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龙祥. 针灸所七十年筑基路上的几行脚印. 中国针灸，2021，41（11）：1183-1190

摘要：回顾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自建所以来的70年间在理论创新、文献研究、文博建设、针灸标准化等基础领域的探索历程、取得的代表性成果，分析有待补缺和加强的环节。面向未来，重温初心，探讨针灸研究所在实现守正创新目标的新征程上有待开拓的路径——探寻规律，创新方法，搭建平台和提炼精华。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也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以下简称“针灸所”）的70周年生日。回看针灸所几代人70年走过的路，那条长长的筑基之路上的几行深深的脚印映入眼帘——理论创新、文献研究、文博建设、标准探索，这一行行脚印也是阐释针灸所“自强有容，深求远达”所训的脚注。

针灸学大厦能拔地多高，主要取决于地址的选取和地基的深度，针灸之道能否在我们的脚下“远达”，取决于目标定位是否高远和道路选择是否正确。值此建所70周年之际，作为针灸所一名老兵，愿意与风华正茂的针灸所年轻一代重走一遍见证针灸所不断成长的筑基之路，重温初心，增强信心，勇于担当，砥砺再奋进。

1 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是一个学科的立身之本，也是科研院所生命力和存在价值的体现。回看 70 年走过的路，理论创新是针灸所从建所之初一直到今天没有变、没有断的一个方向。

在这一方向的起点上留下了建所第一任所长朱琏的第一个深深的脚印——《新针灸学》，循此向前延伸的有《针灸学手册》《针灸学简编》。这两部书也体现出诸多的创新点（包括编撰形式和体例的创新），而不完全是《新针灸学》的普及版和简要版，特别是1959年集体编撰的《针灸学简编》，1978 年出版第 2 版，至 1989年共10次印刷，总印数达 355 720 册。此书在腧穴的选择、穴名的表述、腧穴的定位等方面皆有新的探索，对针灸腧穴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是考察当代针灸腧穴演变的重要参考书。书中首次在穴名下标注汉语拼音，为日后世界卫生组织穴名标准方案《针灸穴名》的制定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对外针灸教学的统编教材有：1959 年针灸所与南京、北京、上海 3 所中医学院合编，1964 年出版的《中国针灸学概要》，1986 年出版第3 版时改名为 《中国针灸学》，主编为针灸所的程莘农教授，至 2019 年共印刷22次，不仅是国内对外针灸教学的统编教材，也成为国外针灸培训和针灸师考试的必选参考书。为适应国外针灸教育新形势的需要，2004年针灸所联合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编撰出版了对外针灸教学的新编教材《国际针灸学教程》（目前正在编撰第3版）。

在理论创新的主路延伸的过程中，又拓展出一条辅路，路上已有两个路标：《针灸有效点理论与临床》（第 1 版名“针灸有效点图解”，第 2 版名“郭效宗针灸有效点疗法”）与《中国经筋学》。第一个路标呈现的是基于不同腧穴概念的整合，提出了抽象度更高的腧穴新概念和针灸诊疗的新视角，这一理论创新也为后来的“穴位敏化”预设了渠道；第二个路标，基于长圆针诊疗经筋病的实践和现代解剖学原理，对《黄帝针经》的经筋学说进行了科学阐释，是国内首先将经筋学说提升到“学”的层面的一次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

新一轮的理论体系重构有：《针灸关键概念术语考论》（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年）、《针灸理论解读：基点与视角》（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年）、《针灸学基本概念术语通典》（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年）；《经脉理论还原与重构大纲》（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 年）、《中国古典针灸学大纲》（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年）。这一轮的理论创新实际上是从建所所长朱琏第一个脚印《新针灸学》的双向延伸：向前补上了针灸古典的发掘与现代表达这一段不能绕过的路——概念的澄清与现代表达；向后则迈出了针灸理论体系重构的第一步。

随着针灸所几代人在这一方向上的不断探索留下的一行行坚实的脚印不断延伸，在这个方向上结集成两个大本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针灸学”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针灸基础理论创新与方法学研究室”（原名“针灸理论与方法学研究室”）。在这个两大本营中孕育、诞生了一批针灸理论和方法创新的重大课题、项目和代表性成果。

从学术史的视域回看针灸所人这一方向留下的一行行坚实的脚印，最艰难也最关键的是首任所长朱琏留下的第一个脚印——《新针灸学》。此书既为新中国第一个针灸研究所奠基，也为针灸所后来的理论创新标定了方向，对当代国内外针灸学教育和针灸现代研究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国内的针灸教育看，此书影响了针灸专业《腧穴学》教材的腧穴主治的编撰；从针灸的国际传播看，此书出版不久就被翻译成朝鲜文、俄文、越南文等多种文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针灸走向世界的第一个使者。1956年此书作者朱琏又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第一个面向国外学员的针灸培训班，开启了国际针灸培训的序幕，随后北京、南京、上海 3 所针灸对外培训中心成立，对外针灸培训统编教材的编撰在北京启动，教材最终由针灸所程莘农教授担任主编；接着新版国际针灸教材《国际针灸学教程》也诞生在针灸所。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不断延伸的针灸创新和传播之路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朱琏和她的《新针灸学》。

此书初版中的一些不足，特别是腧穴主治上的一些不足，后来在第 2 版、第 3 版中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

如果说《针灸甲乙经》完成了中医针灸学第一次重构的壮举，《新针灸学》则拉开了构建中国现代针灸学大厦的序幕。它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针灸现代教育的方向，而且还影响了接下来的中国针灸科学研究的方向。今天我们在针灸理论创新路上走得越远，对诞生于70年前的这部开山之作《新针灸学》和其作者朱琏的理解就越多、越深。

2 文献研究

在针灸所整个筑基工程中，文献研究是最基础的部分，在这一方向上针灸所花费时间最长的两大项目：其一，《中国针灸四大通鉴》，包括《中国针灸经络通鉴》《中国针灸穴位通鉴》《中国针灸证治通鉴》《中国针灸刺灸法通鉴》；其二，《针灸古典聚珍》，有 3 个主体部分：《中国针灸学术史概论》《中国针灸古籍考证》《针灸古典聚珍》书目考，66 部针灸典籍的影、校批注对照。

第一项工程从1958年开始，1993-1996年出齐第 1 版四部通鉴，历时38年；第二项工程从 1994 年开始并将于 2022 年出齐，共28年。两项文献研究的筑基工程首尾相接，几乎贯穿了针灸所自建所至今整个路段。而且路还在延伸，“中国针灸四大通鉴”第1 版出版之后，又于 2003 年编撰出版了连接4部通鉴为一体的《中国针灸史图鉴》，与原先4部“通鉴”配套成为“五鉴”；紧接着于 2004-2005年出版了第 2 版全套通鉴，目前正在修订编撰全套 5 部通鉴的第3版。此外，2011年出版的《针灸腧穴通考——中华针灸穴典研究》可视为《中国针灸穴位通鉴》的升级版，此项工程的成果也由最初的“四通”延伸为“六通”。

第二项工程的成果《针灸古典聚珍》将于今年由中国科技出版社出版，为针灸所七十喜寿献上一份厚礼。在这套大型针灸古籍影-校丛书之前，针灸所还编撰出版了国内第一套针灸古籍点校丛书《针灸名著集成》（华夏出版社，1999 年），以及针灸经典代表作的深度研究成果《黄帝明堂经辑校》（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87 年第 1 版；华夏出版社，2008 年第 2 版）、《黄帝针灸甲乙经》（新校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0 年第 1 版；华夏出版社，1996 年第 2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 年第 3 版）。这 3 项针灸古籍的研究成果及其创新方法，在国内外中医针灸界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回看这一方向的具有路标性质的脚印，耗时最长的两大筑基工程的意义不仅在于填补针灸古代文献研究的两个空白，更重要的是对针灸文献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工作模式，乃至成果的表现方式都进行了诸多探索。在书目选择上，基于对传世针灸医籍的系统研读和对针灸学术史的深入研究，选取两千年针灸发展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典籍，具有令人信服的说服力；在版本选择上，《针灸古典聚珍》确立了“收集现存国内最早最佳版本”的标杆，最后在课题组的不懈努力下，所选 66 种书的版本皆为国内乃至国外现存的最早和最佳本；在版本鉴定上，对收录的每一种书的版本鉴定都亲自实地考察，厘清传本、版本源流，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最为严格的一次针灸古籍版本鉴定和版本源流的考察[1]；在对书目考察的广度与深度上，除提示书籍的外部特征，更着力于考察其学术源流、学术价值以及编纂失误等学术内涵。将每一部书置于整个针灸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其学术源流，最大限度地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研究方法所导致的片面、错误的认识，从而对所考察的典籍有更深刻的了解和更准确的评价；在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上，率先尝试了“影-校对照”的排版方式，受排版技术的限制，当时出版社没有这方面的排版经验，课题组就自己动手尝试不同的排版软件不断攻克排版难关。

同时，也应当看到，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这两项大工程也留有缺憾，对于《中国针灸四大通鉴》而言，整个团队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从百种古籍中抄 录相关条文，制作了3万余张资料卡片，而且对当时没有采用善本制作的部分卡片，后来又选好版本重做替换，这些卡片的价值并不能被四部通鉴完整体现。而当时项目总体设计却没有考虑将这些卡片建立共享数据库，以发挥其独特的文献价值；对于《针灸古典聚珍》来说，在文献研究的方法学上做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探索，然而在整套丛书中却没有设计一部文献研究方法的专书。后来此套丛书中的《针灸古典聚珍书目考》抽出单印，改名《针灸古典考》于 2006 年出版时，作者特意在书前新加一篇概论“针灸古籍研究的基本问题及解题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这些缺憾也让我们懂得，未来大项目的科研设计应当有一定的超前意识。

3 文博建设

文物研究及博物馆建设可视为文献研究、学术史研究的延伸，但同时文物研究也为解决针灸文献研究 的重大疑难问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建于针灸所内的中国针灸博物馆的前身为“针灸文物陈列室”，于建所两年后的 1953 年创建。2001年获得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针灸文物保护与针灸图库建设”，课题组在以往已经取得的针灸文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馆藏文物进行全面整理、鉴定。2003年结题，此馆重新设计、装修以全新面目重新开放，改名为“中国针灸博物馆”，义为“中国针灸”的博物馆，而非“中国的”针灸博物馆。

针灸所的文博建设不仅仅在于打造了一座中国最早的针灸博物馆，更重要的是在针灸文物研究方面开展的一系列开拓性的研究工作，成为针灸文物鉴定与保护的研究中心。68 年来，几代针灸所的探路者在针灸文物研究路上的开拓性工作及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针灸铜人、铜人图的调研、收集、鉴定、复制。对世界各地的针灸铜人及铜人图进行全面考察；对价值较高的中国明清官修针灸铜人进行鉴定和复制，特别是明正统仿宋针灸铜人的鉴定与成功复制，不仅彻底澄清了近百年来中外学术界关于明正统仿宋铜人和宋天圣铜人的种种误解，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考察发现了明正统仿宋铜人对正确理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针灸经穴国家标准文本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对当代针灸经穴国家标准《经穴部位》的修订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对明成化镇江府刻铜人图的研究，不仅发现了被以往学术界认定早已亡佚的极为珍贵的早期铜人图，并对缺失的明成化背人图进行了成功的复原。中央电视台“探索与发现”栏目分别制作了三集和四集中、英文系列专题片再现课题组 寻找、研究和成功复制的全过程。由此，针灸铜人及铜人图也成为中国针灸博物馆的特藏系列。

第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全版本系列的收集、鉴定。根据出土的宋天圣《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碑，参考明正统石刻拓片，复原了四方宋天圣碑刻；复制了明正统《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刻拓片，再加上前述成功复制的明正统仿宋天圣铜人，从而使得针灸所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995年前中国第一个针灸国家标准《铜人腧穴针灸图》的全部载体（纸质文本、石刻文本、铜人模型），以及该标准文本的各传本系列的收藏单位，为研究中国第一个针灸国家标准提供了完整、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第三，明堂图全系列的收集、鉴定。考察理清了明清三人明堂图的源流，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了馆藏五方石刻明堂图的来龙去脉，确认此套图是宏济堂创 始人乐镜宇（1872-1954）据家传古图修订、由京城镌碑艺人世家陈云亭（1885-1944）镌刻的珍品。其重大价值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极高的学术价值，此套图不仅是唯一一套石刻本明堂图，也是此套图最精善的版本。第二，无价的艺术价值，此五方石碑是清代、民国时期北京琉璃厂刻碑名铺“陈云亭镌碑处”开创者陈云亭青年时期的作品原件，也是现知陈家最早的石刻作品。碑上蝇头小字笔画清晰、刀锋犀利，将书法者字体的原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堪称刻石神品。陈氏家传的雕刻技术已经失传，此物也成了不可复制的绝品。第三，重大的历史、文物价值，此套石刻明堂图是宏济堂最重要的史料，从中不仅发掘出乐 氏家族不为人知的、深长的针灸之缘，而且通过此物解开了许多其他历史事件的谜团[2]。集此三大价值于一身也使得这一从建馆之初就收藏却一直未能鉴定的藏品成为了中国针灸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以上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国针灸史图鉴》一书，此书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成为针灸文物收藏和鉴定的权威工具书。正是由于针灸所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资料优势、人才优势和雄厚的研究基础，自从 2001 年获得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针灸文物保护与针灸图库建设”后，又于2004 年、2006年、2011 年，先后获得4项北京市中医药科技发展基金计划项目，开发出了多媒体的“针灸图库”“针灸数字博物馆”，使得博物馆的功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拓展。

这些开创性的工作和研究成果在针灸所70年筑基路上留下了一串路标式的脚印。2003 年中国针灸博物馆重新开馆，中央电视 1 台和 2 台、北京电视台先后专门制作了专题新闻报道，在中央台新闻频道连续多次播放；《中国中医药报》《健康报》《中国医药报》《北京日报》等报刊先后 8 次报道，600 余家新闻网站发布了专题新闻。为推广这些成果和经验，科技部还为针灸所承担的针灸文物保护项目专门编辑了一本专集，于 2003 年12月出版。2021 年 3 月 8 日中国中医药报也以“讲述针灸千年传承的故事——走进中国针灸博物馆”为题介绍了这座中国最早的针灸博物馆。

针灸所之所以能在针灸文物研究方面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原因虽有多种，但今天回过头来看，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文献、文物、学术史、理论研究一体化推进，文物研究者本身具有丰富的文献研究经验和学术史的素养，再加上能与大量针灸文物原件零距离朝夕相处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破解文物鉴定难题便如鱼得水，事半功倍。同时，在文物研究上获得的一个个新发现反过来也成为破解文献研究和学术史研究难题的关键线索。从而使得针灸所在文献、文物、学术史研究 3个方向都达到一流水平。扎实的基础、丰富的经验，再加上正确方法的指引，使得研究人员甚至能够在未见文物原件的情况下给出精准的预判，不仅成功破解了国内外针灸文物鉴定诸多难题，更对我们以往在大量实践中总结出的文物、文献研究方法 进行了一次次具有说服力的实战检验。

未来针灸所在文博研究这一路径的延伸，需要面对现实。在针灸文物展示的物理空间短时间不能解决的情况下，需要及时转变思路，探索出一条虚实结合、线上线下结合、多方合作、优势互补的针灸文物展示的新模式，为当下国家中医药博物馆建设提供学术、技术支撑和经验借鉴。

4 标准探索

针灸标准制定是基础研究、临床研究水到渠成的结果，是针灸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本不应当成为针灸所筑基路上的一个路标，然而针灸所从1958年开始探索的针灸穴名标准研究的漫长之旅，特别是1989年第一个针灸国家标准《经穴部位》的制定，走了一条十分艰难的开荒之路，完全称得上是针灸乃至整个中医行业标准化的筑基工程。几十年来针灸所牵头制修定的针灸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团体标准如下：

国际标准制定：《针灸穴名》（1991年，世界卫生组织标准）、《针灸经穴定位》（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中医药—刮痧器具》（2017年，ISO标准）。

国家标准制修定：《经穴部位》（1990年）、《腧穴名称与定位》（2006年）、《腧穴定位图》（2008年）、《腧穴定位人体测量方法》（2009年）、《腧穴主治》（2013年）、《针灸技术操作规范第22部分：刮痧》（2013年）、《针灸技术操作规范编写通则》（2016年）。

团体标准：《循证针灸临床实践指南》（共12项，2014-2019年）、《实验动物穴位名称与定位编写通则》（2020年）、《实验动物常用穴位名称与定位•第1部分•大鼠》（2020年）、《实验动物常用穴位名称与定位•第2部分•小鼠》（2020年）。

此外，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大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针灸穴典研究”（2001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系统总结“十二经穴主治的形成、演变及其规律性研究”（199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经穴主治规律与经穴主治国家标准研究”（2001年科技部公益性研究专项）的研究成果，编撰出版了《针灸腧穴通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穴典研究》（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年。获国家科学技术出版基金资助出版）。此书出版后在针灸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针灸教材编撰及教学的知识库、素材库，临床医生可从中获取技术和方法创新的启发。2019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第一次将针灸标准研究列入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专项，由针灸所牵头制定一系列“国际针灸临床实践指南、技术操作规范和服务标准”，正是针灸所长期坚守针灸标准科研的结果。

在针灸标准化工作的管理方面，挂靠在针灸所的有关针灸标准的行业、国家和国际组织有：中国针灸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全国针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75）、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标准工作委员会、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第3工作组（WG3，TC249的第一个ISO中医药标准诞生于这个工作组）。多年来挂靠于针灸所的针灸标准化组织先后为TC249申报的筹备、论证、申请书的起草和修订等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交了“针灸标准化发展战略”等标准化研究建议书；举办全国中医针灸标准化人才培训，为国际标准项目中方申请者进行出国前培训和实战演练等。这使得针灸所不仅成为针灸标准化的研究中心，而且也成为了针灸行业和国家针灸标准化工作的组织中心、宣贯中心与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

回看这一方向的探索之路，一路上留下了针灸所几代人接力完成的一系列针灸团体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标志性成果，其中最难忘的还是第一个国家标准《经穴部位》的制定，难忘之处有以下几点：其一，该标准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最大，由此而延伸出的课题也最多，《经穴部位》《腧穴名称与定位》《腧穴定位图》“国际标准《经穴定位》中国方案研究”“国际标准经穴定位挂图研究”《腧穴定位人体测量方法》《经外奇穴名称与定位》《腧穴名称与定位》修订，从1989年到2021年的32年间这一系列标准是由针灸所老中青三代人接力完成的，在标准的更新中针灸所的人才也在一代代成长。其二，标准研究、制定的过程十分艰难。在当初那个年代做标准，没有相关的标准制定的《导则》《通则》的指导，也没有相关的标准文本作参考，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部分定位有分歧的腧穴定位讨论中，争论之激烈，僵持时间之长，形成共识之难，若非亲身经历，绝难想象。这段特殊而难忘的经历后来成为我们做国际标准和完成针灸申遗艰巨任务的一笔宝贵财富，经历了第一个针灸国家标准制定中的惊涛骇浪，再遇到什么风雨自能坦然面对，从容处之。其三，特殊的研究模式。课题组成员调集了当时国内针灸文献研究、教学、临床、管理方面一流的专家集中在北京攻关，在制定研究方案时更是几乎召集了当时全国各地针灸行业的一流专家来北京现场论证。当时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课题组在初期采用了分解任务、分头包干的研究模式，结果在不属于各组分管的结合部出了问题，幸亏及时发现，未酿成大错。后来通过这一深刻教训的及时反思而形成的文献整体研究的方法和模式，也让我们在接下来的重大文献研究项目中受益良多，可谓因祸得福。其四，高规格的管理模式。当时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亲自抓，定期听取课题组关于课题进展的汇报，相关部门的处长更是常常下到课题研究的现场，发现问题，及时协调解决。真可谓举全行业之力于一个课题的研究。

展望未来，针灸所在针灸标准化路径上，应当抓住国家大力发展中医的契机，进一步推进针灸标准化理论和战略研究，促进针灸标准体系建设。要立足于针灸学自身特点，深入分析和思考针灸学的哪些特征需要标准化、如何标准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明确各级、各类针灸标准制定的目的，制定出适宜的标准制定方法和规则，由一流针灸专家以书写经典的态度来编写标准，不断提高标准质量，从而真正达到以针灸标准化促进学科发展的目的。

5 庆生温初心砥砺再前行

回看70年的风雨征程，我们看到几代针灸所人勇于探索、不断进取的一个个脚印，循着这些脚印重温初心，又唤起我们对未来之路的一份清醒，这份清醒的目光让我们看到：前人留下的这些脚印大多还没有串连起来形成目标朝向的清晰路径，而那些清晰脚印延伸而成的路，尚未贯通，甚至还没有呈现出贯通的趋势。无论我们走了多远，如果在走过的路上没有留下一营一寨，那么后来的出征者仍要从我们当年的起点重新起步，而无法从我们已经达到的中间目标继续前行。如何将我们留下的脚印连成路？如何在合适的路段安营扎寨，成为后来者继续前行的路标和大本营？如何将我们探寻的路贯通成立体交通网，为中医针灸理论的守正创新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和引领？这些都是新时代针灸所人在开启新的征程之前应当认真思考并回答的问题。

5.1  寻规律炼精华

不管我们选择文献、临床、实验何种路径研究针灸，最终都要朝向一个共同的目标——理论创新。只有走到理论创新这一步，你走出的条条道路才能围出一个真正属于你的领地。今天的中医人对于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有充分的认识，然而创新之路不可预测的高风险，又令许多人望而却步。如何降低风险，提升成功率？中医学理论创新的基本策略就是遵循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基于这一创新策略，我们必须首先探明中医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规律，包括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总结出中医理论创新的主流模式。通过扎实深入的学术史研究，系统考察历代中医理论创新正反两方面的实例，特别是对历代中医理论体系创新典范的编纂思想和构建方法的深度研究，理清以下问题：中医学理论创新的规律是什么？主流方法和模式是什么？最佳的时机和环境是什么？哪些需要继承？哪些需要补强？新时代、新实践产生了哪些新问题？如何才能与时俱进实现理论体系的重构？如果对这些都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则守正创新无从谈起。有关这一路径的研究思路、方法及实际操作的示例，已另撰“中医学理论体系重构的典范——楼英《医学纲目》理论创新启示”[3]专篇详述，在此不展开讨论。

中医针灸学的理论创新如何传承精华？首先，需要建立评价方法和标准。由于长期以来缺乏这样的评价方法和标准，中医针灸人常常不能判定几千年传承的技术、方法、经验哪些是精华，需要发掘与提高，甚至会见到这样的现象：一种传统的针法、一个腧穴的主治，中国针灸人往往是习用而不自信，等到西医甚至是外国的西医认可并叫好后，中国针灸人才纷纷跟进。例如在《黄帝内经》时代，卧针浅刺皮下已成为治疗痛症的主流刺法，后来隐而不彰，至宋元时期被再度发现用于痛症的治疗[4]，至20世纪50年代仍有个别针灸医生采用这种刺法治疗痛症，但并没有引起针灸界的重视，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医在针刺麻醉手术中发现切口旁皮下平刺具有针灸深刺法不具备的特殊镇痛效应，并初步研究了其机制[5-7]，同一年由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神经精神科的张心曙教授发明的于腕踝部皮下平刺治痛的腕踝针疗法也正式发表，此后皮下平刺治痛重新被针灸界广泛应用，除了腕踝针、浮针等影响较大的皮下平刺治痛疗法外，还有“皮三针”“皮下卧针”“延长腕踝针”（又曰“新腕踝针”）“胫尺针疗法”等多种针法。大家都争相应用这一经西医发掘、发扬的传统针法，而对《灵枢·官针》记载几十种针法的临床价值和理论意义，却很少有人去挖掘，在临床上试用。

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如果不能对宝库的藏品作精准鉴定，也就意味着我们并没有真正拥有这个宝库，更不可能通过不断的发掘和创新赋予其新的生命力。“鉴宝”环节的薄弱将直接影响到“治玉”环节的质量——如果捡起的只是一块石头，不论你雕刻的多么精美，也只能是一件石雕，不可能成为“玉器”。

通过学术史的路径把握历代中医针灸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规律，建立科学的检验方法和评价标准对中医针灸宝库进行有效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预处理，是实现“遵循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理论创新策略无法绕过的两段路，必须一步一个脚印扎实走好。

5.2  创方法建平台

攀登珠穆朗玛峰，如果没有科学方法选择正确的路径和时机，没有提供能量补充和休整等待时机的大本营的支撑，攀登者只能一次次望峰兴叹，无功而返。同样，攀登针灸学的高峰，没有科学的方法和强有力的支撑平台，也很难登顶。

中医人对于科研方法的重要性早有认识也很重视，只是长期以来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理论创新包含两个相互关联而又不同的阶段：研究阶段和理论体系的构建阶段，前者采用从具体到抽象以归纳为主的方法，后者采用从抽象到具体以演绎为主的方法。由于长期以来缺乏这种自觉意识和优良传统，使得我们常常在针灸研究阶段处于领跑的情况下，跌落在最后临门一脚的理论体系构建阶段，饱尝功亏一篑的遗憾。

例如对于筋痹（肌筋膜疼痛）的诊疗，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总结出专用的刺法，以针刺筋急（肌张力高）、筋结（肌硬结）处曰“恢刺”“关刺”。这一刺法的诊断标准及操作规范在明清时期针灸古籍中有更明确的阐述[8]；现代针灸医家也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发现治疗“筋结型肩臂痛”，常规刺法无效，而用“恢刺”刺筋结处，行青龙摆尾法，数次而愈[9]。

然而两千年前医经的记载未引起关注，两千年后现代医家的临床重发现的论文发表后也没有激起任何浪花，很快就被人们遗忘。直到国外的西医发现激痛点（myofascial trigger point，简称MTrP，也有译作“触发点”，是指骨骼肌内可触及之紧绷肌带所含的局部高度敏感的压痛点。根据这一定义，所谓“激痛点”即中国针灸所说“筋急”“筋结”处）引起的肌筋膜疼痛，用针刺激痛点疗效确切、显著，将这种疗法称作“干针疗法”（dry needling），在痛症的治疗中推广应用，并逐渐建立起了一整套理论，这时才引起中国针灸人的高度重视。中国针灸之林被一次次遗忘，又一次次被重发现的治痛针法，才重新成了气候，只可惜此时她已成为他山之林的一棵秀木。

为什么中国针灸的珍宝总是要让西医，甚至是外国的西医鉴定？为什么明明是中国针灸之林的草木会在西方世界长成大树？一次次的墙内开花墙外结果，中国人究竟缺了什么？王家福教授指出“中国学人的根本欠缺是缺乏体系性构建的能力”[10]。如果说研究阶段的“方法”在于发现金子，则理论体系构建阶段的“方法”在于炼出真金，制成精美的金器，筑成宏伟的科学金殿。中国古人有那么多伟大的发明创造，有极为丰富的经验积累、规律发现，也不乏对经验规律的理论假说，但由于缺少正确的理论体系构建方法的支撑而极少成功构建出严谨统一的理论体系。

关于构建功能强大的数据平台对科研创新的重要性，近年来通过亲身经历而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试以整个中医针灸研究中最基础的部分文献研究为例，明代楼英《医学纲目》是中医针灸理论体系创新的代表作，完成这部重要经典的文献研究我们用了20多年的时间（这还是在利用国外的古籍数据平台的前提下完成的，如果没有这些平台支撑，恐怕用数倍的时间也未必能完成），而这20多年间绝大部分时间用在了版本调查、获取、鉴定和源流考察这些最基础的工作上，试想在今天这样的大环境下，能有几个研究者会把20多年或更长的宝贵年华投在一部研究前景不确定的古籍上？但如果有一个数据平台能准确、完整提供这些文献研究的基础信息，完成整个研究可能只需要20天时间。这样，一个高水平的研究者就能在有限的一生中做更多、更大的贡献，有更大的可能出原始性创新的成果。尽管国家在中医古籍研究的投入逐年增加，专家辛劳研究，但始终没能建成能为专业研究者提供高起点的研究平台，古籍整理者的研究永远只能从很低的起点开始，如果一名文献研究的专业人员研究一部文献，在搜求版本环节就花费几十年时间，还谈什么创新和发现？像《医学纲目》这样重要的经典，在最基础的文献研究环节，之所以长期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并非中医界不重视文献研究。事实上对此书的文献研究已近百年，之所以数代人的近百年努力都没有为理论研究者提供一个可靠的文本，并非文献研究者不努力，而主要是缺乏必要的中医古籍数据平台的支撑。

科研数据平台不仅对于针灸文献研究者重要，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同样重要。如果攀登针灸学的珠穆朗玛峰，国外的科研团队有专业设备、大数据提供的路线及出发时间的信息推送、条件优越的大本营保障支撑，而我们只有两条腿和一腔热情，这样比赛还没开始，结局已定——除非有天大的奇迹发生。

谁来创建这个能满足针灸科研需求、让科研人员能在一个足够高的起点出发的数据平台？

七十喜寿向未来问初心：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实现目标需要什么样的路径？如果都争着造车而无人铺路，不论你造出多少豪车，或者成为废铁，或者跑到别人的路上，成为别人拓疆扩土的工具；攀登针灸学的珠穆朗玛，如果只想当登山英雄，而无人架梯修路建“大本营”，那么一次次的攀登只会留下一次次无功而返，半途而废的遗憾。作为针灸研究的国家队，新时代针灸所人应当秉承“自强有容，深求远达”的所训，肩扛筑基铺路的重担，为中国针灸的腾飞搭建高起点的平台，让每个有梦想有作为的针灸人能借助这个平台的托举飞得更高更远。

重温初心，奋进新时代；深求远达，开创新未来。让我们在新的征程中为实现中医针灸守正创新的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黄晓华，段逸山.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医古籍版本研究梳理与思考[J]. 中医药文化，2018，13（6）：46-54.

[2] 黄龙祥. 同仁堂乐氏家族的针灸缘——从《勉学堂针灸集成》展开[J]. 中华医史杂志，2017，47（6）：327-335.

[3] 黄龙祥. 中医学理论体系重构的典范——楼英《医学纲目》理论创新启示[J]. 中国针灸，2021，41（8）：823-833.

[4] 黄龙祥. 中国古典针灸学大纲[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

[5] 同神经多节段切口旁双针（一）——临床应用与预测问题[J]. 福建医大，1976（3）：54-64.

[6] 同神经多节段切口旁双针（二）——刺激参数与镇痛效应[J]. 福建医大，1976（3）：65-69.

[7] 同神经多节段切口旁双针（三）——针感与皮肤感觉[J]. 福建医大，1976（3）：70-80.

[8] 黄龙祥. 中国古典针灸学大纲[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

[9] 江一平. 针灸肩臂痛病案介绍[J]. 江苏中医，1963（1）：26-27，31.

[10] 王家福. 体系、方法、思维实证创新论——理论牵引学术研究的三项探索[J]. 史学集刊，2000（1）：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