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宋代“伤寒补亡”，我们能够进一步理解伤寒学与温病学的源流关系。
一、“伤寒补亡”的形成原因
“伤寒补亡”是宋代医家研究伤寒学的重要特征，形成这种格局的主要原因是：
1．临床医学的挑战 张仲景的《伤寒论》创造了理法方药的辨治体系，后世医家推崇备至，但临床应用种生搬硬套做法首先受到挑战。晋代葛洪[1]认为，“伤寒有数种”，不应“令一药尽治之”，“若初觉头痛、内热、脉洪起，一二日，便作葱豉汤，……顿服取汗，不汗复更作，加葛根二两、升麻三两”，已从辛凉角度尝试外感热病的初期治疗，突破了单纯的辛温解表。隋代巢元方[2]治疗伤寒病主张因地制宜，“岭南伤寒，但节气多温，冷药小寒于岭北。时用热药，亦减其锱铢，三分去二”。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仅就伤寒初起就搜集了当时流传的发汗散11方，发汗汤19方、发汗丸2方。当时的临床推崇《伤寒论》，更注重伤寒病，努力总结实践经验，为宋代“伤寒补亡”奠定了基础。
2．天行、时气学说的冲击 自从王叔和首次提出“时气”学说以后，晋唐时期的外感病概念一度十分混乱。葛洪主张“伤寒、时气、温疫，三名同一种耳，而原本小异。”《小品方》则针锋相对，“论疗者不别伤寒与天行温疫为异气耳。……考之众经，其实殊矣。所宜不同，方说宜辩”[3]。《诸病源候论》将其细分为伤寒、时气、热病、温病、疫疠五大种，叙述证候、治则却界限不清。《备急千金要方》则合而为一，胲于伤寒之内。《外台秘要》按伤寒、温病、天行三类搜集历代证治方药，虽分类较合理，仍辨析不清。这为宋代“寓温于寒、寒中拓温”的研究思路提供了前提。
3．哲学思想的影响 理学成为宋代的官方哲学，其内部充满了格物合穷理、复古与创新的尖锐矛盾。一方面，“法不离《伤寒》，方必宗仲景”代表着尊古崇圣风气；另一方面，“古方今病不相能”标志着变革创新的思潮。《伤寒补亡》就是两者尖锐矛盾的复合物。他们不敢妄言仲景之书尚有未备，又不能不在临床医疗的挑战中总结新的经验，只好提出“仲景之书，残缺久已”，“今采《外台》、《千金》、《圣惠》、《金匮玉函》补而完之”。朱肱[4]说：“仲景药方缺者甚多，至于阴毒伤寒、时行温疫、温度、发斑之类，全无方书”；郭雍[5]宣称：“仲景《金匮玉函》之书，千百不存一二，安知时行疫疾不亡逸于其间乎？”
二、“伤寒补亡”的主要内容
“伤寒补亡”时宋代医家根据医疗实践，汇集前人经验，自发展开的一场对《伤寒论》中涉及或未涉及的外感疾病的因、机、证、治等方面的增补、扩充、区分和辨析的著述活动。其主要内容有：
1．增补伤寒证治 一是就《伤寒论》中未提到病名又未涉及方药者扩充之。如《伤寒总病论》增补妊娠伤寒、小儿伤寒、天行温病等18类95方；《类证活人书》进而增补妇人伤寒、产后伤寒、小儿疱疹、以及痰证、虚烦、脚气等类伤寒之证，并对庞氏增加者补入方药；《伤寒补亡论》除增入诸血证外，又将四种类伤寒扩充为14种，增加了瘴毒、雾气、毒虫、射工、水毒、酒病、痈疽、豌豆疱疮等论治。二是增补《伤寒论》中有证无方者，如庞安时补入时行温疫、温毒、湿证、风温、温疟、湿温等各证共27方；朱肱又补热病、中暑、温病、温疫、温疟、风温、中湿、风湿、湿温、痉病、温毒、两感伤寒等各证共66方。三是增补《伤寒论》中方证不全者，如庞安时对可发汗证、不可发汗证、可下汗证、发汗吐下后杂证、伤寒劳复证阴阳易证等增方61首；朱肱对阳明、太阳、伤风、少阳、阴阳易、伤寒轻证、结胸、痞、呕、霍乱、哕、胁热利、湿毒利等证增方52首。总之，宋代医家以仲景学说为主体，搜集各家述论，建立了“以伤寒统外感”的证治体系。
2．强调活用经方 韩诋和[6]指出：“古今治伤寒，无出入仲景方。仲景尚随证加减药味，量病而投之。……今人医者，见古方中加减，竟即依方用之；若方中无加减，不能更张毫厘，所谓胶柱也。况《素问》有“异法方宜论” ，岂是持一端而治病也？假令杂病方可用伤寒病者，亦可投之，岂须待《伤寒论》中有法也？”至于具体运用，庞安时首先提出运用麻黄、桂枝等方应随节气、地域不同而加寒药；还对暑病表征依加减经方的原则自制代桂枝并葛根证、代麻黄证、代青龙汤等寒温并举，表里同治的方剂。朱肱除将庞氏桂麻加寒药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外，对理中丸等方剂也提出加减运用原则。郭雍[5]指出：“仲景伤寒所以不分妇人，……学者皆可随痛于男子药症中以意选用也。”许叔微的《伤寒百证歌》更提倡用小柴胡汤、白虎加桂汤治疗温疟、黄芪防已汤治疗风湿等等。
3．注重寒温辨析 关于发病，庞安时认为风温、温毒、温疟、湿温四种温病乃伤寒复感异气而发；天行温病乃四时自感乖候之气，春有青筋牵，夏有赤脉镄，秋有白气霾，冬有黑骨温，四季有黄肉随。郭雍[5]提出温病有三：“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冬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均与感寒而即发之伤寒不同。关于传变伤寒循三阳三阴而传，温病传变不依次第。关于病情，郭雍认为，病伤寒而成温者，其热在里，病情较重；春时自感之温，其病在表，病情较轻；温情而成疫者，客之者皆病。关于治疗，庞氏认为发散寒气当用辛甘，正治内热宜以酸苦，其天行温病所列八方，重在清热解毒和泻下养阴。钱闻礼的《伤寒百问歌》治疗闻病初起用升麻汤、解肌汤和小柴胡汤。郭氏认为：“春温之病，古无专设之法”，新感之温注重解肌，温疫则加用疫药。
三、“伤寒补亡”的后世影响
“伤寒补亡”上午初衷是建立一个以伤寒统外感的证治体系，后来终于又要突破这个体系。从庞安时根据《伤寒例》总结出四种温病和天行瘟病，到郭雍阐述“温病有三”，迈出了寒温分化最关键的一步。事实上，“温病有三”直接联系着明清温病学的三大流派。
1．“温气成疫”与温疫学派 温病的概念最早见于《内经》，一种冬伤于寒，至春乃发的温病，散见于《热论》等九篇中；一种指反常之温热气候所致的疫疠，四时皆可流行，症状表现复杂，在《六元纪大论》和《本病论》两篇论述颇多。到《伤寒例》，温病的疫疠含义则归于“时行”，沿用了五百多年，直到庞安时倡天行温病之说，郭雍恢复“温气成疫”后，疫疠才重新回到温病的范畴，其后才有吴又可所说的“近世称疫者众”，“温疫多于伤寒百倍”等说法。可见温疫学派的诞生与把疫疠归属为温病范畴有很大的关系，故尔吴又可[7]宣称：“热病，即温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门合户，又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
2．“自感之温”与“温热学派” “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语出《内经》的六气病机就是最直接的反证。郭雍提出“自感之温”是温热学派的先导，后经汪石山的发挥和叶天士的阐述，从温热病邪到新感温病，从卫气营血到三焦辨证，温热学派自成体系。温热学派的诞生，才真正使温病学独立起来，羽翼伤寒学同外感病学说的两大支柱。
3．“伏寒化温”与“伏气学派” “伏寒化温”的学说一度是温病的正宗理论，它到清代却首先受到温疫学派的批判和新感学说的冲击。在新旧观念的论争和震荡中，伏寒化温学说不得不随着新的挑战而改变其存在形式。以柳宝诒为首的伏气温病学派把伏寒之说发展为六淫、疫疠皆可伏邪，并从伏邪的部位、病机、证候、治疗进行全面论证，它虽说不如温热学说那样受宠，但终于自成一派，流传千古。
参考文献
1 葛洪：葛洪肘后备急方，第36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2 南京中医学院，诸病源候论校释，第357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
3 转引自王焘：外台秘要，第1卷，第59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
4 朱肱：类证活人书，第137页，商务印书馆，1957
5 郭雍：仲景伤寒补亡论，第159页、149页、143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6 韩诋和：伤寒微旨论，第27页，新昌庄肇麟木生氏校刊本
7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温疫论评注，第255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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