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脚气病来龙去脉

“脚气”是古代中医病名。由于维生素 B1 缺乏症（beriberi）与“脚气病”存在很多相似的病情，如与食用碾压精米相关，下肢萎软无力，可以“冲心”等表现。因此，人们习惯于以“脚气病”代替“维生素 B1 缺乏症”（beriberi）的译名，形成了现代医学关于“脚气病”的概念。这个影响，也与日本医生以“脚気”对译“beriberi”有关。

可能受到中国脚气病名称的影响，日本的相关认识也由来已久。1924 年，与陈邦贤先生代表中国医学界，应邀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远东热带病学会第六次大会，提交的学术论文《中国脚气病流行史》（陈邦贤. 中国脚气病流行史. 中华医学会专题资料汇编，2014-07-01：121-124），也是把我国古代的脚气病作为“beriberi”报告的。但这显然存在很大误解，因为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古代对脚气病的认识可能既包括“beriberi”，又都远远超过了它的范畴。

（一）中医关于脚气病的认识与干预

1. 脚气病的病名演变及流行史

据《中国医学史》（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医书局，1920）的开拓者陈邦贤先生考证，上古医学没有脚气病的名称。他认为，《左传》中有“沃饶而近盐土，盐水浅，于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之说，沉溺重腿的病就是“脚气”。而《内经》将其称做“厥”的一种。《灵枢·百病始生篇》中的“厥气生足悗”，足悗就是脚不爽快的意思，即脚气。又有名字叫做痿躄，《素问·疏五过论》“皮焦筋屈痿躄为挛”，《灵枢·经脉篇》“虚则痿躄，足不能起”，痿躄就是指的脚气。据此，陈邦贤认为，厥和痿躄都是中国脚气病最古的名称。

公元145年，汉朝永嘉时天下丧乱，当时的交通，十分不便，公卿赤脚跋涉，不服水土，加上饮食差异，成脚弱或是肿满而毙命者很多。他认为是汉时脚气病的流行状况。318年以后，晋朝王羲之和羊欣的书，将其称为“脚中”，晋宋时代，多用此名。

故北宋董汲《脚气治法总要》：“汲尝考诸经之疾，其来久矣。在黄帝时，名为厥。两汉之间，名为缓风。宋齐之后，谓为脚弱。至于大唐，始名脚气。其号虽殊，其实一也”。明代张景岳也引苏敬之云：“自晋代始有此名”。

公元527-528年，梁武帝书“数朝脚气，转动不得”，脚气的名称，自此开始。武帝大通三年，侯景围台城（现在南京的地方），围困日久，人多身肿气急，死者的十有八九，可看做梁代脚气病流行的状况。

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刘方征林邑，士卒脚肿，死亡的十有四五。巢元方说：“江东岭南，地土卑下，风湿之地，易于伤人。”可看做隋代脚气病流行的状况。说明隋时，江西、广东一带都流行脚气。

公元647年，孙思邈《千金方》说：“顽弱名缓风，疼痛为湿痹”。又说“魏周之代无此疾。”魏周都在江北，所以唐人称脚气病是江南之疾，又叫做软脚病。韩昌黎说：“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柳子厚跃永州的时候也说：“昏牦重腿，意以为常。”可知唐朝时，江苏一带流行脚气。

公元907年，《后梁纪》“会阴雨积旬，黄泽道险，堇泥深尺余，士卒援藤葛而进，皆腹疾足肿，死者什二三 。”腹疾足肿，可能是脚气，可看做五代时脚气病流行的状况。

1515年，明代虞抟《医学正传》说：“东南卑湿之地，比比皆是，西北高燥之方，鲜或有之。”楼英《医学纲目》说：“脚气顽麻肿痛为痺厥，足痿软不收为痿厥，脚气冲心为厥逆。”考究起来，瘅厥就是湿性脚气，痿厥就是干性脚气，厥逆是冲心性脚气。可见当时脚气病的分类状况。

1908年，清朝曾超然《脚气刍言叙》：“脚气濒海诸省皆有之，而广东最盛。”又说：“戊甲三月，广东征兵协，壮夫聚处，疾病孔多，而脚气竟居十中之四。”

陈邦贤先生的老师、提出“中医科学化”的先驱丁福保先生，在《脚气病原因及治法》一书“叙”云：“上海地土卑下，迩来学校工厂中之患脚气者日益多，因此毙命者不少。”说明中国广东、上海和沿海诸省都流行脚气。

总括起来，中国脚气病的流行，历代皆有，以汉唐的时候最盛，流行的地点，以岭南和江南一带最盛，其余沿海的各省，也常发现，时期以春夏为最多。

2. 脚气病的病因认识

关于脚气病病因的认识，大约可归纳为6种学说：

（1）肾虚说：《灵枢·本神篇》“肾气虚则厥”，《卫气篇》“下虚则厥”。说明脚气由于肾虚导致。

（2）湿气说：《素问·通评虚实论》中有“跖跛，寒风湿之病也”之说，陈邦贤认为“跖跛”指的是脚气，其原因由风寒湿所致。又说：“清湿下虚，则病起于下。”说是脚气的原因，系由于湿气，所以《汉书》说：“下湿多瘅”。后世主张脚气系从湿气来的，都根于此说。

（3）风毒说：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提出“凡脚气皆由感风毒所致。得此病多不即觉，或先无他病而忽得之，或因众病后得之。”唐朝的孙思邈、王焘也主张此说，可见隋唐时风毒说较盛。

（4）水毒说：南宋李东垣说：“脚气实由水湿，此病系一种水毒，地气所生，非风寒暑湿所干涉。”元明以来，很主张此说。

（5）饮食中毒说：《史记·货殖列传》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羮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于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于多贫。”呰窳就是指的脚气。楚越产盐的地方，所食鱼米，因此而患脚气。又《淮南子》说：“谷气多痺”。汉时多倡此说。

（6）瘴毒说：清代曾超然认为“两广云贵，为极边烟瘴之区，瘴雨蛮烟，感人易病，故脚气多而且重。南洋诸岛屿，亦多见此证，谓非地土之瘴毒乎？”说是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方，瘴气太重，脚气的原因，系从瘴毒来的。

这些学说基本上囊括了中医学的病因学理论。然而，越是面面俱到的病因学，往往都是说不清楚的猜想。

3. 脚气病的治疗方式

据陈邦贤先生考证，中医关于脚气病疗法，大约分为五种：

（1）针灸疗法：《灵枢·刺节真邪篇》说：“治厥者，必先熨，调和其经，掌与腋，肘与脚，项与脊，以调之。火气已通，血脉乃行，然后视病脉淖泽者，破而散之，气下乃止。”后世针灸方法治疗脚气，盖由此来。

（2）泻血疗法：明代许浚治疗脚气，引《内经》说：“诸痛为实，血实者宜决之。”以三棱针刺肿处，出紫黑血很多，即刻肿消痛减，这方法和针灸不同，历代有用此法治疗脚气冲心。

（3）转地疗法：《汉书》冯野王弟立为东海太守，下湿病痺，天子问之，徙为平原太守。这就是转地疗法。

（4）药物疗法：《圣惠方》说：“脚气虽虚羸，不可多服补药，非泻不瘥，纵其羸，亦须微微通泄，时时取汗。”宋代董汲等发明更多，1644年以后，药物的疗法，渐有系统。

（5）饮食疗法：如岭南人认为多吃槟榔，可以防免脚气；广东土人，觉得吃禾虫可疗愈脚气；江南提出人吃脚鱼和大蒜，虽脚气冲心重症，也可疗治。

中国历代关于脚气病的专著很少，均散见各书。只有唐朝李暄《新撰脚气论》三卷，《脚气方》一卷，《岭南脚气论》一卷。苏鉴、徐玉等《脚气论》一卷，宋董汲《脚气治法总要》二卷，徐叔向《脚弱方》八卷，徐文伯《辨脚弱方》—卷车若水《脚气集》二卷，清曾超然《脚气刍言》一卷，民国丁福保先生《脚气病之原因及治法》二卷。

4. 脚气与真脚气

事实上，无论是厥、痿躄、缓风、脚中、脚弱，还是脚气，都并非单纯的“维生素 B1 缺乏症”，因为古人没有发现维生素 B1，绝不会明确诊断 “Beriberi”。 另一方面，古代的“脚气”与俗称“香港脚”的“脚气”也不同。该脚气实为“足癣”（Tinea Pedis），由致病性真菌引起的足部皮肤病。

有鉴于此，著名医史学家廖育群先生在“关于中国古代的脚气病及其历史的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19（3）：206-221]一文中，提出了“脚气”与“真脚气”的区分。即中日古代的“脚气”与被现代称之为“Beriberi”的维生素 B1缺乏症（“真脚气”）不可同日而语。

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山下政三在其《脚气的历史》中，对中国古代脚气病的归纳：（1）脚气病始见于晋代。晋初或稍前，起源于岭南地区的脚气，逐渐向长江下游的南部地区蔓延，但为数稀少。（2）西晋永嘉年末，迁都南京后，始见脚气多发。然直到南北朝时代结束，江北仍全然不见。（3）隋至唐初，始越过长江、蔓延北方；唐代广泛流行于中国全境。这一扩展方向，与米食的普及相一致。（4）北宋初期，虽可见脚气流行，但多属轻症。此后日见减少，因而出现了不解其义的医家，脚气病的概念随之混乱。北宋后期的所谓 “脚气”，乃是各种腰腿痛、关节疾患。（5）南宋元代基本无脚气。当时被诊断为脚气者，大部分是腰脚痛、关节疾患之类疾病。（6）明代呈地区性散发，因而在某一局部可见对于脚气认知的提高。但总体上还是或将腰脚痛、关节疾患视为脚气，或将其与真脚气混为一等，概念极为混乱。（7）清代基本无脚气。而且指出，“脚气病的基本病理改变是‘多发性神经炎’，而导致这一病患的原因实有多种。其中较为值得注意的是汞、铅、砷等矿物药中毒。”

因此，中国古代的脚气病不能简单等同于现代医学的“脚气病”（Beriberi），后者分为三种类型，即伴有多发性神经炎的干型脚气病，表现为水肿和浆液渗出的湿型脚气病，以及表现为心力衰竭的心脏型脚气病，其中干型脚气病患者较多。干性特征是上升性对称性周围神经炎：从下向上逐步发展，左右肢体对称。神经感觉异常表现为麻木、肌肉酸痛等；神经运动异常表现为乏力，乃至瘫痪，肌肉委缩，部分病例有足垂症及趾垂症；植物神经功能障碍表现为肢端皮肤发凉、苍白、发绀或无汗，皮肤粗糙变薄等；严重者可表现为脑神经甚至中枢神经系统受损，眼球震颤、健忘、定向障碍、共济失调、意识障碍和昏迷等。湿性脚气病即脚气性心脏病，表现为左或右的心力衰竭，软弱、疲劳、心悸、气急或厌食、恶心、呕吐、尿少及周围性水肿等等。另有一种急性暴发性心脏血管型脚气病，表现为急性循环衰竭，气促，烦躁，血压下降，严重的周围型发绀，心率快速，心脏扩大明显，颈静脉怒张。患者可在数小时或数天内死于急性心力衰竭。

显然，古代医家对“脚气”的观察描述简略而模糊，体现不出动态变化和系统特征。比如，看不到是否对称性，是否上升性；更看不到个人生活史（尤其饮食和用药）和群体流行特征。仅就下肢的软弱无力，或麻木，或疼痛，或水肿，或气急，实在难以确诊“Beriberi”。廖育群认为，这些症状可以由重金属如铅、砷、汞、磷等中毒引起，因为古代有钱人、文人名士、帝王均多有迷恋金丹者，而金丹里正饱含重金属。从诊断学看，宋《类编朱氏集验方•脚气》记载：“夜半脚气痛绝......痛不可忍，用索悬吊，叫声不绝，筋脉肿大”这显然是“痛风”，而古人却以脚气名之。

由于辨病界限不清，古籍中的“脚气”实际包含了一大类疾病：糖尿病、肝肾疾患、重金属中毒、风湿性疾病、各种神经肌肉疾病等。“真脚气”只是其中的一种。

（二）蔓延日本的脚气病

1. 日本脚气病名因袭于中国

“脚气”这一病名最早出现在中国，流传到日本之后获得“国民病”“风土病”之称，可谓深入人心。可见，这一名称的内在含义与我国古代显然是一脉相承，并无多少差异。

据廖育群先生“脚气：记载与诠释——日本脚气病历史的再检讨”一文考证，日本的脚气病史研究，与中国方面的情况一样。研究者大多数认为：在“脚气”病名出现之前，这种疾病早已客观存在。因受中国古代医学的影响，开始使用这一病名之后，诸如史书、文学著作、日记、医书等各类文献中有关脚气的记载也逐渐增多。但仅仅依据历史的病名记载和简单的症状描述，并不足以判断其确属真脚气（Beriberi）。

2. 日本脚气病流行情况

在日本，进入江户时代（1603~）之后，脚气成为一种普遍流行、并引起极大社会关注的严重疾病。脚气在日本国民上迄将军、下至庶民间广泛流行、因此而亡的记载比比皆是。因而自江户中期开始，专论脚气的医学著作不断涌现，据廖育群考证，江户时代的脚气专著竟有28种之多（见上文）。

脚气首先流行于江户（东京）、大阪等大都会，有时极为猖獗。元禄（1688~1703）、享宝（1716~1735）、宝历（1751~63）年间，脚气大行，被称为“江户烦”。虽明和、安永、天明（1764~88，此间有天灾、饥荒）时未见流行，但到了国泰民安、庶民生活水平提高、饮食丰富的宽政、享和、文化、文政（1789~1829）年间，又见脚气再度流行。自享保后，京都、大阪亦见此病，蔓延诸国。到了嘉永、安政（1848~1859）以后，江户、京都、大阪之外的大都会亦广见流行。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治（1868~）、大正（1912~）及昭和（1926）初期。不仅在一般民众中广泛存在，且以军队士兵的发病率惊人。据载，当时一艘周游世界归来的训练舰，376名水兵中有多达169名的脚气患者，业已死去25人。1878年，日本海军计有1485人患脚气，占全员人数的33%；次年为1979名，发病率上升至39%。为此，天皇力主政府要设立专门病院进行研究，并破例给予2万圆支助。明治十一年（1878），由陆军系统的要员、东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及汉、洋两方面的医学权威为核心，组成了脚气病院。尽管脚气病院在经济上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权威医家们也尽了最大努力，但在诊疗方面毫无成果。

不过，廖育群先生对日本医史学家描述的脚气病大流行持保留态度。他一一研读了幕府将军德川家族的4个人（被后世医史学家公认为“真脚气”者）的病史（见《现代日本的脚气病：国家病的形成》），根据临床表现都无法明确诊断为“真脚气”。

例如第14代幕府将军的德川家茂，这个流传至今的关于“汉方医”（由中国传入的医学）与“兰医”（由荷兰传入的医学）之争的故事，被他研判为“心脏病”。

据载，1866年4月，21岁的德川家茂出现胸痛、脚痛、脚肿、小便不利，汉方医田宗伯诊断为“脚气病”，但治疗上却无良策。此时西医刚刚从荷兰传入，日本近代史上一个有名的兰医出场了，他叫松本良顺。

松本良顺16岁在兰医学私塾兼佐仓顺天堂的父亲那里学习兰医，25岁又在日本海军讲习所向荷兰军医学习，基本上是当时日本最高水平的兰医。他对汉方医看不上眼，当然汉方医也对他同样看不上眼。

当时他年方34岁，血气方刚，在与汉方医争来吵去之时一拍桌子：如果治不好脚气病，老子切腹给你们看！此时，从昏睡中醒来的德川家茂发话了：松本啊，你既然敢以性命相搏，我要是不敢试试兰医，那也太没种了。

一锤定音，治疗权交到了松本良顺为代表的西医手里。但事与愿违，随即于7月20日，德川家茂仍然不治身亡。好在德川家茂临死之前特意嘱咐：不得责问松本良顺。

由此可见，尽管日本医史学家普遍认为的脚气病大流行，实质上包含着多种疾病，如梅毒性心脏病、克山病、胆道蛔虫病，以及腰脚痛、关节疾患等。

3. “食物说”与“细菌说”

近代日本，医学家突破传统的病因学理论，重新审视脚气病的发病原因，为“真脚气”的发现提供了可能性，并伴随着治疗学的进步。高木兼宽的“食物致病说”，通过食物改良，在脚气病预防方面获得成功，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据松田诚《高木兼宽传》（讲谈社，1990年出版）记载：

1880年12月，高木兼宽（1849～1920）被任命为海军病院院长。次年，为改变日本医界旧貌，与有志者共同筹建了“成医会”；又设立了讲习所，专门教授英国医学。并开始对一直困扰着他的、海军兵士的脚气病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

过去，对病因的解释，一般均认为是感受“水毒”之气，故病从脚起；突发心脏病变，则宗中国唐代以来的说法，称之为“脚气冲心”。明治新政府致力于发展海军，舰船与兵员不断增加，同时脚气患者亦不断增加。作为海军病院院长的高木兼宽一直深感自己有责任弄清这种疾病的原因、找到解决的办法。

1875年，“筑波”舰的航海记录吸引住了高木兼宽的目光。该舰赴海外训练，航程160日，其间有大量脚气患者出现。但仔细区分其发病日期，却发现停靠美国期间无人患病。同样的现象，还见于该舰1877年去澳洲的航海记录中。兼宽开始了解“筑波”舰的官兵泊港时的生活情况，兵士们闲语上岸参观游览，“大家都很高兴，唯有面包令人甚不习惯。”引起了兼宽的注意：这是否与泊港期间的洋食有关？

当时日本海军的伙食状况是，幕末时期支给海军兵士米、酱、咸菜，及每日的菜金；明治政府变为全部支给现金。兵士们只需交纳购买米、酱、咸菜的基本金额，相当于菜金的部分则被拼命地节省下来，以资家用。因此一般兵士的营养可谓极端不良；而军官则因伙食费是普通兵士的数倍，故营养状况相对要好得多。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兼宽更加深信脚气的病因在于食物的结构。

1882年，进一步的调查结果证明，日本海军兵士的蛋白质摄入量极低，大多为碳水化合物。根据他在英国所学到的知识，食物中蛋白质与碳水化合物的正常比例应为1：15，而日本海军脚气多发时的实际摄入比却是1：28。

这时，35岁的兼宽随即开始了临床试验。东京海军病院中的10名试验对象，经过四周的比较饮食实验，收到较好的效果。次年二月，他得以谒见左大臣有栖川宫威仁亲王，当面陈述了脚气现状的严重危害、病因的分析与兵食改良的对策。11月29日，兼宽以去年远航美国之“龙骧”舰途中有半数兵员患脚气之事为例，说明不解决脚气之患则日本海军毫无战斗力可言，并要求天皇支持他的兵食改良计划。

1884年初，海军终于废止了长期以来实行的伙食“金给制度”。兼宽与即将远航训练之“筑波”舰舰长有地大佐、青木大军医等人提出了兵食改良方案，以“筑波”舰的远航为契机，实施他早就计算好的船员每日食谱：米675克， 面75克，豆类45克，鱼类150克以上，肉类300克以上，牛乳45克，油脂类15克，砂糖75克，咸菜75克，蔬菜450克，水果适量，酒类187.5克，茶7.5克，酱52.5克，酱油60克，醋7.5克，香料1.125克，盐7.5克。

2月3日，“筑波”开始了与前次途中出现脚气患者169名、死亡23人之“龙骧”舰完全一样的航程。5月28日，身在东京的兼宽接到“筑波”舰从新西兰发来的电报：“安着致候。脚气患者：学员3名、下士1名。皆属轻微的胫部浮肿，无需服药治疗。”

此时，全海军脚气患者的统计数字亦呈报上来：自1月1日至6月末，全员5638人中脚气患者145名。较去年同期的525名，减少了四分之三。秋季，收到了“筑波”从南美智利发来的第二次健康状况报告：脚气患者计6名，皆属轻症。4名于航行中病愈，2名在泊港后恢复。10月9日晚，抵达夏威夷的“筑波”报告：“脚气一例未有，请安心。”

至此，兼宽的试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是一种十分巧合的成功。因为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大多也含有较多的维生素B1。因而当他在补充蛋白质食物时，不知不觉地补充了必要的维生素成分。由于西方学者十分注重独创性的研究与确有实用的方法，因而对兼宽的工作十分欣赏。许多研究与介绍维生素的专著中，均提到日本海军脚气严重的历史与被征服的过程。

然而，兼宽的理论解释仍然局限于当时的普遍观念。他认为白米（碳水化合物）中含有某种毒素，而蛋白质具有解毒（中和）功能，因而当蛋白质缺乏时则不足以中和这种毒素。因为他在调查脚气病院的资料时，曾经看到过汉方医远田澄庵的言论：“脚气其原在米”，对他具有极强的启发与潜在影响。因此，“麦饭男爵”并非仅仅是强调增加蛋白质，而是力主以麦代米。他的理论解释亦是认为白米含有毒素、米糠具有解毒（中和）性。

与此同时，作为“细菌致病说”的倡导者森鸥外（1862-1922），成为“食物致病说”的对立面。

1882年，鸥外毕业东京第一大学医科学校，成为该校最年轻的医学学士。他在父亲开设的医院工作半年后，加入陆军，先后被任命为东京陆军病院课僚和陆军军医副。1884年7月，受陆军卫生部的派遣，赴德国深造。1888年回国，历任军医学校教官、校长、陆军军医总监、陆军省医务局长等职。

那时候，正是“细菌说”方兴未艾之时，森鸥外坚信脚气病源自细菌，大肆抨击食物说，拒陆军采纳米麦混食，斥责海军的洋食实验为毫无科学根据的鲁莽举动，甚至严厉指控主导海军伙食改革的高木兼宽。于是，日本陆军就纷纷对营房进行消毒，还对患上脚气病的陆军士兵进行消毒来试图治愈脚气病。

不少陆军军医目睹海军实施伙食改良后，成功抑制脚气病，他们态度略有松动，但森鸥外坚持己见，毫不妥协。甲午战后，日本并吞台湾之初，他监调任台湾总督府陆军局军医部长，严禁陆军部队擅自提供米麦混食。结果，他驻台三个月内，将近25000名士兵中，有90%的罹患脚气病，2000余人病死。据史家近几年来考证，森鸥外当时之所以匆匆离开台湾，除了束手无策外，更是意图逃避责任，还在公私文件上故意遗漏或窜改纪录，强要抹消该段污史劣迹。

继任台湾总督府陆军局军医部长的土岐赖德，眼见事态急迫申请准许米麦混合的伙食。返回东京担任陆军医校校长的森鸥外，游说陆军军医行政高层，祭出一纸行文措词异常古怪的训令：“关于麦饭混食，可以实验，不准施行。”收拾惨局的土岐赖德，愤骂森鸥外是“嫉妒他人伟勋、执著自家陋见的龌龊小人”，“囿于私见、贻误国家大计的区区贱大夫”。

如此触目惊心的病患数字，森鸥外仍然坚持自己的消毒疗法，他一度认为木榴油可以治疗脚气病，而且还能强身健体和包治百病，所以他力主制作了以木榴油为原材料的“正露丸”，然后统统送到了日俄战争前线的日军手中。结果脚气病一点也没有缓解，整个日俄战争期间，日本40万总兵力中，9-20万人患上了脚气病，严重影响了部队战斗力。

战争结束后，陆军军医局因此事受到弹劾，脚气病的“细菌致病说”终于落下帷幕。

（三）脚气病：米糠启发的诺奖

微生物感染理论，也影响了另外一个与高木兼宽几乎同时研究脚气病的荷兰医学家——克里斯蒂安·艾克曼（Christiaan Eijkman，1858-1930）。但他的最终艰难转向，带来了第一种维生素的发现，开启了维生素研究的新时代。

艾克曼在印度尼西亚当过军医，后来因患疟疾而退役。退役后，他为了搞清楚自己患疟疾的病因，去德国留学，投奔柯赫博士门下攻读细菌学。

当时东南亚各国流行脚气病，数万人因此病而死亡。为此，荷兰政府在1886年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开展研究防治脚气病的工作。艾克曼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作为助手协助佩克尔哈林对脚气病进行研究。

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委员会里的科学家和医生都认为，脚气病是一种多发性的神经炎，此外，他们还从脚气病人血液中分离出了一种球菌，确认球菌就是引发脚气病的元凶。最后，委员会得出一种结论：脚气病是一种传染病。很多人认为已经大功告成，于是就班师回国了。

但是，脚气病仍在流行，并没有找到防止它的方法。艾克曼觉得在问题没有获得最终解决之前，他还不能回国，需要继续进行该病的研究工作，并担任了新成立的病理解剖学和细菌学的实验室主任。

沿着佩克尔哈林的思路，艾克曼把脚气病患者尸体中提取的血液和其他组织注射给健康的兔子，期待这些动物因为感染而出现脚气病症状，但却失败了。

1896年，艾克曼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该地不仅人会生脚气病，家养的鸡也生脚气病。于是艾克曼决定用鸡来做实验，以此来探索脚气病的病理。

刚开始，艾克曼仍然着眼于“脚气病病菌”的搜寻上。他把病鸡的脚和内脏做成各种切片，在显微镜下观察，又把喂鸡的食料作了严格的消毒，甚至还精心设计了新的环境良好的鸡舍。令人沮丧的是，鸡照样生脚气病。在他特意建立的养鸡场里，鸡常常一批一批地死去。

一天，养鸡场的饲养员生病了，新来了一个饲养员代替他。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新来的饲养员饲养下，一群病鸡慢慢地恢复了健康。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艾克曼百思不得其解。

过了3个月，原来的饲养员病好了，回到了饲养场里。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鸡又开始生起脚气病来了。这一下，艾克曼豁然开窍：问题一定出在饲养员身上。

经过调查后，艾克曼明白了其中的奥秘。原来，原先那个饲养员是个节俭的人，总是用食堂里吃剩下来的白米饭喂鸡；而那个临时代替的饲养员可不愿意花费时间去收集这些剩饭，他用米糠喂鸡。于是，艾克曼连忙做了这样的试验：他买了一批健康的鸡，一半用白米饭喂养，一半用米糠喂养。结果发现，用白米饭喂养的鸡，很快就生脚气病了；而用米糠喂养的，却一直很健康。

“毫无疑问，脚气病一定和食物有关。”艾克曼恍然大悟，他的试验与高木兼宽的“食物致病说”不谋而合。但是，兼宽的研究到此就中止了，而艾克曼却坚持继续了下来。他又找了监狱里的犯人做实验，让两组监狱使用不同的稻米，结果发现：在配给精米的犯人脚气病发病率远远高于配给糙米的监狱。

到这个地步，艾克曼距离真理的大门已经不是一步之遥，而是已经半只脚踏进了真理的大门。但对细菌学说走火入魔的他，却提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释。他认为，脚气病是病菌引起，致病菌就在精米中，而米糠之所以能够治疗脚气病，是因为其中含有“脚气病病菌解毒剂”。此时，艾克曼的结论是，致病菌存在于精米中，而米糠含有可以抑菌的因子，他甚至从米糠中发现了这种水溶性的因子。

当然，艾克曼终究没能找到他朝思暮想的致病菌。1896年，艾克曼疟疾复发，离开爪哇岛，从此没有回来。接替他的是另一名荷兰军医格里金斯（G.Grijns， 1865-1944）。格里金斯与伊科曼鸿雁传书，交流看法。这位年轻人大胆假设，也许根本就不存在致病菌和抑菌因子，而可能有一种存在于糙米的健康必需的化学物质。伊科曼被无名之辈格里金斯医生所说服，他终于慢慢摆脱神一样的老师科赫的阴影，和格里金斯合作发表了一篇永垂医学史的论文。论文指出，精米中缺少一种对健康来讲不可或缺的物质，缺乏此物质导致脚气病，而糙米的米糠中含有此种物质。这是1906年，距离维生素概念正式提出尚有6年时间。

1910年，日本农业化学家铃木梅太郎（1874-1943）的工作中举足轻重，他从米糠中分离出治疗脚气病的物质。

1911年，波兰生化学家卡西米尔·芬克，在艾克曼等人的实验基础上，宣称从米糠中分离出一种胺类物质。这就是笔者在前面提到的，把它称为“生命胺”的芬克，他第一次将其命名为“vitamine”[拉丁语vita（生命）加上化学名称amine（胺）]。几年后，当人们意识到它不是“胺类”，但它被缩写为“维生素”。

1926年，荷兰化学家简森（Barend.C.P.Jansen）和多纳斯（Willem.P.Donath）在试验中获得维生素B1结晶体，开始称之为抗神经炎因子，后命名为硫胺素（Thiamin）。。

1929年，艾克曼与确定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营养价值的霍普金斯（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1861-1947）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毕竟，艾克曼在维生素方面的工作是开创性的。

1931年，德国哥廷根大学化学家阿道夫·温道斯（Adolf Otto Reinhold Windaus，1876-1959）与他人一起，从酵母中分离出硫胺素结晶。他曾经因为发现维生素D，获得1928年诺贝尔化学奖。

1933年，美国科学家威廉姆斯（Robert. R. Williams）分析出了硫胺素原子组成和分子结构，并于1936年确定其化学结构和合成方法。

1937年，人工合成的硫胺素在新加坡用于救治累及心脏病的脚气病患者获得成功，10名接受治疗的患者全部存活，而之前这种类型的脚气病死亡率是100%。至此，人类彻底战胜了脚气病。

此时，曾险些为此切腹的松本良顺已经去世30年，高木兼宽去世17年，艾克曼去世7年。

三、坏血病征服历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