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双抢结束后，我回到父母所在新洲华农分院休息，刚好碰到他们开完会回来，父亲问：
“现在的大学生连1/3+1/4都不会算，你说说看？”
“等于7/12呀，”我不假思索地说。
“哦，你还不错。”我被表扬得莫名其妙。
父亲对我说：现在形势变了，国家要重视教育、重视知识了，要求加强专业知识和基础知识的学习。你们过去在学校学习的数理化知识太少，要抓紧补一补。万一今年开始考大学，就有用场了！
父母的话让我吃了一惊，这过去被认为是“白专道路”的呀！当时，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不久，公社正要求每个知青学习《毛泽东选集》。我是知青点的先进典型，每晚都要求自己读一篇“毛选”，并写出读书笔记。
知青点在一个小山头上，夏天也比较凉快，基本上没蚊子。虽然，麻雀的叽叽喳喳让人烦心，但捧起毛著坐在树荫下阅读，也不至于单调。等到天黑，星星更多更亮了，我就关门学习数理化。我把高中课本的数学、化学和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认真复习了一遍，就到了10月中旬。
这时，国务院批发的教育部文件传达了下来。公社组织全体知青开会，知青干事和带教老师号召大家：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利用一切时间补习文化课，服从组织的需要，迎接祖国的挑选。从此，大家再也不担心什么白专道路，都争分夺秒地公开补习，还经常在一起讨论题目，主要是数学。
终于恢复高考了，首先是报名填志愿。一堆学校，一堆专业怎么选？实在话，作为赤脚医生身份多次被评为知青代表，我出席过县、地、省表彰大会，还第一次乘飞机出席湖北省卫生革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也因此主动放弃了1976年推荐上大学机会，三个月前也刚刚入了党，但我仍然是个听话的好孩子，拿到高考志愿表的那一刻，还是想听父母意见。我相信，作为大学老师的父母，他们会帮我做出最佳选择。从知青点到涨渡湖，不远也不近，我抽空赶回家去征求父母意见。
返回途中，秋风拂面，凉气袭人。我在长蛇般黄土田梗上走着，身前身后不时传来一片细碎繁密的虫声，如校办小乐队演奏的新洲秋曲。出门时父母还问我是不是晚点再走，说天还没亮。我摇摇头，拿了一个馍馍出发了。天上的朝霞，从一点点露出小脑袋到满天通黄，象一块巨大无比的金黄锦缎，不一会儿，又变成淡淡道银红色，稀薄如同一层手帕，突地又成了许多杂色小片，随秋风向远处散去。我摸了摸书包，里面躺着高考报名志愿表，昨晚的一幕浮现在眼前：
父亲见我回来很高兴，似乎想也没想，就让我填报湖北中医学院。大概是他领略过中医的神奇吧。1970年初，大学停办，父母从华农下放到洪湖老塆，一家人住在生产队仓库里。就在那年秋天，父亲突然出现呃逆症状，且一天天加重，甚至不能入睡。医生用了阿托品也无效，甚至连呼吸都跟不上来。母亲非常担心，决定带父亲到武汉看病。
他们去湖医附一内科，医生说这个病西医治不了，要看中医。于是转到中医科，吃了五付中药，父亲症状开始明显缓解。后来又吃了5剂，然后带了十几剂中药回洪湖了。之后基本上没复发过。
我暗暗说，幸亏回来问了。否则，我怎么知道父亲对中医有如此情怀。
“第二呢？”我望着父亲，问道。
母亲接话说：“南京中医学院也很不错。”
父亲摇摇头，然后珉了口茶，没有接过我递给他的表。他闭上眼睛说：
“一样。”
“一样？”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1938年父亲考入河南大学，后转到西北农学院，把他的两个妹妹也拉进了西北农学院。一家出了4位大学生，那时候非常荣耀。我想，如果有两个孩子报名，他肯定会让填一样的志愿，就是当年两位姑姑入同一所大学的翻版。可现在只有我一人报名高考啊？
父亲读的是农业经济学，在1940年代是一门刚从经济学独立出来的新学科。父亲在西北农学院读了本科，又去浙大研究生院攻读农业经济学的硕士学位。这两个学校的农经专业居全国之首。也许在传统文化中浸润多年，对经史子集烂熟于心的民国时期，父亲希望用西方的研究方法解读中国社会，用知识改变社会现状。没想到风云变幻，内忧外患，父亲最终弃笔从戎去了桐柏军区。在那里，父亲邂遇了母亲，他们的青春之花绽放在军营里。可惜，二人一直没有机会从事专业所学，父亲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研究生班学习三年（1956-1959年），转为教授党史专业政。父亲对教学精益求精，长期担任政治教研室主任。他是不是要求我与他一样执着？我猜不出父亲的意思，也不敢问。父亲在家族的地位一直很高。
我想了想，在第二志愿栏上写下了“湖北中医学院”。“那第三个学校呢？”我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原因，是预感父亲会让我填华农，高校教师子女读本校算是保底吧。我出生在华农，喜欢那里的狮子山，也喜欢那里的南湖。
父亲平静地注视着很远的地方。也许他想起了于子三，天堂里的于子三。1947年5月，在京沪苏杭18校学生联合发出《“五二〇”血案告全国同胞书》后，父亲担任浙江大学生游行队伍总纠察。事后，当地下党得知国民党中统要对学生运动七大领袖动手的消息，通知他们尽早离开。22岁的于子三当时是学生会主席，农学院农艺系的本科生，还有1年就可拿到文凭。父亲劝说未果，自己当晚毅然离开杭州直奔老家——桐柏军区所在地。后来得知没走的其他4人都被秘密逮捕，于子三死于牢狱。“于子三事件”再次引起了新的全国学生运动，并很快席卷全国。
听到我的问话，他把目光从很远的地方转过来，看着我。然后轻轻说道：
“一样。”
父母在大学工作已几十多年，见证了很多人与事，我听从他们的决定。他们既是大学老师，更是普通父母。中医不仅治好了父亲的病，也治好了我的病（见下文）。他们看见了我对医学的热爱。希望我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医生，也有益于家庭成员的平安和健康。而且，中医也是医学，虽然存在已逾千年，但它是真的也是善的，对生命的珍重与西医一样，希望我不要去外地。这就是我的父亲，还是一如既往地执着。
我慢慢地写下了那6个字。手虽然有些抖，可每一笔写的还是很有力。我知道这张表将是我的一辈子。
三个志愿，同一个学校：湖北中医学院；同一个专业：中医系。这就是我1977年的高考志愿。这是不是高考史上的一朵奇葩？不知道。我是不是铁杆中医？不是。
其实，我更倾向于武汉医学院，或者湖北医学院，这与我的赤脚医生身份有关。赤脚医生不是在卫生院等着农民上门治疗，是走村串户甚至田间地头为农民治疗。农忙时也要参加农业劳动，劳动时要赤脚下水田，就是又劳动又行医。
我是1976年初开始当赤脚医生的。那期间，我国疟疾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有一个断崖式地下降，这取决于广大农村对于疟疾防治任务的落实，以及广大赤脚医生不计报酬的奉献。给我的第一个考验就是疟疾的预防保健，就是让每个患过疟疾的病人在夏天到来之前服用氯喹2天，伯氨奎宁6天。患者依从性不高，服药不规范，是过去预防效果不佳原因。我是个认真的人，明确了问题所在，就送药到手，看服到口，不服不走。
道观湖大队共17个小队，另有4个小农场分布在4个不同的山头。我每天早上6点不到就起来。后来，大凡听到鸡鸣，我就有一种感动，一种回味，会从这些在别人听来不经意的声调中找出一种对过往岁月的思念。
我烧好开水，灌进开水瓶，然后背着药箱，拎着开水瓶和水杯出发。挨家挨户送药到家；到了出工时，就送药到田间地头。第一天还顺利，第二天开始有人不愿意服药，因为有呕心、乏力等反应。我带上一瓶维生素B6，帮助缓解症状并鼓励患者坚持用药。对于服药3天症状特别明显的患者，要说服他们吃药往往得花半个多小时时间，但我决不放弃。我的肩背被烈日炙烤，我的双脚走出血泡，整个的心思就是早日根除疟疾。
也许，我的前任没有这么耐心，但我做到了——当年的疟疾发病率就大为降低。没想到，这一点竟然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让我成为知青的模范代表，获得了那么多荣誉。另一方面，我对患者存在高度共情（自己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病痛经历），且一丝不苟。道观大队农民勤劳、吃苦，靠工分生活。满分是10分，两毛一（我的工分是9分）。记得1976年年底我分红发了17元钱，1977年发了20多元，在他们眼里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那些要养家糊口的村民，还会在年中借支一些钱，小病小痛靠的就是赤脚医生。
我的付出与工分不挂勾，但我并不偷懒。有时候村民要求我半夜出诊，外面是淅淅沥沥的雨声，还夹着嗡嗡隆隆的雷声，我刚躺下不到2小时。就一面答应着，一面爬起来。有时候，肝区不适的老毛病又犯了，我取一勺子中药膏往嘴巴一灌，拎起药箱就出门。第二天早上，被一个炸雷惊醒的我，听到滴滴答答的雨声，我知道，因为雨，人们不出工了，待在家里，而我更忙了。一次因为道路坑坑洼洼，凸凹不平，背着药箱摔得遍体鳞伤。躺在地上的我，素面向天，看到周围是些模模糊糊的树木，和一些小虫匆匆忙忙地飞来飞去，心里也满是恐怖。直到村民看见了我脸上的伤痕，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当然，我只能帮他们解决一些小病小痛，如注射青霉素（从不做皮试）、链霉素（结核病患者），用注射用水冲洗青霉素瓶子后的药水点眼睛，用针灸治疗各种痛症；挖一些草药如蒲公英、鱼腥草、车前草、半边莲等，为村民们疗疾。但是，每次一到道观街，就有一群小朋友跟在我后面喊：
“樊医生来了。”
“樊医生来了。”
孩子们的嘴，传递出的是村民们的喜爱。然而，我在大队当赤脚医生快两年了，没经过一天专业培训，知识水平与真正的医生差距很大，心里很是忐忑。我不能只知道奎宁和维生素吧，这就是我想学西医的原因。
虽然对父亲帮我选择的高考志愿有不同想法，我还是憋住没有出声。是不是太听话了？的确，作为父母的掌上明珠，我在极为单纯的环境里长大。其实，我不是个特别聪明的孩子，所谓的远大志向也只是老师、父母和书本灌输的，或者看到的人都很努力，自己找不到不努力的理由罢。在这种环境下，我的生活极其简单，对学习一丝不苟，对老师、同学谦虚谨慎，对自己严格要求外，没有太多的想法。因此，从华农附小到华农附中，我都是班上的尖子生。文革，大学关闭。父母下放到洪湖，我随之转到洪湖老塆中学。初二时我就入了团。高一读洪湖龙口中学时，学校经常停电，我常常到镇上的同学家做作业。1972年初，华农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父母被分配到新洲华农分院（涨渡湖）。我从洪湖龙口高中转学到新洲一中时，他们的化学课已上了一学期，我完全没摸过。教化学的郭老师主动为我补课，仅仅一个月就让我在考试中拿了第一名，并很快当上了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
1974年高中毕业时，我本可以留在父母身边不下乡的，因为哥哥姐姐都下过乡。然而邢燕子、侯隽、朱克家等已成为我心目中偶像，他们的模范事迹深深刻在我的脑子里。怀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理想的我，坚决要求上山下乡，父母也非常支持我的想法。或许他们从我身上找到了当年的自己，怀着“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中国”的热情投入到党的事业中。
下放几个月后，我常觉得肝区疼痛、乏力，医院诊断是“肝炎”，只好返回武汉诊疗。那时父母已经离开了华农，我挤在姐姐们的工厂宿舍里，先后吃了近200副中药。一边治疗，一边自学《赤脚医生手册》《农村医师针灸手册》心里却惦记着知青点：有的入了党，有的当上了先进。想到别人都在做贡献，自己却躲在家里，我的泪就止不住，恨自己不争气。
1976年春节一过，带着蒋老中医给我配的方和12瓶精制糖膏（5个猪胆，配三斤蜂蜜、一斤冰糖）迫不及待地回到知青点。大队刚好需要一名赤脚医生。经过一番努力，我成为一名赤脚医生，而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当年的疟疾发病率明显降低，全大队只有少数个别发病。不久，组织上要发展我入党，支部大会全票通过。但在外调时，发现我的母亲是摘帽右派，支部也没办法，只能再考验一年。
母亲1942年读西北农学院农经系时，正好父亲毕业留校，还代过她的课。1947年母亲参军时又碰到父亲。母亲是桐柏军区第一个女大学生。后来在桐柏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当时的校长是58军军长孔庆德（开国中将）兼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是174 师师长田心，母亲是第一期学员，曾担任女生班班长和女生区区队长。后来有次我问她，听说当时有师级干部（另一个副校长）追过您，为什么嫁给了连级干部的父亲，她说“还是觉得跟知识分子谈得来些。”
1950年，父母一起从湖北军区转业到华中农学院。她曾给两任院长当过秘书，也是群众眼中的“红人”。 1957年，当年华农行政部门在反右期间分为两个组，母亲是其中一个组的组长，由于他们这个组提的意见比较少，上面要她带头，她实在提不出来，就提了一条“解铃还须系铃人”，即做好工作，党组织要带头。自此母亲成了漏网右派：开除党籍，行政降两级，劳动改造两年。后来摘了帽，就到工会工作直至离休，并活到了102岁。
到了10月，我又出席湖北省卫生及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我们先从武汉南湖乘飞机到达宜昌，然后乘大巴参观恩施、天门等地的几个赤脚医生站（总共大小车辆几十部）。最后回到武汉洪山宾馆开会。那是我第一次乘飞机。新洲县的代表有县革委会副主任、卫生局长和我三个人。开会期间，我谨记父母的教导“少说话，多学习”。记得在恩施时，住的是学校教室，打地铺，盖着花色不一的被褥。一位黄冈女代表第二天说：这个小姑娘，白天一声不吭，晚上梦话不断。
这就是我的中小学时代和知青经历。
报名结束后，公社给全部考生都放了假，可以在知青点复习，也可在家里。新洲县教育局在城关举办了高考培训班（免费），约两周，抽调资深老师轮流给大家讲解考试科目，重点是数理化。这场培训对大家应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经常的小考试也让我们提前进入高考状态。在同学中，我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高考考场在新洲四中（当时的新集中学），距知青点约3公里。我们几个考生考试头一天住进了中学宿舍楼，也有早晚来回跑的。12月的新洲很冷，早晨跑来的考生热气直冒。
我们十几个人住一个房间，高低床，灰尘里有阳光在飘，很热闹。本来还想再看看书，结果完全静不下来。宿舍不时传来猜题的声音，一下子政治，一下子语文，搞的人心惶惶。直到很晚，大家才进入梦乡。
第一天高考，我们起得都很早。起床后，望着窗外，雾气蒙蒙。我看了一下手表，秒针在一点点移动。我深吸了口气，对自己说：
“今天是我改写人生的日子。”
两天的考试结束了，大家再也没有来时的心潮澎拜，彼此都不想说话，一个个挑着行李，默默地回到知青点。
吃晚饭时，大家忍不住聊起了考试题，尤其是数学，有人后悔不叠。不过，我倒是自信满满。
我们是教育系统知青点，教育局与黄冈地区招生办有关系，提前帮大家查到了过线考生的分数。考试不到一个月，我们接到通知，知青点一共5人过了录取分数线。我是那1/5。
吃了定心丸，喜悦溢满我心。1976年推荐上大学时，我婉拒了。其实我心底是渴望上大学的。后来也答应今年会推荐我上大学。我等待着，等待那天的到来。如今，在寒风瑟瑟的冬季，我等来高考过线的消息。它像点燃了的一根蜡烛，露出的火焰刚刚照亮我，捧在手心正好温暖我。当时没电话也没手机，我没给父母写信。一是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二是知道中医学院属一般院校，录取通知书比武大、华工晚好多。没想到，父母在家焦急万分。他们通过农学院办公室查到湖北中医学院招生办的电话，对方说“该生已经录取中医系，239分”。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
三月，一场春雨之后。花蕾开始露出了尖尖，树叶发芽了，嫩嫩的绿绿的，横成行，竖也成行。小草也顶着风，一株株地显示着自己的倔强。小蜡烛变成了小号角。我打好行李，向武昌出发。那年我刚好22岁，一如父母当年上大学的年龄。两个姐姐送我到阅马场，她们没有我幸运，也许能弥补她们的，就是看着我好好读书。
岁月像一条静静流淌的河，把我从少年、青年带到了老年。就像新洲李集的“道观河”，因为太细太小，地图上都找不到标识，但它能够维护寻常人家的喜怒哀乐：家家挑那里的水吃，户户在河边洗衣，孩子们夏天在河里游泳、抓鱼。尽管在那里流逝的，是我一生的风光岁月：曾被武汉音乐学院编成短剧，搬上那个时代的小舞台；曾被树为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典型，获得了县、地、省的诸多荣誉。但我骨子里是个“小得即安，小满则足”的人，而不是女强人，没有太高的预期，只是能够吃苦，做事认真，对工作和家人有奉献精神。从而，获得了道观河一样的快乐：清澈见底的河床，绿草如茵的堤坡，以及郁郁葱葱的防护林。
据说，道观河又叫“倒灌河”，因为从东向西，与长江“一江春水向东流”相反。它是沙河的支流，而沙河是举水河的支流。举水河又是长江的支流之一，源于大别山南，自北向南流经麻城、新洲、团风注入长江。可惜，岁月不能倒流，尽管它温柔细腻、四季潺潺，尽管它也有深藏心底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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