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钟健（1897年6月1日—1979年1月15日），陕西华州（今渭南市华州区）人，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80年，在云南曲靖的古老岩层中，张弥曼院士发现了一块2.8厘米长的鱼类头骨化石，并满怀敬意地将其命名为“先驱杨氏鱼”。这个名字中的“杨”，指向的正是那位被誉为“中国恐龙研究之父”的巨人——杨钟健。如果说张弥曼通过一条小鱼改写了脊椎动物登陆的历史，那么杨钟健则是用毕生精力，在中国这片曾经被西方学者视为“古生物荒漠”的土地上，发掘出了震惊世界的恐龙王朝，开启了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壮丽篇章。

奠基：从黄土高坡走出的“科学救国”青年

1897年，杨钟健出生于陕西华县一个书香门第。他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年代。在西安读书时，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的积贫积弱，内心萌生了“科学救国”的强烈愿望。1917年，20岁的杨钟健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最初选择的是采矿专业——因为当时流行着“实业救国”的思想。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在北大，他聆听了中国地质学奠基人之一李四光的讲座，被那些沉睡在岩石中的生命故事深深吸引。更关键的是，他读到了德国古生物学家施洛塞尔关于中国古哺乳动物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基于瑞典探险家在中国收购、盗掘的化石写成，字里行间透露着中国本土研究空白所带来的无奈与掠夺。

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杨钟健：“为什么中国的化石要由外国人来研究？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来解读自己大地上的历史？”这种朴素的民族自尊心和科学求知欲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毅然转向古生物学这个冷门领域。

1923年，杨钟健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他的毕业论文《中国北方之啮齿类化石》就已经展现出非凡的潜力。李四光认为中国急需古脊椎动物学专家，故建议杨钟健赴德深造。同年，他远渡重洋，赴德国慕尼黑大学攻读古脊椎动物学博士学位，师从国际古生物学权威布罗利和施洛塞尔。

在德国的四年，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古生物研究方法。1927年，他以论文《中国北方哺乳动物化石》获得博士学位，该论文系统研究了来自中国的大量材料，在国际学界引起关注，也为他日后回国大展拳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德国留学时，他曾写下“国事嗟如此，忍作袖旁观？”的诗句。学成后，他拒绝国外优越条件，坚定回国。

开疆：在战火与废墟中敲开“恐龙王国”的大门

1928年，学成归国的杨钟健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并很快担任了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当时，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所有重要的化石都被运往国外。杨钟健立志要改变这一切，他的目光投向了云南。早在1924年，美国古生物学家格兰杰就在云南禄丰盆地发现了一些零散的恐龙骨骼，但并未深入。杨钟健敏锐地感觉到，那里藏着巨大的秘密。

1. 禄丰龙——第一声震惊世界的龙吟

1938年，抗战烽火连天，杨钟健率领考察队坚持在云南禄丰进行野外发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发现了一具近乎完整的恐龙骨架。经过精心研究和修复，一具体长约6米、能够两足行走的植食性恐龙清晰地呈现出来。1941年，杨钟健正式将这种恐龙命名为许氏禄丰龙。属名“禄丰”指其发现地；种名“许氏”，则是为了感谢他的德国导师许耐教授。

许氏禄丰龙生存于侏罗纪早到中期的中国西南部。许氏禄丰龙是中国第一具装架的恐龙化石，1941年在重庆北碚装架展出。由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杨钟健院士于1941年研究命名，被称为“中国第一龙”，是中国古动物馆的镇馆之宝。许氏禄丰龙的意义非同凡响：

它是中国人自己发现、研究、装架、命名的第一具完整的恐龙骨架，彻底打破了外国学者在中国古生物研究领域的垄断。

它是亚洲发现的第一个完整的早期蜥脚类恐龙，生活在约2亿年前的早侏罗世，为研究恐龙早期演化和板块运动提供了关键证据。

这具恐龙骨架的装架展示，极大地振奋了抗战时期国人的民族精神，被誉为“在战火中重生的中国龙”。

2. 马门溪龙与“蜥脚类恐龙墓地”

新中国成立后，杨钟健的研究工作迎来了春天。1952年，在四川宜宾马门溪，建筑工人发现了巨大的颈椎化石。杨钟健团队闻讯而至，经过数年大规模发掘，一具体长超过22米的巨型恐龙化石重见天日。1957年，杨钟健将其命名为建设马门溪龙。它的脖子长达9米，由19节颈椎骨组成，是当时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马门溪龙的发现，确立了四川盆地作为世界顶级蜥脚类恐龙化石宝库的地位，后来这里又出土了合川马门溪龙等更多巨型物种。

合川马门溪龙是当时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蜥脚类恐龙化石，有“东方巨龙”的美誉。

3. 棘鼻青岛龙——来自东方的“独角兽”

1951年，在山东莱阳，杨钟健的团队又取得了一项极具特色的发现：一具头顶长着一根细长冠饰的鸭嘴龙化石。这种冠饰像一根独角，直指前方。1958年，杨钟健将其命名为棘鼻青岛龙。这是中国发现的第一具完整的鸭嘴龙骨架，其独特的头冠功能引发了全球古生物学家的长期争论（是武器、共鸣器还是视觉标识？），成为中国恐龙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之一。

为什么以“青岛龙”命名在莱阳发现的恐龙？正如董枝明教授所说：“当时杨教授发掘大本营就在青岛，在三个多月的发掘过程中，杨教授经常奔波在青岛与莱阳之间，他的一些研究工作则是放在青岛做的，展览也放在了青岛。”而且当时山东大学所在地也在青岛，杨钟健念周明镇博士等人首发之功，诸多因素使杨钟健将“莱阳龙”命名为“青岛龙”。

1958年，北京自然博物馆考古人员，在莱阳金岗口村西沟又发现一条完整的“青岛龙”骨架。

立学：构建中国古脊椎动物的“四部大书”

杨钟健院士的贡献远不止发现几只著名的恐龙。他是一位真正的战略科学家和学科奠基人。他曾形象地比喻自己的研究领域：“从鱼到人”，即脊椎动物演化的全过程。他的研究也确实覆盖了这个宏大链条的每一个关键环节：

“龙”（爬行动物时代）：以禄丰龙、马门溪龙、青岛龙为代表，建立了中国恐龙研究的基本框架，填补了从三叠纪到白垩纪的众多空白。

“哺乳动物”：他是中国古哺乳动物学的开创者。从早期的周口店北京猿人伴生动物群，到内蒙古、山西等地丰富的三趾马、象类、犀类化石研究，他为中国新生代地质年代的划分和古环境重建提供了核心依据。

“两栖类”：他对山西、新疆等地发现的二叠纪、三叠纪迷齿类两栖动物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连接了鱼类登陆后的演化故事。

“鱼类”：尽管不是主攻方向，但他的工作为后来张弥曼等学者在古鱼类领域的辉煌成就铺平了道路。张弥曼将发现的里程碑式化石命名为“杨氏鱼”，正是对这位引路人的最高致敬。

他领导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IVPP），使其成为世界顶尖的研究机构。他创办了《古脊椎动物学报》等专业期刊。他提携和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包括周明镇、吴汝康、贾兰坡以及后来的张弥曼等，形成了中国古生物学人才辈出的“杨门学派”。

传承：永不熄灭的科学之火

1979年1月15日，杨钟健先生逝世。但他点燃的火炬，已经传递了下去。在他身后，中国的恐龙发现呈井喷之势：

在辽宁西部，带羽毛的恐龙化石震惊世界，直接证明了鸟类起源于恐龙。

在新疆戈壁，巨大的掠食者中华盗龙、特暴龙不断被发现。

在河南、广东、浙江，各式各样的恐龙蛋窝和胚胎化石，揭开了恐龙繁殖的秘密。

而这一切的起点，都可以追溯到杨钟健在云南禄丰敲下的那一锤。他不仅找到了恐龙化石，更找到了一代代中国古生物学家“为国争光、探索自然、追求真理”的精神内核。从“杨氏鱼”到“伍氏献文鱼”，这种以先贤姓氏命名重要发现的传统，本身就是一种最庄重的科学传承仪式。

今天，当我们走进自然博物馆，站在那些巍峨的恐龙骨架下，感受时空的浩瀚与生命的壮丽时，我们不应忘记那位戴着眼镜、身形清瘦、却用一生扛起了中国恐龙研究大厦的巨人——杨钟健先生。他让我们懂得：最深的地层里，埋藏的不只是远古巨兽的骸骨，更是一个民族重新认识自身家园、挺起科学脊梁的龙骨。这龙骨，至今仍在支撑并激励着后来者，去探索更多关于生命、地球和星空的未解之谜。科学的火种，永不熄灭。

杨钟健院士与许氏禄丰龙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