩地补贴大概五十到七十块钱，取消了农业税还给种粮补贴，还有新农村合作医疗，社保体系向农村扩张，所以农民觉得这个政府好。1999年取消农业税之前，我到农村调查，那会儿农民怨声载道，名义上交的税只是5%，实际上从农民征的税是20%到25%，一个村民小组长带着我到农民家里家访。我就听到在那骂政府，我说你们听起来要反似的，他说打不过，打得过早反了。这是1999年，那时如果有人上井冈山，农民就会放哨送粮，2009年如果有人上井冈山，农民就绑他们去见官了。

　　工人主体是2.6亿农民工，其中第一代农民工对政府高度满意，因为他们自由了，随处可到各种地方去打工。第二代农民工满意度就没那么高，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以前的限制，他们生来就比较自由，可以随处打工，但是他们很难回村去种地，有家回不去，但是要在城里买房子住下，钱又不够。他们未来前景一片模糊，不知道出路在哪儿，但每年工资都在往上涨，所以就报着希望往前走，走一天是一天，过一天是一天。如果经济不出大问题，工人是稳定的，如果出了大问题，经济增速下行，大规模的失业，这就是颗定时炸弹，就是遍地火药。

　　商主要就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现在占的天下，在GDP的份额，在税收的份额，都大约有三分之二，已经是中国的经济的主导者，领导力量。他们对政府，对改革开放高度满意，因为他们获得了最大的利益，但是他们对官员的吃相越来越不满，官员的吃相越来越难看，敲诈勒索越来越多，于是就觉得不安全，不安全他们又不敢整体地反抗，于是就用脚投票的方式来反抗，大规模的移民，尤其是重庆打黑之后，移民大幅度增加了，于是党针对他们采取的措施就是一方面承诺经济改革，更大的市场，更大的领域向民营开放，同时承诺司法独立，加强法制建设，让他们感到安全。

　　民作为一个整体，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钱越来越多，日子过的越来越好，于是钱多钱少就不重要，是不是活的有尊严，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公平变得更加重要。随着经济发展带来一个长期普遍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公民权利的觉醒和对公民权利的追求分量越来越重。官民关系就得发生重大的调整，仅仅靠经济发展不行了，民会提出更多的诉求，这也会影响官家主义体系的稳定。

官家社会的转型

　　那未来会怎么走呢？这个问题会怎么解决？跟中国最近的官家主义，我们看到一个是台湾，一个是苏联，它们是怎么走的？苏联和台湾按照当代政治学来说，它是两种体制。台湾社会是威权社会，苏联是集权主义。集权就是一元化，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都是一元化领导，威权就比较多元。我们看到的台湾，在威权社会逐渐的发展，市场经济逐渐的水平提高，各种多元化程度逐渐提高之后，它发生了一个转型，相当顺利，走的很好。如果中国按照这三中全会的要求往前走，过了七年，法制水平提高了一点，市场经济的水平提高一点，国家机器收拾的更干净一点，那中国社会就能达到台湾转型之前的水平的七八成，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从威权社会转向民主法制社会的比较光明的前景，如果这个过程出了问题，转的不顺利，失控了，像苏联那样转型就可能跌跌撞撞。

　　去年我到俄罗斯请教俄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说你们俄国是什么社会，是民主社会吗？俄国的那些学者给自己的定义是，我们是温和的威权主义社会，或者是有选举的威权社会，或者是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反正都没一个好词，都是走向民主法制，走的不顺，走过去摔个跟头倒退一步，如果中国未来失控了，没有出现官方主导的转型，那么可能就出现苏联出现的那种情况。这是我对中国资本官家主义转型的两种前景的猜测。
　　看亨廷顿写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他有一个说法：发现所有转型国家两大类——一类转型来自封建王国，像西周那样的社会或者向日本那样的社会、英国那样的社会，很多贵族架着一个王，贵族有自己的地盘和权力，转型比较顺畅；还有一种转型比较困难，即官僚帝国，也就是我所谓的官家主义。封建王国转型容易，官僚帝国转型困难。我们找实例会发确实如此，英国不用说；德国是封建王国，虽然折腾了好几次，转得也行；日本折腾了一次，转完了也行。官僚帝国特别能折腾，还转不好，比如法国自1789年开始转，一直到二战才消停，中间几次复辟几次折腾；西班牙是官僚帝国，早早开转，到1975年佛朗哥去世，新国王胡安·卡洛斯转型，到一九八几年才成功；俄罗斯也是一波三折，直到现在还没成功。我们是最成熟的官僚帝国，现在还充满着自信。这有什么道理吗？为什么？亨廷顿没说为什么，我替他找了找原因：一个重大原因就是唐太宗看士子考试与鱼贯而入时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我愿意升谁的官就升谁的官，我愿意撤他的职就撤他的职，精英都在我这儿。现在说制度自信、理论自信能否自信得起来我不敢说，但有一点是可以自信的：人才自信。公务员千里挑一，那都是精英，能考上的人，至少读书和写文章都是高手，那就是精英。一大堆精英集中在上层，相应的把下边掏空了不少。上层最善于学习和交流的一批高智商的人就是感觉不一样，就有本事让中国连续30年每年GDP增长10%，这个牛劲别的地谁比得了？所以这个自信是有道理的，就是因为官僚帝国把人才拢到中央，反过来把下面的精英抽空了不少。封建王国不行，封建王国每个贵族都是世袭的，世袭的治理水平应该是社会的平均水平。而治理官僚帝国的官员智商在平均水平之上，而官僚帝国还有强大的各自独立王国的实力，可以对抗王的参与，于是形成了一种权力制衡，所以转到民主宪政比较不容易。宪政局面、权力制衡，封建王国有底子，贵族所享受的权利、自由很容易往资本家身上扩张，再往工人扩张，民主就实现了。而官僚帝国都看上层脸色行事，既没有独立性，也没有权力制衡，一个一个还特别聪明，智商还特别高，所以官僚帝国转型困难是有道理的。

　　中国现在的官家集团有没有瓦解的前景？我觉得中国的官家集团，一方面强大了。另一方面又极度的脆弱。“官家”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史记》里，“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官天下传位于贤，家天下传位于子。”三皇官天下，传位于贤，很不稳定，万一不贤了又怎么办，五帝传位于子，这是稳定的，可以使利益最大化，最后都落实下来了。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制度，既不是皇帝制度，又不是民主制度，没有根，谁都只是代理人。没有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利益和责任的承担者，对民族不利，对国家也不利，对制度也不利，因为人人都是短期行为，人人都是代理人，这个制度对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取消统治者的短期行为，制约下面的代理人，也不利。所以我觉得官家主义发展到现在，是一个基础非常不稳的制度。反过来，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诱惑，我是最高层，如果不是传位于子，那么无论传位于谁对我来说都不要紧，传位于民选的人也不要紧，反正我要下台了，如果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官当到这个份上，我也不缺钱了，没有听说总统下来饿着的，我最后最缺的青史留名，我转给另外一个人，蒋经国有先例，开放党禁，我该下台了，剩下的烂摊子留给你去收拾，我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已经稳稳当当了，我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个人作为代理人，所受到的利益诱惑如此之大，而所承担的责任又如此之小，这么明显的成本收益的计算，我觉得这种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中国人的换届一般是十年，十年下台的时候有一次机会，新的一任刚上任的时候有一次机会，等他又要下台又有一次机会，再上台又有一次机会，十年前后两段四次发生大规模的重大利害计算的机会，十年大概四次，平均两半一次机会。二十年下来有八次机会。这八次机会当中会不会有人像蒋经国那样算一次呢。这么不稳定的状态八次当中发生一次的可能性很大。所以说怎么走出来，欧洲的路子我们没走出来，像中国这样的路子我们有可能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