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医学与生物学中，“激素”（hormone）是一个基础性概念。它指代由特定细胞分泌、经血液循环运输、作用于远距离靶器官的化学信使，是内分泌系统的核心语言。然而，这一概念并非自古有之，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诞生的时刻、内涵的扩展与持续的嬗变。激素概念史，是一部关于“化学调控”如何被人类理解的历史。
38.1 前概念期：无管腺体的“功能之谜”
在19世纪中叶之前，人类对内分泌现象的认识，停留在零散的症状观察与猜测层面。
古埃及与古希腊的医学文献中，已经记载了甲状腺肿大、糖尿病和阉割后的变化。希波克拉底将糖尿病命名为“diabetes”（意为“虹吸管”），描述其多尿症状，但对病因毫无所知。亚里士多德观察到阉割后动物行为与体态的改变，猜测可能与某种“物质”的缺失有关。这些观察停留在现象层面，没有形成任何关于“化学调控”的概念。
文艺复兴以降，解剖学蓬勃发展。维萨里在《人体构造》中描述了甲状腺、肾上腺的形态，但称之为“肾上囊”，猜测其功能可能是“吸收脑脊液”或“肾脏的附属”。托马斯·惠顿在1664年首次详细描述肾上腺，同样无法解释其功能。这些无导管的腺体，与肝脏、胰腺等具有明显导管的腺体形成对照，成为一个持久的谜题。
18世纪至19世纪初，对这些“无管腺体”的功能，存在各种猜测。有人认为它们是“退化器官”，有人认为它们是“残余结构”，还有人猜测它们向血液中释放某种物质，但缺乏实验证据。这个时期，可以称为激素概念的“前概念期”——现象被观察到，器官被描述，但“化学信使”的观念尚未成形。
38.2 概念诞生：斯塔林与“激素”的命名（1902-1905）
激素概念的真正诞生，发生在20世纪初的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1902年，生理学家欧内斯特·斯塔林与威廉·贝利斯正在进行一项关于消化生理的研究。他们发现，当盐酸进入小肠时，会刺激胰腺分泌胰液。传统观点认为，这是通过神经反射实现的。但斯塔林与贝利斯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实验：他们切断了连接小肠与胰腺的所有神经，发现盐酸仍然能刺激胰腺分泌。接着，他们将盐酸处理过的小肠黏膜提取物注射入静脉，同样引发了胰腺分泌。
这个实验证明，存在一种化学物质，由小肠黏膜在盐酸刺激下释放入血，经血液循环作用于胰腺，刺激其分泌。斯塔林与贝利斯称这种物质为“促胰液素”（secretin），并首次提出“化学信使”的概念。
1905年，斯塔林在一次学术演讲中，正式提出了“激素”（hormone）一词。它源于希腊语“ὁρμῶν”（hormôn），意为“我激发”或“我启动”。斯塔林用这个词来描述那些由特定器官分泌、经血液运输、作用于远距离靶器官的化学物质。他明确区分了“内分泌”（将分泌物直接释放入血）与“外分泌”（通过导管释放到体表或消化道），并将内分泌腺定义为分泌激素的腺体。
这一命名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激素”概念的提出，统一了此前零散的观察：甲状腺、肾上腺、垂体、胰岛、性腺等无管腺体，都被纳入“内分泌腺”的范畴；它们分泌的物质，都被称为“激素”。内分泌系统作为一个功能整体，第一次被清晰地界定。
38.3 概念扩展：激素的“黄金发现时代”（1920-1960）
斯塔林提出“激素”概念后的半个世纪，是激素发现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发现，极大地扩展了“激素”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1921年，弗雷德里克·班廷与查尔斯·贝斯特从犬胰腺中成功提取胰岛素，证明其能降低血糖。胰岛素的发现，不仅开创了糖尿病治疗的新纪元，也使“激素替代疗法”成为临床实践的重要范式。
1930年代，阿道夫·布特南特从数万升尿液中分离出雌酮、雄酮等性激素，利奥波德·鲁日奇卡完成了它们的化学合成。性激素的发现，揭示了生殖与性征的化学调控机制，也拓展了“激素”的范畴——激素不仅包括蛋白质类（如胰岛素），也包括类固醇类（如性激素、肾上腺皮质激素）。
1930-1940年代，爱德华·肯德尔、塔德乌什·赖希施泰因、菲利普·亨奇等分离并合成了可的松等肾上腺皮质激素，揭示了肾上腺在应激反应中的核心作用。同时，垂体的“促激素”（TSH、ACTH、FSH、LH等）被逐一发现，一个层级调控的框架逐渐清晰：下丘脑释放“释放激素”作用于垂体，垂体分泌“促激素”作用于靶腺，靶腺分泌激素作用于全身组织。
这一时期，“激素”概念的内涵得到了系统性扩展：激素的化学本质多样化（蛋白质、肽类、类固醇、胺类）；激素的作用机制层级化（下丘脑-垂体-靶腺轴）；激素的生理功能广泛化（代谢、生长、生殖、应激、水盐平衡）。到1960年代，“激素”已从一个狭义的“促胰液素”扩展为一个涵盖数十种化学信使的大概念。
38.4 概念深化：受体理论与分子机制（1960-1990）
1960年代至1990年代，激素概念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分子化”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是“受体”概念的建立与信号转导通路的阐明。
1960年代，厄尔·萨瑟兰在研究肾上腺素的作用机制时，发现了一种名为环磷酸腺苷（cAMP）的物质。他提出，激素并不直接进入细胞内部发挥作用，而是与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激活“第二信使”cAMP，由cAMP进一步触发细胞内的代谢反应。这一“第一信使-第二信使”模型，揭示了激素作用的分子本质。萨瑟兰因此获得1971年诺贝尔奖。
1970-1980年代，受体的存在被直接证实，受体的化学本质被阐明为蛋白质。放射免疫测定法（RIA）的发明（罗莎琳德·雅洛，1960年代），使科学家能够检测血液中皮克级的微量激素，并研究激素与受体的结合动力学。
1990年代，罗伯特·莱夫科维茨与布莱恩·科比尔卡克隆了β-肾上腺素能受体，揭示了G蛋白偶联受体（GPCR）的七次跨膜结构。他们因此获得2012年诺贝尔奖。这些工作揭示了激素作用的分子细节：激素与受体结合→受体构象变化→激活G蛋白→产生第二信使→激活蛋白激酶→磷酸化靶蛋白→细胞反应。
这一时期，“激素”概念被重新定义：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化学信使”，而是被理解为一种“信号分子”，通过特异性受体与复杂的信号转导网络实现其功能。这一深化，将内分泌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药理学融为一体。
38.5 概念嬗变：从“线性轴”到“调控网络”（1990年代至今）
1990年代以来，“激素”概念经历了又一次嬗变：从“线性层级”走向“非线性网络”。
1994年，杰弗里·弗里德曼克隆了“瘦素”（leptin）基因，揭示脂肪组织分泌的瘦素作用于下丘脑，调控食欲与能量平衡。这一发现颠覆了传统观念：脂肪组织不仅是储能器官，更是活跃的内分泌器官。随后，脂联素、抵抗素等“脂肪因子”被逐一发现。“激素”的范畴扩展至脂肪组织。
与此同时，肠道内分泌的研究也取得突破。肠道L细胞分泌的GLP-1等“肠促胰岛素”，不仅能促进胰岛素分泌，还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抑制食欲。肠道作为“最大的内分泌器官”的地位被确立。
更为重要的是，传统“下丘脑-垂体-靶腺轴”的线性模型被“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整体观所补充。研究发现，神经递质、激素、细胞因子共享受体与信号通路，三大系统之间形成复杂的双向对话。激素不再是“顶层指令”，而是网络中的节点。
进入21世纪，肠道微生物组被发现通过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胆汁酸等）调控宿主激素分泌，形成“肠道-微生物-内分泌轴”。激素的调控因素从“体内”扩展到“体外”，从“宿主”扩展到“共生微生物”。
38.6 概念史的启示
激素概念从诞生至今，走过了120余年的演变历程。回顾这一历程，可以提炼出几点启示：
第一，概念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在斯塔林命名“激素”之前，促胰液素、胰岛素、甲状腺素等物质已经存在，但只有通过“激素”这一概念的整合，它们才成为同一个范畴的成员。概念的建构，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创新。
第二，概念的内涵随时代而扩展。最初的“激素”特指“由内分泌腺分泌、经血液运输、作用于远距离靶器官的物质”。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内涵被不断扩展：化学本质从蛋白质扩展到类固醇、胺类；来源从“内分泌腺”扩展到脂肪组织、肠道、心脏等非传统内分泌组织；作用方式从“远距离”扩展到“旁分泌、自分泌、胞内分泌”等多种方式。
第三，概念的演变受技术驱动。激素的发现与提纯依赖于生物化学技术（色谱、电泳、结晶）；微量激素的检测依赖于放射免疫测定法；受体结构的阐明依赖于分子克隆与X射线晶体学。技术不仅提供了新的事实，也重塑了概念本身。
第四，概念演变的终点是“概念的消解”。随着研究的深入，“激素”与“神经递质”“细胞因子”“生长因子”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例如，肾上腺素既是激素（由肾上腺髓质分泌，经血液运输），也是神经递质（由交感神经末梢释放）。概念的边界正在消融，取而代之的是“信号分子”这一更宽泛的范畴。
今天，“激素”一词已在公众与科学界广泛使用。然而，这一概念的内涵仍在持续演变。在系统生物学的视野中，激素不再被视为孤立的“指令”，而是复杂调控网络中的动态节点。在精准医学的实践中，激素水平的测量与调控已成为诊断与治疗的核心手段。
激素概念的历史告诉我们，科学概念并非静止的标签，而是活的思想工具。它们随时代的认知水平而演变，随技术的进步而深化，随学科的交叉而扩展。理解一个概念的历史，就是理解人类如何一步步逼近生命奥秘的历程。
从斯塔林与贝利斯在伦敦的那个实验开始，到今天的神经-内分泌-免疫-微生物组网络，激素概念走过了一条不断扩展、深化、嬗变的道路。这条道路，映射着整个生命科学从器官到分子、从还原到系统、从线性到网络的认知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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