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龙祥关于史学方法论的思考
2002年，在台北知音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增修版）中，黄龙祥在第一部分“引论”中，增加了第七篇“困惑·思索·開拓”[文献来源：中国针灸学会针灸文献专业委员会.中国针灸学会针灸文献专业委员会2006年学术年会论文汇编（C）.中国针灸学会针灸文献专业委员会：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2006：17]
1 史学是什么？
经过十几年的摸爬滚打，他逐渐将“史学是什么”串联成一幅完整、清晰的图景：
史学不是关于历史的一堆知识和关于史实的简单陈述，而是一项发现的活动，是获得关于过去事实的一条路径，是提出、检验、精练关于历史解释的一个充满创造力与想像力的过程，其本质是观察与理论之间的互动。
这来自于他与自然科学（物理、化学、数学、生物）的一流专家密切接触，直接对话之后，忽然发现以往分岭对峙的两个阵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正在各自前沿端相互靠拢，学科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个描述甚至完全适用于自然科学的本质：
自然科学不是关于自然的一堆知识，而是一项发现的活动，获得关于自然知识的一条路径，是提出、检验、精练关于自然的解释的一个充满创造力与想像力的过程，其本质是观察与理论之间的互动。
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同使命是探求事物的本质与联系，二者有相同的起源，都受某种哲学思想的支配（支配自然科学的是科学哲学，支配历史科学的是历史哲学），都追求理论认识的客观性。二者都包含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即所谓“知其然”；第二层次是对研究对象的解释，即所谓“知其所以然”。只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史学的积累更多地表现在了第一层次上，而与 19 世纪史学相比，20 世纪史学的重大变化即更注重了第二层次的研究。
例如国家重大史学研究项目“夏、商、周断代工作”大量采用了实验的方法及多种高科技手段。他个人在史学研究中特别注重各种不同形式的实验方法。
基于以上的认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长期以来中外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但完全可以变换一个思路来考察这个史学中最重要而又最棘手的难题？
1.1 历史认识的客观性
人类究竟能不能够以及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获得历史的客观认识呢？要回答这个难题，一方面可以从史学自身的实践活动证明，另一方面可从已经被证明并被科学共同体广泛接受的理论中推导出来。
德国哲学家卡西勒（Ernst Cassirer，1874-1945）认为，历史学必须从事实开始，但历史事实已经一去不复返，它不能像自然科学的事实一样在实验室里重建，而只能根据某种观点理想地重建。历史学就是力图把杂乱无章的史料综合成一个整体形态。也就是说，史学研究是这样的一种活动：从一堆废墟中（史料库）寻找出构成历史原图的碎片（经过考核的史料）；用这些碎片拼复成完整的可以理解的历史图景（形成历史认识）。
恰好，他正是以辑复中国第一部针灸腧穴经典《明堂经》开始自己的针灸史研究之路的。辑出的《明堂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且还经受了最严酷、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检验——辑本相关部分与出土的原书残页有很高的吻合度。
首先，《明堂经》辑复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该书现存佚文数量较多且质量较高，如果一部佚书现存佚文数量很少，就不是能不能辑复的问题，而是值不值得辑复的问题。如果说一部古书或一个历史事件没有留下足够的信息，大多表明它们的重要程度还不够高，因而其亡佚并不影响我们对于历史的总体认识。
对于同一部亡佚古籍，不同时代的人，或者同一时代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内，往往会辑出不同的辑本，这又如何体现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呢？他认为，只要大家的知识结构相同或相近，截取事实的角度、长度、深度、目的等标准相同或相近，那么对于同一事实的理解也就不会因人而异。如果一个史学家的知识越全面，实践经验越丰富，那么正确认识历史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对于已佚古籍的正确把握不可能一次完成（《明堂经》辑复的成功也是在汲取了古人及前人一次次失败的经验基础上取得突破的），而且无论研究者主观多么努力，也只能是最大限度地接近原书，要百分之百地回复原书旧貌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对于历史事实的正确认识也不可能一次完成，而且就目前的认识水平及手段，重构绝对真实的历史图景（特别是很久以前的）也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每个朝代都会重编历史的重要原因。
对于史实的认识是以史料为中介，史料的真伪须经过考证，可靠的史料还要求有一定的量，所谓“孤证不立”。一方面要看搜集到的证据事实与案件是否关联，另一方面要看经过鉴定确认的证据事实的数量是否充分。要认识历史的真相，史学家除了熟悉相关学科知识外，还要熟悉古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当时古人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
1.2 局部与整体
中医学术发展的历程是内外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片断一个片断的孤立过程。因而具体的事件只有在整体关联中才能被正确理解。
1.2.1 把特定的史料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考察
在史学研究中常常可见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某一具体的史料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分离开来，就会变得无法理解，例如：
初灸风市，次灸伏兔，次灸犊鼻，次灸两膝眼，次灸三里，次灸上廉，次灸下廉，次灸绝骨，凡灸八处（《千金要方》）
这首灸方又见于《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医心方》等书，原方出自《三家脚气论》。方中“犊鼻”与“膝眼”为两个不同的穴，而今人只知“犊鼻”即外膝眼穴，这里两穴名见于同一首方中，无法理解。其实在宋以前“犊鼻”穴定位与我们今天熟悉的位置不同，与“膝眼”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穴。
唾血，时寒时热，泻鱼际，补尺泽。
胞中有大疝瘕积聚，与阴相引而痛，苦涌泄上下出，补尺泽、太溪、手阳明、寸口皆补之。
热病烦心，足寒清，多汗，先取然谷，后取太溪、大指间动脉，皆先补之。
痿厥，身体不仁，手足偏小，先取京骨，后取中封、绝骨，皆泻之。
痉，先取太溪，后取太仓之原。
霍乱，泄出不自知，先取太溪，后取太仓之原。
胸中彭彭然，甚则交两手而瞀，暴痹喘逆，刺经渠及天府，此谓之大俞。
喉痹，胸中暴逆，先取冲脉，后取三里、云门，皆泻之。
热病先头重额痛……苦呕无所出，先取三里，后取太白、章门主之。
以上是《甲乙经》中所记载的《明堂经》腧穴主治条文，这些条文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主治病症下的主治之穴为多穴。当这些条文离开原环境而被孤立地摘出后，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根本无法确定这些主治病症究竟归属于哪一穴（在《明堂经》原书中，这类多穴主治病症都是只归入其中一穴之中）。类似的例子还有：
疟，日西发，临泣主之（《甲乙经》）
我们知道，《甲乙经》名为“临泣”的有两个穴，头部、足部各一，那么单从以上文字如何得知这条病症究竟属于哪个“临泣”穴呢？除了这对同名穴外，《甲乙经》另有 4 对同名穴，这五对同名异穴主治病症条文在《甲乙经》卷七至卷十二共出现 39 次，如何一一正确鉴别它们呢？其实，只要将这类条文放回原书原位置上，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类似这样的问题在针灸古籍中随处可见，特别是在编纂针灸类书时，这类条文脱离了原先的特定环境，其本来意义便无从得知。事实上历代针灸文献中许多错误正是由于汇集重编前代文献时忽略这种情况所致，因此在通过针灸类书收集针灸史料时，遇到难以确认的史料，一定要核对原书，切不可断章取义，直接从类书截取史料。
1.2.2 对史实完整正确的认识依赖于整体的方法
在史学研究工作中常常能见到这样的现象：对于同一个史学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往往会有不同的认识，而且持不同观点者都能提出“有力”的文献依据，谁也说服不了谁。造成这种情况的最常见原因就是研究者没能系统全面考察史料（或者由于条件的限制，或者本身就先带有某种成见），从大量的支离破碎的史料中随意拿出一种或有意挑选一种佐证，这样用孤立的微观事实来研究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很容易歪曲史实。
他在《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第四篇“针灸文献的基本特点”指出，以往针灸史学界多以为唐以前灸法盛行而针法不彰，这只是根据现存某一类型（方书）的部分中医文献考察结果得到的印象（甚至都没有认真考察此类文献收录针灸文献的原则），如果全面考察这一时期所有类型的所有针灸文献，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此外，在腧穴与经络起源问题上（即到底是先发现了腧穴，还是先发现了经络），中医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持不同观点的人都举出“有力”的文献依据，谁也说服不了谁。其实大家都没有全面考察有关史料，甚至没有注意到一条被许多人读过许多遍的平常却很关键的史料，即络脉（脉）与诊络（脉口）、刺络点（络穴）三者关系的文献（它是经脉与经穴关系的一个缩影），因而不能正确地认识这一问题。还有，明代的刺法文献非常丰富，但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切不可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明代的针刺法有很大的发展或进步。
他在平时为中医刊物审稿时，常常见到大量以书名或作者名打头的“针灸学成就（或特点）”一类的文章，如《千金要方》 《千金翼方》（或孙思邈）针灸学成就（或特点）、《外台秘要方》（或王焘）针灸学成就（或特点）、《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或王惟一）针灸学成就（或特点）、《圣济总录》针灸学成就（或特点）……，孰不知《千金要方》中针灸文献不是孙思邈的，而《千金翼方》针灸篇主要是辑录《千金要方》。
各卷针灸文献而成（另新增少量初唐文献）；《外台秘要方》针灸文献也主要辑自《千金方》；《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则主要根据《太平圣惠方》《外台秘要方》针灸篇改编……这样让人哭笑不得的文章占了我所审稿件的大多数，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中医史学研究的专业化程度还不高，或者说中医针灸史学研究的总体水平还不高。
他因此养成了一种习惯：一般不孤立地研究一本书、一个问题。在史学研究的第一个环节——史料收集，就采取了一种从源到流、原始察终的整体方法，在重点考察针灸史料的同时，还顺带考察整个中医文献（特别是宋以前经典文献）及其他相关文献，最大限度上保证所建立的针灸史料库的“全”与“真”。
1.2.3 史源学研究是运用整体方法的范例
如果对于一部古医籍的文献来源不能探明，那么其文献价值便得不到确认，因而也就不能在医史研究中有效地利用。例如明初楼英《医学纲目》一书，类集了大量明以前重要医籍，其中部分系现佚医籍，所据版本均系宋、元善本，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及学术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在医史文献研究中（包括辑佚、校勘），极少有研究者利用此书，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该书通行本标注引文出处只用一个字，对于古代中医文献不熟悉的研究者，很难根据这一个字判定原文出自何书。同样，同一时期的医学类书巨著《普济方》的引文方式也非常复杂，引书名或有出处，或无出处，或引不同书而用完全相同的书名，因此该书的极高的文献价值也没能得到体现。又如初唐《千金要方》一书采集唐以前医学文献极为丰富，现佚的唐以前针灸文献几乎都能在该书中找到相应佚文，然而该书引文均不标明出处，因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误以为该书是编者孙思邈的医学思想及临床经验的总结。这表明中医文献的史源学研究仍然是一个薄弱的环节。
当然，对于某些研究者或某些研究项目来说，在特定的目标下，相对地离开宏观角度，对于具体的个别的人、事、地、物等进行细致、周全的考察研究，不仅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是必要的。这种以具体考证为特征的史学形态，称作“微观史学”，它与宏观史学之间是一种互动、互补的关系。重要的是要把握好从宏观到微观以及从微观到宏观的次序，如果把次序弄颠倒了，势必事倍功半。
2 史料与史学
历史研究当然要搜集材料，然而史料无论多么丰富，它本身并不构成为真正的完备的历史知识，最后赋予史料以生命的或者使史料成为史学的，是历史学家的思想。
19 世纪实证史学认为，只要得到“一切情报资料”，就能写出“终极的历史”，将史料学等同于史学；而 20世纪的新史学则认为史料的收集、整理只不过是历史研究的准备工作，历史现象或史料的真实性不等于历史本质的真实性，人们对于历史本质、历史规律的认识，只有经过科学的抽象，通过的历史思维及对历史的洞察力才能达到，也就是说史学的发展，从注重历史研究的客体，到更多地注重历史研究的主体。
史料不等于史实，史实本身也不就是史学，它只是史学的原料，正如一大堆砖瓦并不就是一座大厦。史学乃是要建造一座大厦、一座历史构图的大厦。因此，史学研究不仅仅是对史实的经验描述，而且还是一种创造活动，它要构建一种线索、图景、框架、体系、理论形态，把一件件孤立的史料置于总体网络中它固有的网格，发现其本来的意义，待相关的史料都被正确地放入各自的位置之后，史实便渐渐凸现，然后再用理性来概括大量的史实，抽象出蕴涵其中的规律，形成历史认识的一定的理论形态。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不仅需要细致的整理归纳工作，而且需要极高的想象力、创造力与理性思维。如果把一堆史实的片断比作拼图板，那么史学的图景便是最后拼出的图案。能不能用一块块拼图板拼成完整正确的图案，一方面取决于你“图库”储存的图片数量，另一方面取决于你的创造力与想像力。其中，后者更为重要，因为一个人储存的“图片”的数量总是有限的，而创造力与想像力是无限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史学实践经验越丰富，创造力与想像力越强，他完成由史实到史学的过程所花的时间就越短，获得结论的可靠程度也越高。
对于同样的史料或史实，不同的史学家可以而且必然有不同的理解。史实作为数据乃是给定的、不变的，但是对于历史的理解（或者说史学家对于史实的构图）却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思想而呈现为多种多样的。
2.1 史料学与史源学
史料学，是关于史料的源流、整理、鉴别、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科学。史料学的任务包括：史料的搜集、整理、分类、鉴别、考证、训诂等，因此与目录学、辨伪学、考据学、校勘学等密切相关。真实可靠的史料是认识历史的前提，因此掌握一套搜集、整理和鉴别史料的科学方法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基本功，一直受到史家的高度重视。明清两代学者，整理编纂史料尤勤，“乾嘉学派”的出现，更使之推向高潮。自 20世纪初德国史学家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观传入中国，那些注重史料，勤于考证的学人发现这一域外新说竟与乾嘉学派属同一风韵，于是大为提倡，尤其是以傅斯年为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更是明确提出“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口号，认为坚硬的事实只能从最下层的史料中得出，历史知识的惟一来源便是经过考证以后的史料，史学的工作就是进行材料的整理考证，因而在中国形成了兰克学派的分支，影响甚大。
重视史料和探寻史源，是史学研究的重要环节之一。陈垣特别重视这一问题，运用前人著作或资料，必须查出它们的依据，然后才能考史事，订正讹误。从这个定义以及实际工作内容看，考察史料来源的史源学研究可以说是史料学中最重要的环节，因为只有探明了史料的依据或出处，才能确定其在整个“史料库”的准确位置，也只有明确了史料在整个“史料链”中的序列，才能确认其文献价值，也才能确定其学术位置，否则这件史料便是无法利用的死的东西，不能为史学研究者提供关于历史事实的真实、完整的信息。
以前，人们对于宋代《西方子明堂灸经》一书评价较高，认为该书在腧穴主治方面较前代有很大的发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经逐条逐句的史源学考察之后，发现《西方子明堂灸经》的内容完全系直接抄录他书重编而成，不但没有增加新的内容，而且由于对前代文献的误解，在重编时还出现了许多错误；既曰“灸经”，而内容却多采自“针经”类文献，名实不符。可见，此书的文献价值及学术价值都不高，这样的史料不仅没有为整个史料库增添新的信息，相反还对原有的信息造成了污染。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错误的判断，正是因为对于该书的文献来源没能作认真的考察（传统的孤立研究方法也限制了这样的考察工作）。又如，元代杜思敬辑有《针经节要》一书，以往中医史学界由于没有对该书的文献出处进行认真考察，便轻易断言该书是现行《灵枢经》的古传本《针经》一书的节录本，而经考察，该书实为宋代《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又名“天圣针经”）的节抄本，所据版本为金代重刊五卷本。
近年来针灸现代化、国际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其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便是针灸标准化研究，而标准化研究中最复杂的要数腧穴主治的标准化研究。要制定出高水平的关于腧穴主治的国家或国际标准，首先要弄清楚现存历代腧穴文献之间的相互关系，即腧穴文献的史源学研究，而其中最困难的则是考察腧穴主治的起源——古人是如何确定腧穴主治病症的，因为中国第一部腧穴经典《明堂经》所依据的文献绝大多数已经亡佚。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该项研究于 1997 年被列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课题，在该课题研究获得成功的基础上，又向国家科技部申报了专项基金项目“经穴主治国家标准方案研究”，于 2000年获得资助，同时腧穴主治史源学研究又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大课题“腧穴主治的临床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件史料的价值并不在于它自身，而是与其他史料，尤其是同一系列的前后史料相联系才真正能获得确定。如果不通过史源学研究探明其在同系列“史料链”中的准确位置，就不能正确地理解与有效地利用该史料，同时也不能对该史料进行高水平的校勘。因此，他在史学研究的第一个环节——搜集史料上，就是按照从源到流的方法将国内外现存中医文献（而不局限于针灸文献）细细考察了数遍（不是一遍）。这样，文献之间的关系很容易理清，如此构建的中医史料库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数据库，而且在接下来的研究工作中，通过不断调试、修正，使得库结构日趋合理。
2.2 史料、史实与史识
在一般情况下，研究者不能直接接触史实，而只能直接接触相关的史料。研究者对史料进行考证、比较、分析，然后透过这些经过处理后的史料，推论出其反映的历史事实。首先，研究者对于史料的真实性要进行严格的拷问：一方面，记载史料的版本是否可靠？可靠版本记述的可靠性与完整性如何（无论史料多么丰富，它也只是记述了历史的部分片断和痕迹，因此史料提供的信息量总是小于它所要反映的史实客体）？另一方面，史料在传承过程中，其信息会不断被放大，甚至会发生质的改变。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必须对史料进行全面的考证，排除其中的虚假成分，补充失落的部分，重现历史发展的实际——史实。
事实的发现或创造、理解或解释，依赖于一定的理论或知识。理论的发展，知识的丰富，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创造事实，而且能使人们的解释能力、理解能力、认识能力大大提高，从而更好地发现各种事实。事实只有经过解释才能被理解，只有被理解才能被发现。
具体而言，史料能不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正确地理解，取决于我们的历史知识，我们的历史知识越多，则他能从给定的史料中提取（或发现）的事实就越多；如果我们没有历史知识的储备，就不能从史料中获取任何有意义的信息。机器识别要想提高识别的正确率，就要不断地升级识别软件，同样我们提高理解史料正确率，也要不断扩充、改造自身的知识库。
作为大地为球形的一个重要证据：当水平线上出现船的身影时，总是先见到船帆，然后船体才浮现出来。古代希腊人得以发现这一现象，是由于他们先有地是球形这一概念，而不是相反，即先观察到这一现象才形成地是球形的概念。有人或许会说，牛顿不正是因为观察到苹果从树上掉下而获得灵感从而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吗？实际情况是，在此之前，牛顿已经花费了二十年的持续思考。
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提出：“不是先有观察后有理论，而是先有理论后有观察”。试想，一个不掌握影像学理论的人，能从 X 光片、CT 片中观察到什么有意义的现象呢？而在一个不具备史学知识的人眼中，那些价值连城的出土文物不过是一堆破砖烂瓦而已；那些在地下静静沉睡了数千年、刻有商代文字的甲骨若不是遇上王懿荣、罗振玉先生，恐怕今天只能在中药铺里见到它们的遗存！因此说，史料不能直接提供史实，只有史料＋史识，才能产生出史实。
2.2.1 把特定的史料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考察
我们能得到什么答案，与我们的提问的水平密切相关，与对话的深入程度密切相关。
敦煌出土文献有一种不知名灸方（编号为S.6168、S.6262，今人题作“灸法图”），所载方中二次出现“天窗”一穴，并附有取穴图（标穴位于前头部正中），无论从文字还是从穴图中，都表明该穴为“一穴”，然而多少中外敦煌学者、医史研究者不知翻阅了这篇文献多少遍，却都对这一极为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都无一例外将方中“天窗”强解为为人们熟知的颈部“天窗”穴。可是，当我第一次见到这则史料时，一眼就看出其中的“天窗”系头正中部督脉穴“囟会”，因为在此之前我就已经从初唐人的注文中得知，“囟会，一名天窗”，正期待从这一时期医学文献中寻找这样的例证。因此，这篇敦煌文献正好提供了这样珍贵的例证，这个发现使我十分兴奋，于是又顺藤摸瓜，发现唐代《千金翼方》也载录了这部灸方文献（这个新发现基于我的另一个观念，即考古发现的古代医学文献几乎都能在传世文献中找到相同或相关的文献），于是我又重新考察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二书针灸方中所有“天窗”穴，考察的结果表明，它们几乎全是头部“天窗”穴（即囟会穴别名），可是在此之前，这些针灸方在我的眼前不知出现过多少遍，我却一次也没有捕捉到这一并不难以捕捉到的信息。最后，我又更全面地考察了这个问题，结果发现了越来越多这样的例子，充分证明，隋唐时期人们习惯将头部“囟会”穴称作“天窗”（将这个部位称作“天窗”，对于医史或内丹稍有了解的人很容易理解，不用我多作解释），从而将一段被曲解的历史恢复了其本来面貌。
由此可以看出，史料既是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又是史学家借以认识历史的中介，因而史料也是人们认识能力、认识倾向能动作用的反映物。“观察渗透着理论”，史料既是客观的存在，又是史家研究意向的产物。因此，史学家最重要的工作是提出问题，史学家工作水平的高低与其提出问题的质量高低直接相关。史学家并不是按照寻找史料、发现史料、考订史料、编纂史料而成史书这样的程序进行工作的，而是根据自己的问题来组织史料、寻找和发现史料的。当然，在能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之前，研究者必须对相关史料有基本了解，即能不能提出有价值的史学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对史料的熟悉程度。
他总结了自己的研究工作程序：史料→问题→史料→史实。其中第一个环节“史料”是为了发现问题，而第二与第三环节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是由问题引导发现，另一方面在发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修正问题，乃至提出新问题，并引导新的发现，可能会经过多次的循环，直至获得完整、精确的发现。比如就上述“天窗”例子而言，从古代针灸文献“同名异穴”问题的提出，引出了除人们熟知的“天窗”之外的另一“天窗”穴的发现，而在有目的考察这类史料的同时，又发现了用作诊脉部位的“天窗”，从而使得这类史料得到进一步的澄清。这就要求研究者在明确问题的指引下有针对性地考察相关史料时，对“反常” 或与预设不符的史料保持高度的敏感。例如，对于“经脉”“脉口”“经脉穴”概念的澄清以及三者关系的把握，正是在这一思维的指导下获得的一系列的重要发现。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详见《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经络部”。
2.2.2 史料的生命是史家赋予的
中医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种现象成为今人正确理解中医历史的一个极大障碍。如果我们不能明辨“手太阴”“手阳明”这类三阴三阳术语既可表示诊脉部位，又用作经脉名及经穴名，并且掌握其在不同环境中表达不同内涵的规律，那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汉以前经络学说的发生、发展演变的画面就像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幻灯片——无法理解。同时由这类经穴组成的针灸古方的实用价值也无法体现。
第一，史料的意义是史家发现的。人们用以表达其观念、感觉、思想的符号在短时间以后往往就变得难以理解，时间与空间的阻隔对于我们与古人之间的交流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历史的真正任务正是要突破时空的隔膜而追求“高保真”的理解。
灸其泰阴、泰阳囗囗，令（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
刺跗上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刺臂太阴脉，出血多立死。刺足少阴脉，重虚出血，为舌难以言……（《素问·刺禁论》）
对于以上两条史料中的“泰阴”“泰阳”；“臂太阴脉”“足少阴脉”究竟是穴名，还是经脉名呢？长期以来人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疑问，于是都一味地解释成经脉名。可是，如果是经脉名，那么马王堆帛书中记载的这首灸方的临床价值如何体现呢（无法确定灸疗点）？第二则史料同样无法理解，因为稍有中医针灸知识的人都会知道，不可能在整条手太阴、足少阴经脉上针刺都会引起大出血而造成死亡的！其实，马王堆帛书灸方中的“泰阴”“泰阳”是穴名，而《素问》这则文献中的“臂太阴脉”“足少阴脉”是指脉口名（诊脉部位），都不是指经脉。由于强大的习惯思维的惯性作用，使得人们不能正确理解其本义。从这个实例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呢？对于考古发现的史料以及传世的针灸史料，我们究竟正确理解了多少呢（相信读者能从本书中得到部分答案）？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史料的意义，如何能准确地加以利用呢？无法利用的史料，即使你再发掘出 100个马王堆也毫无意义。
第二，史料的价值是史家确定的。前面提到中国最早的腧穴经典《明堂经》的辑复，学术界确认的《明堂经》佚文长期只有《针灸甲乙经》一个传本系统，后来日本学者提出《医心方》卷二出自唐代杨上善注本《黄帝明堂经》，然而没有给出具体的论证，中日学者对此观点的争论也很多。于是，他从不同的方面，用大量确凿的证据首先论证了《医心方》卷二系节录自杨氏注本《黄帝明堂经》；紧接着，又成功地证明初唐《千金要方》卷三十“孔穴主对法”也采自某一传本《黄帝明堂经》及《针灸甲乙经》。这三种文献的价值通过其来历的澄清而得到确认，从而在《明堂经》辑复过程中根据其不同的价值加以准确地利用，使其本来具有的文献价值得到了真正的体现。
过去针灸界一直将《针灸大成》第九卷“治症总要”作为该书原作者杨继洲的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据笔者考察，此篇全文系直接抄自元代《针灸集成》一书。此书虽未见有刊本传世，历代书目也未见记载，但早为《琼瑶神书》所引录，继而明初《医学纲目》及朝鲜医书《乡药集成方》也录有此书大量针方，明中期《针灸捷径》也采用了《针灸集成》的针方和图，明末《审视瑶函》引入了该书中的眼科针方，《针灸大成》则几乎抄录了《针灸集成》的全部针方，清代《针灸指要》抄录时还参考了不同的传本。因而，“治症总要”根本不能反映杨继洲的学术思想或临床经验。
如何认识所谓“伪书”的价值？《素问》原有“刺法论”一篇，但早已亡佚，北宋初有题作“刺法论”文献，被误作《素问》原作收入该书，至北宋治平年间，林亿等人重校《素问》时，以此篇晚出而删之，后人遂对此篇皆不留意，明以后流传很广的明嘉靖顾从德影宋本系统《素问》也不再收录此篇。实际上此篇文献是继《内经》《难经》之后对针刺法的又一次较系统的总结，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因金刊本中尚载有此篇全文，故对金元时期的针法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金元名医如刘完素、何若愚、窦汉卿等人的针法均深受此篇影响。
目前中医针灸学术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不高，最根本的原因是缺少一种对史料的总体把握，缺乏对史料洞察力。也就是说，中医史学界最缺的不是像马王堆那样重大的考古发现，而是赋予马王堆生命的史学家。如果缺少科学抽象，缺少历史思维，那么即使将历史上所有曾经出现的中医文献一本不少地摆在我们面前，也不能形成一幅关于中医学术发生、发展的正确、完整的图景。
2.2.3 史实的片断须用史识之绳串联
不同的研究者对于相同的史料会有不同的理解，与研究者处理史料的方法与程序有关；另一方面，正如不同的辑佚者根据相同的佚文可以辑出不同的辑本一样，采用相同的史实片断，不同的史学家会构建出不同的历史图景，这与研究者的史识有关。
曾有一位中医史学界老前辈问他：《明堂经》原书早已亡佚，而传世的医学文献也没有明确辑录该书目录的，你根据什么断定原书的编次？首先，从考定的保存《明堂经》佚文较多的几种文献看，可以完全排除照《明堂经》原书目次编排的有：杨上善注本《明堂经》（残卷）《医心方》《外台秘要方》，另外《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系根据甄权三人《明堂图》编排，也基本可以排除。剩下只有《针灸甲乙经》一种，如何断定该书卷三目录就是完全按《明堂经》原书编排的？而且《甲乙经》现存版本又很差，又如何排除后人改编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正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发现了《甲乙经》卷三腧穴目录的秘密，《甲乙经》卷三腧穴排列次序与卷七至卷十二病证治疗的腧穴排列次序是完全吻合的，这个现象只能有一种解释，即《甲乙经》卷三腧穴目录系直接抄录《明堂经》原书，同时也完全排除了另一种可能性，即传世本《甲乙经》卷三目录经后人改编。这一重要发现不仅解决了《明堂经》辑本的编次，而且成功地解决了“同名穴辨识”这一千古难题，其他如“形似穴名混淆”等关键问题也迎刃而解。
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两种经脉文献，一种被命名为“足臂十一脉灸经”，另一种被定名为“阴阳十一脉灸经”，关于这两种文献年代的先后，中医史学界意见分歧很大，争论时间也很长。其中有从经脉命名的角度来判定两种文献年代的先后，然而对于两种经脉名称的新旧的认识却截然相反，一种观点认为《阴阳十一脉》的经脉名称更古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足臂十一脉》的经脉名称更古老。经考察，《足臂十一脉》经脉命名及经脉排列次序与《素问·脉解篇》《厥论篇》完全相同，采用是一种较新的命名法。可是，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该篇文献中还隐含了另一种经脉命名法，这一命名法明显带有从《阴阳十一脉》那类命名法脱胎而来的痕迹。由此可以推知，《足臂十一脉》在经脉命名上只是更换了一个包装——采用了当时新出的命名法，而内部还没有来得及更换，向我们透露了新旧命名交替时期的重要信息。
对于《足臂十一脉》的性质，学术界的看法也很不一致，有的认为此篇描述的是经脉，有的则认为记载的是经筋，争论的双方多只从文字学角度等皮毛支节上考证。但是，该篇文献大量使用的一个关键性术语，可以断定它是经脉文献。因为在所有的证据中，这一条证据的权重最高，最有说服力。
作为一名史学研究者，在考察史料时要有一种看透史料、深入其内部的穿透力，这种洞察力可以理解为史识。他在辑校《明堂经》时所能得到的史料的数量与质量远不及 1250年前的王焘，可是后者甚至连《明堂经》的一些基本问题都没弄清楚。就辑佚活动而言，你能获得并有效地利用多少佚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对原书基本构成、体例等了解的深刻程度，取决于你对原书与相关文献的关系的把握。换言之，一个人获取并有效利用史料的能力与其史识成正比。十几年前，在他参加的一个部级课题过程中，就亲眼目睹了因收集史料与分析史料环节的分离所导致的严重失误。遗憾的是，这样的教训不是每个史学研究者都经历过，因而这种浅显的道理也不会为每个人所理解。
2.2.4 历史信息数字化与史学研究现代化
他刚接触史学研究工作时，听老一辈史学家说：40岁以前不要写文章，不要发表意见，不掌握足够量的第一手资料，就急于著书立说往往是靠不住的。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数字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出现了大量包括中医文献在内的史料数据库、电子文献。
目前已有大量电子版古籍及相关文献数据库，例如：
中国现存最大古籍丛书《四库全书》已开发出原文及文本两种格式的电子版，中国最大的古籍类书《古今图书集成》都已有原文电子版及索引数据库。
“九五”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项目《中华医典》共收录民国以前历代医籍 600余种，约 2 亿字，是目前最大的中医类电子版丛书。
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项目——超星数字图书馆，由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公司创建，设历史、文学等数十个分馆，目前数字化的书籍已达 30余万种，免费供读者在线阅读，凭超星数字图书馆发行的“超星读书卡”可下载所需资料。
另外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医学会、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全国 3000多家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情报所、6600多家核心期刊编辑部合作，开发各类期刊全文数据库、报纸全文数据库、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及会议论文集数据库等。
台湾早在 1984 年就开始古籍的计算机数字化工作，十多年来已完成数亿字的古籍资料库，其“瀚典全文检索系统”已在 Internet 上提供约 1.16 亿字的古籍电子文献的检索服务。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从 1988 年开始建设中国古典文献资料库，现已完成“先秦两汉及魏晋南北朝一切传世文献”共 900余种典籍计 3300万字。
面对当今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飞速发展、文献载体的根本改变，史学研究的手段也相应有所改变，研究者把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机器不能完成的复杂性、解析程度较高的研究活动中。他之所以能用不太长的时间，在一个比较广的领域内，完成比较多的探索性研究，与最大限度地利用计算机强大的数据采集、处理功能分不开。
另一方面，还应当充分利用网上共享资料，目前国内、国外（如日本、英国等）都有不少研究团体或个人的医学史网站，如果有较好外文基础，能够获得不少有价值的专业信息。
必须注意的是，计算机在处理、加工信息方面虽然有很强的功能，但它只是一种工具，它只是在执行命令，最终能发挥多大作用，一方面取决于数据库中的数据的全与真，更主要还是取决于给它发令的主人——使用电脑的人。另外，现有的专业数据库收录的文献还不全，限制了其使用价值；一些电子版古籍质量很差，不能直接利用。面对同一个数据库，不同水平的研究者所获取数据的数量与质量会有很大的差异。只有史学素养与电脑水平都高的人，才能使电脑在史学研究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史学的现代化，首先是史学研究人员素质的现代化，其次是理论的创新与观念的转变。
3 中医史学研究与中医史著作的编纂
基于对史学的最新理解，中医史学研究应当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关于中医过去的知识，即在过去的时间、空间序列上中医学发生了什么事，在某时某地的医家在干什么？第二，这些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其发展又遵循什么样的规律？第一层次是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大致相当于中医编年史；第二层次是关于对研究对象的进一步的认识——把握其规律。中医学术史研究最重要的不是重复前人的结论或提出某些主观的结论，而是发现以往研究在基本方法与理念上的问题，提出并思考新的问题。这里重点讨论：中医通史与断代史、专科史是怎样一种关系？学术史著作应当或可以怎样写，评价史学著作及史学家的基本标准是什么？
3.1 内史与外史
拉卡托斯认为，判断科学史著作好坏的元标准是：如果一种方法论能够把科学史中的事实越多地包括进内部史里，相应地缩小外部史的范围，由此产生的科学史著作就是较好的科学史。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要想把尽可能多的史实包括在内史中，就不能不很好地研究外史，没有这样的研究，你就无法知道哪些史实超出内史的圈子。
为什么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种帛书经脉文献都只记载了 11 条脉（其中阳经 6 条，阴经 5 条）？为什么五输穴也是阴经 5 个，阳经 6 个？“阴五阳六”是一种什么规律？对于这些问题若不深入研究当时的文化社会背景，就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又如某些穴名的演变：秉风→景风；太渊→太泉；渊腋→泉腋；清泠渊→清零→青灵；大敦→大训；肩贞→肩真等，是避讳的产物。
以往中医内史研究与外史研究是分离的，二者相互促进的有机联系的关系没能得到体现。如果说专门从事外史研究的人员由于专业的限制难以精通内史，那么从事内史研究的专业人员就一定要兼攻外史。
3.2 专科史、断代史与通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通史和断代史是以相应的专门史研究为前提的，是在各类专门史研究的基础上的进一步综合和提高，从而形成对历史的整体认识。
研究断代史一定要有通史的基础。不然的话，断代史的研究只是提供数据，不能提供史实，只有当将各个断代史的所有数据汇总后，才能形成客观的、完整的历史事实的认识。
应当指出的是，把中医学术史分成若干专科史，或断代史，并不是史学本身的需要，而实在是受研究者认识能力或精力的限制，如果研究者有足够的精力及完整的知识结构，能够独立完成整个中医学术史的研究，无疑是一种理想的选择。要知道，各个专科史，或各部断代史拼合起来并不等于中医学术通史！
3.3 中医史家与史书
3.3.1 中医史书编纂的现状
传统的中医史书基本是一种医家与医著叙述模式（大多表现为著名医学人物与医学进步），而且展现的是一个个医家、一本本医籍，而不是一串串医家，一组组医籍。即哪一时期有哪些医学文献，这些文献比前代文献有哪些进步或领先其他国家多少年，以及医学人物的贡献等。那种教科书式的章节体、编年史样的人物、书籍罗列的套路，读者一翻开目录，就失去了读下去的勇气。它们给人的印象只是讲述历史事件以及与历史事件有关的人物，这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只是叙述历史，虽偶尔加上一点说明，但由于缺乏解决问题的明确认识和严密的方法，只可称作为“事件史”或“中医发展史”。有些学者呼吁建立“中医发生学”。依我看，当下各种名目的“学”实在不少了，既然考察学术发生是科学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则大可不必再立一个新名目——发生学。中医史学研究必须从对史料的堆积和对个别事实、现象的描述来认识历史的模式中解脱出来，使它变为能够揭示历史的实质及其内部联系的科学。
3.3.2 未来中医史书的境界
史学研究和史学著作标准的第一个要求，是史学的真实性。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历史现象或史料的真实性；二是指历史本质的真实性，即对历史材料作出科学的说明。有些史学著作的历史材料是真实的，但对材料的解释却是违背客观实际的，甚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有意曲解史料，这就背离了历史真实性的要求，缺乏科学性。
第二个要求是深刻性。即指史学著作在揭示出历史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给历史事件与历史过程以合乎规律的说明上所达到的深度。对历史过程的内在本质揭示得越深刻越有普遍性，它的学术价值就越高。史学著作的深刻性，常常与历史研究中的新发现有联系。所谓新发现，不是指刻意标新立异，而是发现了前人所未发现的东西。它们或者是收集了前人所不知的新材料，或者提出了一些前人所未想到的新问题、新观点、新理论，或者是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库恩认为，历史不是一堆轶事和年表的简单堆积，忠实于科学史料也不是仅仅停留在“考据”阶段，如果运用史料只是为“永恒的真理”作证，则根本无法树立崭新的科学观。他认为没有一个人仍然相信历史仅仅是编年史，按照它们发生的顺序安排的各种事实的集成。历史是一种说明的事业，一种导致理解的事业，因此历史不仅必须表现各种事实，而且也必须表现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这就需要用哲学思想来处理科学史料之间的关系，因而对于科学史家来说，哲学就象科学知识一样，是一种基本工具。
历史研究的第一阶段或第一层次是确定事实，第二阶段或第二层次是说明事实，发现规律。规律是通过概括、归纳大量事实得出的。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它不能止于客观描述已经发生过了的史实，还必须对客观历史进程中的因果规律进行探索。如果只注重确切的实证的事实的陈述，而不去探讨历史发生、发展的规律，这只是“事件的历史”，而不是“学术的历史”。
好的历史学著作，力求用最简单的理论阐述复杂的历史现象或历史事实。如果因为个人的认识水平或其他客观因素，对某些现象暂时还不能给出这样的说明，也不能不负责任地用一套极其复杂的说辞勉强解释，以免加深科学界对中医史学的成见：与中医本身的解释一样——什么都能解释，什么也都解释不了。
为了更便于对史学著作的学术价值的评价，作者最好能在卷首阐明自己的写作思路和采用的理论方法。
中医史学界期待着“有思想的学术史”和“有学术的思想史”著作。
3.3.3 史家的追求
历史学家不能满足于简单地发现过去的事实；他们不仅要说发生了什么事，而且也要说明它是如何发生的。
史学研究要求有一种求真求实的精神。历史文献研究的精义所在就是求真，这也应当成为每一个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规范。而只有当人们把文献、史学研究当作一门学问来做时，才能做到不媚俗，不避讳，不虚言，不取巧，坚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才能长时间潜心于扎实、深入细致的求索；才能钻研那些难度很大的专题，从而为整个学术史工作奠定牢固的基础。也只有将求真务实作为史学研究的最高追求，才能保证所得出的研究结论的客观性、科学性，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为了适应史学现代化的需要，针灸学术史研究人员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和知识结构包括：丰富的史学知识与本学科知识以及考据学、目录学、版学本、校勘学、文字学、语言学等辅助学科知识；中医通史、民族医学史、世界医学史、科技史、科学哲学、历史哲学、解释学、符号学、计算机、现代医学等。出色的表达能力（书面表达与口头表达）及对史学的直觉是十分重要的。
正是由于史学著作及史学家的这种标准，所以尽管从古至今史学著作层出不穷，然而真正能够称得上“史学家”的则凤毛麟角，在中国古代史学界，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三人在史学理论方面有卓越贡献，堪称史学家。
4 中医文献、史学与理论研究
严格说来，文献研究属于史学研究的范畴，具体而言属于“史料学”范畴；而理论研究又需以史学研究为基础，不了解中医学术的过去，就无法理解中医学的现在，也就谈不上理论研究。所以说中医文献研究、史学研究、理论研究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实际的研究工作不可能完全分离，比如任应秋先生无疑可称为中医理论家，他正是集中医文献研究、中医学术史研究、中医理论研究三者于一身；这在西方更是一种普遍情况，经常可以看到，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同时又是著名的科学史家，当然又是著名的科学家。
以往习惯上只说“文献研究”，很少提“史学研究”与“理论研究”，实际上将“文献研究”当成了整个文史及信息研究的代名词，泛指除临床与实验研究之外的文献研究、史学研究、理论研究、信息研究等。由于没有确认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层次，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能自觉地由初级形式向高级形式过渡，即不能在以叙述事实为主的“描写性研究”（descriptive study）的基础上逐渐向“解析性研究”（explanatory study）的层面过渡，不能直接为临床研究、实验研究提供新问题与新思路，因而文献研究的价值与地位也就不能真正体现。
理论研究要提示中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注重中医学的理性重建，但是研究中医学发展规律不应该离开中医学术史的研究，不应该纯思辨地局限在思维的领域里，而应该把它与学术史研究结合起来，从学术发展的历史中去寻找和检验科学发展的模式。如果说中医学术史研究的目的在于“重现”中医学大厦的旧貌，那么中医理论研究的目的就在于“重修”或“新建”这座大厦。无论是“重修”，还是“新建”都不能脱离历史。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包括：理论概念的澄清、中医理论的科学表达、中医理论效度、信度的分析；直接从古代文献中归纳经验事实，并且结合现代临床实验，总结规律，提出新假说，建立新的理论。
4.1 中医理论科学内涵的发掘与表达
“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史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从“宝库”中鉴别、提取出珍贵的“宝石”。在这个宝库中，珍贵的宝石与低贱的矿石混在一起，需要通过开采、淘金、提炼、提纯等程序制成金锭，再制成各种珍宝，只有这时它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座宝库，它的巨大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出来。但是，首先从这座“宝库”中发掘出宝石的不是中医理论家，甚至不是中医，而是学习中医的西医专家，是他们明确提出了中医的“整体观”与“辨证论治”。
要发掘中医学的科学内涵，并能用科学语言准确表达，必须既要了解这一理论或假说的来龙去脉，又要把握它的实质和核心。比如只有了解了经脉学说的形成过程，才能够正确理解并对它作出科学的评价；只有明白这一学说是说明什么经验事实或规律的，才能用科学语言准确地表述。
4.2 中医理论语言的转换
中医学教材已经编过六版，然而在语言方面没有突破——仍然是用历史的语言描述。学生要学习中医，首先要费很大的气力进入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才能够领悟教材的内容。学生能领会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其进入历史背景的深入程度。并不是中医界没有意识到中医理论的科学语言阐释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年年都在喊教材的改革。然而语言的转换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对中医学术史有深入的了解，有较高的科学哲学素养并熟悉现代科学符号系统。我们现在正是缺乏有理性思维、有现代科学素养、有高度鉴赏力的理论家，缺少能够赋予中医宝库以生命与价值的人才。
4.3 中医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建国以来，针灸学领域的科学研究有两项，一项是针刺麻醉（针刺镇痛），另一项就是我们的经络研究，可是无论是从对针灸学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国内，特别是国际学术的认可程度来看，针麻的研究要远远大于经络的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差别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针麻研究的是赤裸裸的现象或事实，而经络项目面对的是事实（而且还有不少被污染的成分）与解释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非常复杂的混合物，研究者很难将二者分开，因而或者无从下手，或者四面出击碰运气。面对久攻不破的局面，有学者提出了“中医理论的现代研究能不能进入实验室”的疑问。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中医理论的现代研究应当而且能够进入实验室，之所以还没有取得突破，问题不在实验室内部，而是在实验室之外的环节。
要胜任上述中医理论研究的各项任务，理论研究者除了必须具有很高的中医学术史、中医理论素养外，还有必要具备前沿的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及科学哲学的知识，以便当研究的轨道越过自己的领域的边界渗透到自然科学的领域时，能够毫无错误地辨认它；凭借这种前沿的知识，你才有资格在必要的时候使理论停止前进。你要认识中医学的优势与价值，就必须了解西医的最新发展；如果你不希望现代医学理论将对他的思辨施加任何不合逻辑的影响的话，你也必须深入地研究它。
因此，中医界呼唤中医理论家——连接传统与现代，沟通中医与西医的理论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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