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催我梦醒的追问
一
一遍遍与《黄帝内经》①对话，总是“不知其要，流散无穷”，而一种“窗纸将破”的预感让我依然不急不躁地一遍遍读。不知是这份真诚感动了上帝，还是打动了《黄帝内经》的作者，在一次不期然的阅读中，我找到了打开《黄帝内经》之门的钥匙——读出了《灵枢》的开篇和结语篇，即第1篇《九针十二原》和第73篇《官能》。按捺住内心的激动，我又用近乎挑剔的眼光一遍遍研读这两篇，最终得出这样的判断：绪论篇和结语篇皆由同一人创作于汉代，尽管绪论篇《九针十二原》的创作素材有取自秦代文献者。
①唐宋以后“黄帝内经”被用作传世本《灵枢》《素问》的总书名，名曰“黄帝内经灵枢”“黄帝内经素问”。然而这样的命名极易误导人们将传世本《灵枢》《素问》等同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内经》，相比而言最早著录《灵枢》《素问》二书的官修目录书《隋书·经籍志》的命名“黄帝针经”“黄帝素问”更可取，笔者将在另一部新书中专门阐述这一主题，而在本书仍沿用通行说法——以“黄帝内经”作为《灵枢》《素问》的总书名，只于此特别强调：此《黄帝内经》非《汉书·艺文志》著录之《黄帝内经》，前者（主要是《灵枢》部分）为理论创新之作，而后者为文献整理之作。
《九针十二原》开篇即给出了针灸定义，明确以“血气”为理论原点构建针灸学理论体系名曰“针经”，并表达了“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的坚定决心。作者在这具有绪论性质的第一篇，阐述了以下主题：
针灸学定义；
九针的形制及功用；
针道输穴的概念；
针灸治疗原则；
脉刺法；
五色脉诊；
补泻失误及救误；
针效的判定标准；
十二经脉、十五络脉及其本输；
五藏十二原。
古典针灸学的理论要素一一在列。而结语篇《官能》则总括约20篇要点（只可惜没有标明篇名，我花费很长时间逐条考定其出处），重点强调了以下要点：
“经络”“本输”“九针十二原”“标本诊法”“五色诊”“刺法”“刺禁”“毫针补泻”“治则”“设方”“治神”“针灸定义”等，与绪论篇《九针十二原》首尾呼应。
二
不久，我又发现了这两篇中耐人寻味的不寻常之处，即在本应粗描轮廓、提纲点睛的绪论《九针十二原》却详细描述了新旧两种“脉刺”法，甚至连“持针之法”“注意事项”这类细节都一一交待。如果说开篇中不惜笔墨于技术“细节”已显得很不合常理，那么在惜字如金的结语篇《官能》再次出现，则更令人费解。后来我通过细心研究《黄帝内经》的设计与表达，发现该书作者（或主编）是一位写作技巧极高的写手，不可能出现这样不可理喻的失误（或“败笔”），我唯一能想到的解释：这是作者特意的精心设计。正是从作者这一故意露出的明显“破绽”中我读出了其内心期待——期待读者将目光聚集在“毫针刺脉/输补泻调经法”，从开篇到结语，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反复阐述，特别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篇章《调经论》总论针灸理论纲要，最后也是落脚于“毫针刺脉/输补泻调经法”。
为了使后人不错过这道藏在深处的“风景”，《黄帝内经》作者真是费尽心思设下层层铺垫：开篇即埋下吸睛的伏笔：“知其要者，一言而终”，接下来又借黄帝之口，精心设计出一个个关于针灸要道的追“问”——从不同角度问针之要、刺之要、身之要、脉之要、诊之要，不露声色地一步步将读者的眼光引向针灸之道的起点“血气”。
对于黄帝关于针灸之“要”的一个个追问，岐伯明确答道：针之要在毫针，刺法之要在毫针补泻调经法，诊法之要在脉诊，治法之要在治神，身体之要在五脏四末，所以然者皆因于“血气”。
为了确保读者领悟这环环相扣的铺垫，《黄帝内经》作者又精心设计了一组黄帝、岐伯间的君臣对话，更直白地表达其最想让人领悟的“一言”之要：即整个针灸学大厦建立在“血气”这块基石之上，“血气”是打开《黄帝内经》的密钥：
帝曰：善。余欲临病人，观死生，决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可得闻乎？岐伯曰：色脉者，上帝之所贵也，先师之所传也……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色以应日，脉以应月，常求其要，则其要也。
帝曰：愿闻要道。岐伯曰：治之要极，无失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则……帝曰：余闻其要于夫子矣，夫子言不离色脉，此余之所知也。岐伯曰：治之极于一。帝曰：何谓一？岐伯曰：一者因得之。——《移精变气论》
正是这段黄帝带着不耐烦口气问出，而岐伯仍坚定不改的对答引起了我的注意，得此“一言”而“知其要”，将《黄帝内经》中的一颗颗“珍珠”寻按其原本的次序一以贯之串联成一条完整的珍珠链。当最后一颗珍珠准确置于这条链上时，几十年读了不知多少遍的《黄帝内经》仿佛一下子活了，也分明感受到书的作者在对我微笑。
我在前一部《大纲》——《经脉理论还原与重构大纲》提出的问题：“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对于血脉观察之细微，也没有哪个学科像中国古典针灸学对于脉象思考之深刻。脉象究竟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关于健康与疾病的信息？”在这一刻有了明确的答案：在以血气为原点延伸出的各条路径中，血气的度量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这使得中国针灸人在长时间内对脉的色泽、形态、搏动等进行了极为细密的观察，获得了极为珍贵的脉症关联数据和规律。
在针灸发展史上，毫针的发明具有里程碑意义，“毫针”在九针之中一枝独秀，成为九针之灵，正因为毫针是唯一一种兼具补虚泻实调血气之功的针具，将一个个从理论原点“血气”推出的理论要素连成一体，并落实到“调血气令和”这最后的“临门一脚”的正是“毫针刺脉/输调经法”，它既是针灸要道之所归，也是针灸之道“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的完美诠释。由此“血气-脉-毫针”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构成了整个古典针灸学理论体系的主线。
三
这时，一个更大胆的问突然冒出：如果《黄帝内经》构筑的针灸学大厦都建立在“血气”这块基石之上，那为什么不能用公理化方法将这个大厦呈现出来？我真的被这个大胆的想法吓到了，真不知道这一问最终将我引向无限风光的险峰，还是难以生还的深渊。我问自己：为什么几十年与《灵枢》《素问》一遍遍对话，都不曾生出这样的念头？只因为在我接受的所有教育中，被一遍又一遍地灌输，并被一次又一次地强化：公理化的演绎体系不可能生长在中国古典文化的土壤中。直到我学习了分析心理学的精神分析法后，才恍然悟到实际上我早已被这个权威的话语深度催眠了。是《黄帝内经》中黄帝的一次次追问把我从催眠中唤醒，梦醒忽至的问又引发了下面一连串迟到的问……
四
东汉时，张仲景从一个病“热病”、一个主症“寒热”和一条主线“六经”构建了简明实用的理法方证一体的方药诊疗体系，千百年来被后世医家遵循，至今不能易。那么，有没有可与《伤寒论》媲美的针灸学经典？
对《针灸甲乙经》几十年执着的研究，让我十分自信做出这样的判断：《针灸甲乙经》之于针灸，犹《伤寒论》之于方药。
然而令我困惑的是，历代研究《伤寒论》者数百家，而研究《针灸甲乙经》者无一家，是什么吸引人们对《伤寒论》趋之若鹜，又是什么拒人于《甲乙经》门外？
《甲乙经》成书虽晚于《伤寒论》，但成名更早，早在唐代即被公认为后学宜遵用之“医人之秘宝”，后人也把《甲乙经》作为中国针灸学诞生的标志。这些评价也绝非溢美之虚言，该书充满智慧之光的理论创新实例可参见本书第5章“示例”；相反，《伤寒论》在宋代才得到公认。可是为什么《甲乙经》对于针灸学科的推动和引领作用远不及《伤寒论》对于中医方药的贡献？究竟是什么制动了《甲乙经》理论创新作用的发挥？
更耐人深思的是中医四大经典，有两种主要说法：其一，《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其二，《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两种说法皆榜上有名的为《黄帝内经》《伤寒论》，无可争议；而《温病条辨》的入选多少让人感到意外。
是什么让晚至清代问世的《温病条辨》取代汉代的中医奠基之作，并力压中医史上久享盛名的《甲乙经》而跻身“四大经典”之列？即便是仅就温病学的贡献而言，在此之前还有吴又可《温疫论》、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等诸名家经典，《温病条辨》凭什么既超越前代不同领域的开山之作，又超越同时代同门类名著而脱颖而出？一句话，《温病条辨》的入选是偶然还是必然？
五
要回答以上这一个个从未有人提出的问恐怕需要一本专著才能阐明，故以下只给出笔者的研究结论而略去所有的论证过程——这个任务留待日后用一组论文或专著去完成吧。
从中医四大经典说起，第一种入选名单中的四部医籍均为汉代或汉以前的著作，入选的理由看起来很明显——传统说法认为此四书皆为中医学或中医学分支门类中的奠基之作。现在看来，这个理由可能不够实也不够硬，以最无争议的《黄帝内经》《伤寒论》为例，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双重证据皆表明，在《黄帝内经》之前已有扁鹊学派关于中医学理论的医籍流行；同样在《伤寒论》之前，也有扁鹊学派传人华佗构建的理法症方统一的伤寒诊疗系统。或许有人会说，这四部经典是现存最早的各自门类的奠基之作，可是《神农本草经》又并非“现存”。
再看人们看不懂的第二种说法的“四大经典”——《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四部虽在影响力上有高下之分，但都表现出以下四个共同的特征：第一，皆为理论创新之作；第二，理论构建皆从一个基本假设出发，通过提炼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推导出一个环环相扣，有机联系的理论体系；第三，四部经典的基本假设是相同的；第四，理论构建皆以或主要以命题表达。
凭借这四条标准，《温病条辨》实现对汉代两部经典的“逆袭”跻身四大经典无可争议；同样根据此四条标准，针灸学的奠基之作《甲乙经》的落选也不再冤枉。
——符合四条标准中前三条者还有一部清代王清任的《医林改错》，该书对《黄帝内经》针对针灸学提出的“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命题给出了方药路径的诠释和应用示例。虽然自出版以来《医林改错》引起广泛而持久的关注，但应当说人们对此书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还远不到位，而且不论是点赞者还是抨击者皆未说到点上，这个话题有点超出本书的边界，不在此展开。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中国古代医学多是归纳性的事实陈述和经验总结，理论化程度不足，然而熟悉演绎科学公理化方法的读者读到以上中医经典的四个共性特征一定会发现形式逻辑公理化的要素——基本概念、基本假设和公理以及由此导出的结论（命题）一一在列，不禁惊叹：原来公理化的思想一直流淌在两千年间最能代表中医学理论创新的经典之中。
——这一极有说服力的事实表明：尽管中国古代没有形成专门的公理演绎方法的形式逻辑，但应用其原理和方法构建医学理论体系却比西方在经验科学引入公理化方法早得多，这一情形很像表面解剖学的发展，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表面解剖学诞生于西方；然而世界上最早的表面解剖学的应用和最丰富的表面解剖学的经验总结却出现在中国古代的针灸学。
在以上四部经典中，真正体现原始性创新之作为《黄帝内经》，其他三部经典都是对该书构建的理论体系的某分支的延伸或移植改造。而且可以确认的是，自觉探寻并成功应用公理化方法构建理论者也是《黄帝内经》作者。然而就理论体系本身的研究而言，后世医家对于《伤寒论》的研究却远远超出对《黄帝内经》的研究，甚至对晚至清代问世的《温病条辨》的研究也比对《黄帝内经》更多更深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寻常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
四大经典从理论形式的内在逻辑性衡量，《温病条辨》最高，而《黄帝内经》最低。后者好像盖了一座奇美的大楼，却没有楼梯也没有脚手架，后人既不能一级一级地拾级而上领略其结构美，也难以借助于脚手架对其进行修缮，于是只能就文本文字解读而难以从理论本身研究。从这个实例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理论的结构形式在一定程度也影响到理论价值的呈现以及其后的发展命运。
两千年中医学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创新之作皆走了同一条路——公理化之路，中医理论创新都通过这条路获得成功。或许还不能由此断言公理化路径为中医理论创新的必由路，但至少提示这是一条理论创新的主干道。
今天笔者的这本小书也选择此路径，非求有朝一日跻身“四大经典”，实为圆一个萦绕心间已久的梦：遵循《黄帝内经》“治不能循理，弃术于市”的理念，将古典针灸学“血气说”公理化方法挖掘出来，并借鉴西方形式逻辑公理化方法的合用部分，探索一套更适用的针灸学理论创新的结构形式化规范，让古典针灸学的原理从公理到推论的逻辑链条清晰呈现，使得《黄帝内经》构建的针灸理论体系体现出明确的可检验性；更充分释放出其对针灸诊疗实践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并为后人完善或重构这套理论体系提供一套合用的“脚手架”，让更多针灸人的智慧得以渗入理论之中，从而赋予其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毋庸讳言，不论是结构还是内容，《黄帝内经》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而只有将《黄帝内经》建构成理论的逻辑过程清晰呈现出来，后人才能走进她，才能正确理解，才能客观评价，才能接着说——不断完善而赋予其更旺盛的生命力！
六
关于本书的具体编排设计，有以下几点说明：
1.以命题的形式阐述理论体系。命题几乎都辑自传世本《灵枢》《素问》，兼及汉代《难经》《伤寒论》，以及保存于《脉经》《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的汉以前医论佚文。命题下间附“推论”，实与“命题”性质相同，其内容或隐含于《黄帝内经》等经典中，但没有以命题形式表达；或不见于经典，乃笔者从公理或已经证明的命题中推导而出。
2.关于命题的“证明”。同类命题采用集中论证和解读的方式，在满足严谨性的前提下提升可读性。
3.为方便引用，命题及正文所引经文按如下体例处理：第一，命题编号，同一章出现的命题皆连续编号，采用两级编码，第1个数字代表章节号，第2个数字表示命题的序号，例如“命题1-1”表示第1章的第1个命题；第二，如同一命题在不同章节重复出现时仍标注其首次出现时的原编号；第三，同一或同类命题从不同角度表述者，则酌情分别列出，单独编号，如此处理，一是因为这些命题多为《黄帝内经》作者认为重要的命题，从不同角度阐述可提示其重要性，二是避免笔者在多选一时难免的主观性；第四，凡出自《灵枢》《素问》的命题皆以简略形式注明原文出处：以字母L表示《灵枢》，S表示《素问》，以阿拉伯数字表示篇数，例如《九针十二原》标作L1；第五，正文引《素问》《灵枢》经文只标篇名，不出书名。所引《素问》《灵枢》均据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年排印本；凡可确认的底本中错字，用圆括号“（）”标出正字；脱字补齐并外加方括号“［］”；衍文则字外添加方框“□”。
4.各章首“术语”有两点说明：第一，所述多为今人未解和误解的概念，众所周知且理解无误的术语多从略；第二，术语的定义和解释限定于本书讨论的范围，而不似辞书那样面面俱到包罗术语千百年流变的所有义项。
5.关于刺灸处的表述，本书统一规定：刺灸处的统称曰“输穴”，有固定位置和名称的刺灸处曰“经俞”，无固定位置的刺灸处曰“奇俞”，脉输统一作“输”字。除特别强调，不用后出的“腧”表达刺灸处的统称。
6.全书第2~6章呈现的是针灸学理论框架，在章节编排上尽可能按照针灸学理论从原点出发实际延伸的路径阐述，以体现出理论构建中内在的逻辑力量。为更清晰更自然地展现这一点，全书特设“要略”一章，力求对整个针灸学理论体系形成及构成以总览式的整体呈现，并以附录的形式汇集全书中出现的所有命题和推论，可视为全书的一个大摘要。建议非针灸专业读者，第一次读笔者作品的读者，以及没有时间从容阅读全书的读者，可以先读或只读这一章。
后记：梦成真时真似梦
一
虽然在写《中国古典针灸学大纲》的大部分时间内，不断尝试不同的表达方式和书写风格，但未曾想过改变20多年前写《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时“先繁后简”的写作模式，即先写一本内容、数据、论证等皆详而完整的版本，再编一本简本。而就在编写接近尾声时忽然醒悟：写一本简本其实更难，何不趁着身体和大脑还没明显退化时完成这一更艰难的挑战呢？皇甫谧当年没能实现他继全本之后再编一部“精要”简本以为“教经”的愿望，今天我不能再留下同样的遗憾。想到此，做出了痛并快然的决定：先完成“简本”的写作，哪怕最终不能成为“教经”，我也想走一次“先难后易”的路。
深知基于全本写简本，绝非删节文字这么简单，经过几番权衡决定：完全抛开原有的书稿，从头写一本新书。放下已经修改了近20遍的书稿我又回到了起点，面对一张白纸，心静如水，似乎有一种预感：最佳呈现方案就在不远处等我。
不久后的一天，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场景差不多同时浮现——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和牛顿创作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二者堪称人类历史上两座精美绝伦的伟大建筑。作为现代主义最后一个建筑大师，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给我内心带来强烈震撼的是，在那样一个极具现代感的建筑中呈现出的却是中国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现代与传统融为一体，整个建筑又与四周山水共为一色，宛若天设地造。2007年在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期间，一天我参观牛顿当年就读三一学院住过的校舍后，去图书馆随手翻看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开卷首先打动我的是此书的结构美，回国后又读过不同的中译本，渐渐心中生出这样一个梦想：仿照《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结构写一本中医的书。我不止一次跟我的学生透露过这个心愿，只是不能确定：能不能，以及何时能使这个梦想成真。
二
当我确认传世本《灵枢》《素问》原本是一部完整的经典，作者已经完成了一次大的理论整合，便断定他一定有一个设计总纲，只要我能把这个总纲找出来，就一定能从公理化角度解读古典针灸学。特别是当我读到《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定本之前，牛顿用自然语言写成的部分初稿《论宇宙的体系》后，对于理论表达形式对理论未来发展命运的巨大影响看得更清，也更坚定了我用公理化方法写作《中国古典针灸学大纲》简本的决心。
在科学理论的大厦中，最美的结构无疑是欧几里得几何，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体例上极力模仿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但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有所变通有所超越，凡读过《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人，无不为他严谨而精巧的数学论证和简单优美的数学方程所倾倒。我要接着模仿牛顿的做法，也想在模仿的同时有所突破——实在是不得不变通，因为牛顿当年要呈现的只是物理学的理论体系，而如今我要呈现的不仅是远比物理运动更复杂的关于生命运动的理论，而且还必须处理与之相关的诊疗技术，这部分内容用公理化方法表达难度很大，故不得不插入一些变通的表现手段如图表、“附篇”“示例”等，力求与公理化表达的理论部分自然连接，形成一个逻辑整体。
书中所有的论述都以命题的形式给出，命题几乎都出自传世本《灵枢》《素问》，我只是发现这些命题并摆放在理论推导的逻辑链上合适位置，必要时增补一些推论，使隐含的理论浮出水面，并为部分缺少证明的命题给出相应的证明，这些证明大多也是隐含于《灵枢》《素问》，或是作者看来是“众人所共知”，无须再费笔墨证明，而我从结构美的角度，补齐了这些在原作者眼中或许是“多此一举”的证明。
我曾问自己：用公理化方法重现古典针灸学，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吗——所有的命题都直接取自《黄帝内经》经文？完全不是，命题如用自己的文字表述要方便很多。之所以坚定地采用这种自己不擅长方式呈现，是因为一遍遍与《黄帝内经》对话使我坚信：构建古典针灸学理论之链的所有“珍珠”——命题，在《黄帝内经》中几乎都已经备齐，只是串连命题的逻辑链是隐含的，只要能将这条“链”发掘呈现出来，就能清楚地按照逻辑序列将这些命题“对号入座”。
《黄帝内经》作者借黄帝之口喊出的“治不能循理，弃术于市”的警言令我深思：在现代医学飞速发展的今天，曾经辉煌的古典针灸学如何才能在未来灿烂，而卓立于世？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天然珍珠是没有知识产权的，于是才以“挖山不止”的精神将《黄帝内经》隐含于各命题间的逻辑之链一点点发掘出来，并尽最大努力确定提取出的各命题在该链上的逻辑序列，最大限度呈现这一隐含理论之链的结构美，释放出其固有而不为人知的功能，让两千多年前中国针灸人的伟大发现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最有效的保护，也让今天的针灸人能据理而治永不被弃于世。
三
“全本”中的许多内容，在这个简本中没有体现，然而在写简本最后一稿时我却增加了一章在全本中也没有的内容，即第6章“特写：修身以治神——道不可道之道”。从书籍设计的结构美来考虑，这一章如果放在“全本”中展开更自然，处理起来也更从容。然而我此刻不能确定先写定的“全本”能不能，以及何时能出版，于是决定先写上这一章。
我也曾想过，加上这一章不仅可能会影响全书的和谐美，而且很可能也会让喜欢我的读者失望，可不写这一章我会让写《黄帝内经》的作者失望，让领我入针灸之门的两位恩师郑魁山先生和贺普仁先生失望。我的这两位针灸老师身上都有功，生前都嘱我平日练功，可惜我当时不懂也不信，故一直没放在心上，落在身上，后来我慢慢懂了练了有点体验了，尽管有点太晚，但是如果我不把体验到的粗浅体会写出来，针道后学还会走我的弯路。我曾千百度对话《黄帝内经》，不能领悟作者为何那样强调“治身”“治神”，现在我渐渐悟到几分，如果不把悟到的写出来，哪怕是很粗浅的体会，后来人也会重复我千百度无功而返的苦旅。可见，这次探索之旅并非自始至终的“公理化路径”，而是根据实际需要插入了“写意”的视角。换言之，是为古典针灸学量身定制了一套突出其特质美的呈现方案。
四
我也曾怀着“成一家之言”的梦想构思这本小书的多种设计方案，后来在写的过程中随着一步步深入到古典针灸学大厦的内核，从支撑整座大厦的支点向上回看，当目光触及她那浑然天成的“拙美”中流淌而出的智慧之光的那一刻，内心的震撼更胜过我第一次目睹贝聿铭苏州博物馆的神来之作，在那一刻我几乎忘记了呼吸，停止了意识，一切都放下了——包括我那“成一家言”的存念，眼前只有这座拙美的建筑，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美，一个无法抗拒的声音在心中久久回荡——用全部精力和智慧将这座两千多年前中国针灸人发现的生命构成及运化模型再次呈现出来——哪怕不能完美呈现，哪怕只是呈现出一个“断臂维纳斯”，也能让更多的人能首先被她的外表美所吸引，进而领略其内在深邃的思想，从而爱上她，研究她，应用她，更真更完整地呈现其内在的大美，到那时也许人们对古典针灸学的理解和评价会与今天大不一样。
我也曾听前人说“诗不是写出来的，正如画不是画出来的一样”，西方艺术家也曾有同样的表达——有人问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是如何雕出“大卫像”的，他回答道：“大卫就在那大理石里，我只要把多余的部分去掉就行了”，我也想呈现给懂我爱我的读者一本“不是写出来的”的书，眼前的文字没有雕刻的痕迹。但此刻我必须坦白：虽然整个呈现过程中也有一次次的“忘情”“忘我”，书成之后也没有像以往那样再以编辑之眼剪辑文字——我也会提醒这本小书的责任编辑不要戴着编辑的“眼镜”修剪，但还是“醒”的时候多，忘不掉这本小书的初衷就是回答一直萦绕在心间的问——问针道何方？做不到“齐（斋）以静心” “忘四肢形体”“以天合天”，因而做不出梓庆那样的天成之鐻；呈现不出柯勒律治笔下《忽必烈汗》那样自然流淌的文字。如果你从书中能读出一些看不出“书写”痕迹的感动，我必须承认：那应当是出自另一人——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在“黄龙祥”身后，有一个不知名的真正意义上的作者，虽不曾见到，但真切感受到他/她一直就在那里，不来不去。
五
这本小书，只是想给自己和学界提出将思考引向深处的问题，并提供了一种别样的解题思路，实称不上“大纲”，至多是一份关于“大纲”的构想吧。不是不想说更多，而是说不出来，或者说不清楚——尽管心里清楚。在这一刻，我对《黄帝内经》作者有了更多更深的同情之理解，正是在这种读者与作者的角色不断转换中，《黄帝内经》文字背后的图像一点点在眼前慢慢地若隐若现。
12年前的一个梦，如今当它变成可以触摸的实在时，我又不敢相信，不敢触摸。直到现在仍有一种不知是在梦中还是现实中的恍惚，耳边似乎又闻《黄帝内经》借黄帝之口发出的终极之问——“恍惚无穷，流溢无极，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时之变也，然余愿杂之毫毛，浑束为一，可乎？”梦是美妙的，似梦似醒中犹在自问：离这个“一”还有多远？。
黄龙祥己亥正月于阿那亚
附 记
原设计曾将先期写就的“全本”中有关技术操作、理论内涵、学术演变的考证等内容以附篇形式附于书后。如此编排一是想提升这本小书的学术重量，一是为读者的理解和研究提供方便。当想起我的初衷是为读者，提供一个简本，便在最后一刻抬手按下了“删除”键，只提供一个名副其实的简本。日后如有机会出这本简本参考书的话，再不惜笔墨吧。
黄龙祥己亥三月于日月潭
又 记
在删去的文字中唯一让我有几分纠结的是关于刺法操作及其临床应用的古今实例，因为这部分文字可能临床医生的关注度更高。然而就在书成后不久读到弟子晓辉的针经实验笔记，起初读到的只是通过微信发来的十几页一半模糊一半清楚的笔记图片，连读带猜大致明白图片的意思之后真是又惊又喜：笔记中关于《黄帝内经》针法的实验和体验竟然与我书中所述如出一辙。随即，我在给弟子的微信中写下这样一句话：“如果早知你做了这么大量的针法实验，我大可不必投入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在技术环节上，这本《古典大纲》早就出生了。”不过很快我就意识到，两个人分别独立完成了相同的实验，得到了相同的结果，这样的结局更好。也许就是上帝的安排！
如果让晓辉用手书的方式将其关于古典针法的实验、体验及相关验案附注于我这本书稿的空白处，理论与临床无缝对接，师徒二人共同完成一件“援术入道”的作品，岂不更妙！第一时间将这一想法告诉责编陈东枢先生，得到明确答复——目前的排版技术完全能实现。
还沉浸在兴奋中，故事又发展了：晓辉将笔记全文扫描后发过来了，300多页还不包括完整的验案。他对《内》《难》针法实验的量比我多很多，而且除了自身的实验，还有大量病人的治验。可以这样说，他这本笔记的临床价值应当比我这本书稿高——至少不低于。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我更懂得这本笔记的分量和意义。于是我打消了前面的想法，鼓励晓辉独立出书，并愿尽最大努力促成此事。
一波三折后内心又恢复了平静，不由得想起我不知读过多少遍的《黄帝内经》第一篇第一句论《针经》的文字——“异其[篇]章，别其表里”，是啊，早在《黄帝内经》动笔之前，作者已有“书分内外”的设计，而今我的这本小书与弟子的笔记表里相合，经纬相连，巧与最古的针灸学原典——《针经》的形制契合，难道真是上帝的安排？
——对《灵枢》《素问》的性质、结构、年代、作者、命名、传承、价值等感兴趣的读者，可读笔者为弟子《针经知行录》写的长篇导读“针经是怎样炼成的”。
这些年师徒二人不约而先后从相向的方向上路——一个从理论走向临床，一个从临床走向理论，当两人在山峰会合时，彼此都走进了对方，理论也流进了临床。但愿印在两本小书中师徒针道求真的脚印，能够成为你寻觅古典针灸的路标。
黄龙祥己亥四月于知竹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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