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朱作言（左1）在简陋的实验室中带领助手开展转基因鱼研究
1984年初春，武汉东湖之畔，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一间简陋实验室里，几位年轻的科学家正屏息凝神地盯着水缸中几尾刚刚孵化的小鱼苗。
没有人能想到，这些不起眼的小鱼，即将开启一个全新的科学时代——它们就是世界上第一批转基因鱼。
而领衔这项研究的，是一位年仅40岁的科学家，他叫朱作言。从这一天起，他与转基因鱼结下了不解之缘，努力坚持了四十多年。
1. 从克隆鱼到转基因鱼——传承与突破
（1）师从童第周，打下坚实基础
朱作言的科研之路，离不开一位伟大的引路人——童第周院士。
1965年，朱作言从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20世纪70年代中，年轻的朱作言有幸加入童第周先生的实验室，参与了鲤鱼与鲫鱼的细胞核移植研究。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掌握了精湛的鱼类胚胎显微操作技术，也让他深深体会到：中国的科学家，完全有能力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
1978年，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恢复了，他成功地成为童第周先生的研究生，受到老师的感染：“科学研究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问题，做别人不敢做的尝试。”这句话，朱作言一直记在心里。
（2）一个大胆的想法
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了一股基因工程的旋风。科学家们发现，可以把外源的基因“剪接”到另一种生物的DNA里，让它获得新的性状。
朱作言敏锐地意识到：能不能用这种技术，让鱼长得更快、更大？
在当时，这简直是一个天方夜谭般的想法。要知道，连基因克隆技术都只有欧美极少数实验室掌握，中国连最基本的设备都没有。但朱作言坚信：既然是科学，就没有中国人不能攀登的高峰。
遗憾的是，童第周先生于1979年4月倒在了讲台上。朱作言转回水生所，成为时任所长的刘建康院士的研究生。1981年，在刘建康先生的鼎力推荐下，朱作言被公派到英国学习分子生物学技术。
2. 简陋实验室里的世界第一
（1）三根移液枪和两千个“枪头”
1983年，他带着学到的本领回到武汉，立刻着手开展转基因鱼研究。但起步工作非常艰辛。
当时的实验室，是两间只有12平方米的职工筒子楼房间。没有超净工作台，就用酒精棉把办公桌反复擦拭，再点上一盏酒精灯——火焰周围那一小片区域，就是他们的“无菌空间”。
朱作言从英国带回来的“宝贝”，只有3支移液器、2000个塑料“枪头”和1000个离心管。在今天的一次性实验里，这些耗材用完就扔；可在当时，它们被当作宝贝反复清洗、烘干、回收使用。
（2）鲫鱼不够，泥鳅来凑
1984年3月，春暖花开，鲫鱼开始产卵。朱作言和同事们终于等来了实验的最佳时机。
他们小心翼翼地将人生长激素基因注入鲫鱼的受精卵中。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培育，奇迹出现了：一些鲫鱼个体明显比同伴长得更快、更大。
这是世界首批转基因鱼诞生的信号！
但问题来了：鲫鱼每年只在春季繁殖一次，要想重复实验验证这个发现，就得等到第二年春天。可年轻的科学家们等不及啊！
“怎么办？”朱作言苦思冥想。一天，他路过菜市场，看到盆里游动的泥鳅，突然灵光一闪：泥鳅一年可以多次产卵！
于是，菜市场里的泥鳅成了实验室的“宝贝”。很快，他们用泥鳅重复实验，再次获得了快速生长的转基因泥鳅。
1984年，就在世界瞩目的转基因“超级鼠”问世后不久，中国科学家也正式确认了世界首批转基因鱼的诞生。
3. 载入史册的成就
（1）《纽约时报》的惊叹
1989年，美国出版的《科学年史》（The Timetables of Science），将“世界首例转基因鱼的诞生”列为近代中国两大重要开拓性科研成果之一。
1990年，美国《纽约时报》发表长篇述评，其中有一句话让中国科学界倍感自豪：“中国研究组关于鱼类基因工程的研究成果，领先美国3年。”
这意味着，在20世纪世界科技的里程碑上，中国人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2）从“人的基因”到“鱼的基因”
最初的转基因鱼，使用的是人生长激素基因。虽然实验成功了，但朱作言想得更远：如果将来这些鱼要走上餐桌，用人的基因会不会让消费者感到不安？
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构想：用鱼自身的基因来改造鱼。
1991年，朱作言团队成功构建了由鲤鱼基因元件组成的“全鱼”基因构建体。他们将草鱼的生长激素基因“装上”鲤鱼的启动子，再转入黄河鲤的受精卵中。
为什么要选黄河鲤？它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无泥腥味）、营养丰富，为宴席佳肴，与普通的鲤鱼截然不同。《诗经》里就有“岂其食鱼，必河之鲤”的赞美。《清稗类抄》中说：“黄河之鲤甚佳，甘鲜肥美，可称珍品”。用最古老的品种，做最前沿的科技——这本身就充满了诗意。
4. 冠鲤诞生——更快、更强、更安全
（1）什么是冠鲤？
经过二十多年的选育，朱作言团队终于培育出稳定的转基因鲤鱼品系。2016年，它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冠鲤。冠鲤有多优秀，让数据说话吧。
生长速度：在同等养殖条件下，冠鲤8月龄的体重是普通鲤鱼的1.7到2.3倍。
养殖周期：从鱼苗到上市，时间缩短一半，养殖成本和风险大幅降低。
饲料转化率：提高16.8%到20%，意味着吃同样的饲料，能长出更多的鱼肉。
（2）安全第一：比转基因三文鱼更严格的研究
有人会问：这种鱼能吃吗？放到河里会不会破坏生态？
朱作言深知，要让公众放心，必须用最严格的科学证据说话。他和团队开展了一系列长达二十多年的安全性研究，其全面性和严谨程度，甚至超过了后来美国批准的转基因三文鱼。
食用安全研究：按照“实质等同性”原则，对冠鲤的营养成分进行全面分析。结果发现，冠鲤的蛋白质含量、氨基酸组成、脂肪酸含量等，与黄河鲤没有显著差异；必需氨基酸指数甚至略高于黄河鲤（76.11 vs 74.13）。2017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检测确认：冠鲤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生态安全研究：朱作言团队创建了一套“人工模拟湖泊”的生态安全实验体系，从分子、个体、种群、群落等不同水平，全面评估冠鲤对生态环境的可能影响。结果发现，在鲤鱼自然分布的水域，冠鲤对生态系统的压力远低于普通鲤鱼。为什么？因为冠鲤长得快，也更容易被天敌捕食，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反而更弱。
（3）终极解决方案：三倍体吉鲤
但科学家们没有止步。他们还与湖南师范大学合作，培育出三倍体吉鲤。
什么是三倍体？普通鲤鱼是二倍体（有两套染色体），而三倍体有三套。三倍体鱼类是不育的——它们不会繁殖后代，即使逃逸到自然水域，也无法建立种群，彻底杜绝了生态风险。
研究证实，三倍体吉鲤的杂交失败率达到100%，野外生存实验显示存活率为零。从科学角度而言，吉鲤产业化应用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
5. 跃不过的“龙门”——产业化之路的曲折
（1）美国后来居上
2015年，一个消息震惊世界：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正式批准转基因三文鱼上市。美国成为转基因动物消费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转基因鱼研究上，中国本是领跑者。1990年，《纽约时报》就承认中国领先美国3年。25年后，美国实现了商业化，中国的冠鲤却仍在“围城”中徘徊。
（2）为什么？
面对这个问题，朱作言院士的回答充满无奈与坦诚：
“这个事情很难说清楚。尽管在研究上处于领先地位，但要第一个进入市场，我没有信心，政府也不会有这个勇气，特别是面对着转基因被长期误解的社会舆论。”
转基因三文鱼上市前，审批程序拖了整整20年，研发公司几近破产。但他们坚持下来了。而中国的冠鲤，虽然早已做好科学上的准备，却卡在了“最后一公里”。
（3）科学家该做什么？
朱作言常思考一个问题：科学家到底应该做到哪一步？
他的结论是：“美国科学家非常清楚做到哪一步、该由谁来接力，不像我们的科学家，从研究到市场化都要由自己完成。”
在中国，一项新技术从实验室到市场，往往需要科学家全程推动；而在美国，一旦科学证明可行，市场观念强烈的企业会自动接棒，和政府反复沟通、争取准入。
“我们的转基因黄河鲤早已准备好了，现在只缺政府决策准入这临门一脚。”朱作言的话语里，有遗憾，更有期盼。
尾声：等待跃龙门的鱼
2016年，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世界生命科学大会盛大举行。在基因工程与现代农业专题展区，几条硕大的冠鲤静静地躺在展缸里，吸引了无数参观者的目光。
它们长得真快、真大。它们的食用安全性已被科学证实。它们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被研究得透透彻彻。
它们，已经做好了游向餐桌的一切准备。
“鲤鱼跃龙门”是中国古老的传说——鱼跃过龙门，就能化为巨龙。朱作言院士和他的冠鲤，已经跃过了科学研究的龙门，却在产业化的龙门前等待了太久太久。
也许有一天，当人们不再谈“转基因”色变，当科学的声音能够传得更远更清晰，这些鲤鱼中的“冠军”，终将游进千家万户。
到那时，我们会记得：有一群中国科学家，在简陋的实验室里，用三根移液枪和两千个枪头，为世界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们的名字，叫朱作言团队；他们的鱼，叫冠鲤。
朱作言院士与他的英文巨著
从该团队发表的200多篇文章中，选取了100篇编辑成册，著作分上卷和下卷出版（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内容转基因鱼理论模型的建立、转基因鲤研制及品系选育、转植基因功能，以及转基因鱼食用和生态安全研究。
参考资料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朱作言科研综述。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鱼跃龙门——转基因鱼的故事。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冠鲤亮相2016世界生命科学大会。
百度百科. 转基因鲤鱼。
科学网. 转基因黄河鲤何时“跃龙门”。
中国科学院英文网站. Two IHB Achievements Chosen as Hubei Top 60 Recognizable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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