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栋学弟临证之余，考证中医经典不缀，如今已成果叠出。自《正说内经——〈内经时代〉补注》（1358千字）于2019年5月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之后，“经典考证三部曲”前二部《医经钩考》《经典正考》已陆续出版，第三部《经典续考》也已完稿，即将面世。
曾为《医经钩考》写过序，承蒙学弟再邀，自然不能推脱。《经典续考》就“阴阳五行说”之源流，广征博引，搜集众说，“续”述其源头，“考”识其流变，颇具慧眼。
2016年4月，中国科技部、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全国印发《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其中将“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作为其132个基准点之一：“知道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观念，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整体系统的方法论，并具有现实意义。”此举引起学术界很大反响，两派意见尖锐对立，至今无法取得共识。观其辩论，二者均缺乏历史的厚度和认识论的高度，学弟此举正好补其不足。
历史上，学界巨擘对阴阳学说认可较多，而对五行学说诟病不少，甚至有人提出剔除阴阳五行学说，以辩证唯物主义取而代之，采用实证科学手段“重构”中医学理论。作为“中医现代化”的痴情人，我们在《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学比较研究》（1990年大连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但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剔除阴阳五行，中医学能够存在吗？另一个现实问题同样尖锐：拘于阴阳五行，中医学何以实证？
毫无疑问，阴阳五行学说的确是一种极富美感的简洁模型，它更像是一种哲学符号系统，而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作为符号系统的简洁性，它高度体现了古人抽象与类比的智慧，阴阳五行以“两仪五元”构建了一个自洽的解释框架。这种模型在农业、医学、天文等领域的应用中展现出惊人的解释力。例如《黄帝内经》用五行对应五脏，通过调节“生克”关系解释病理；古代历法将四季与五行匹配，形成时间与空间的统一图式。
但是，阴阳五行的简洁性源于对现象的直观归纳，而非通过实验与数学推导建立的普适定律，这导致其与科学规律存在根本差异：一是模糊边界，五行分类存在强行匹配现象。例如“金”既可指金属（物质属性），又可象征肃杀（功能属性），这种概念的弹性虽增强了模型适应性，却削弱了精确性。二是循环论证，五行生克关系是预先设定的公理系统，无法像牛顿定律F=ma那样通过实验证伪。例如中医用“肝火旺”解释失眠时，“火旺”本身又需通过症状反推，形成闭环逻辑。三是缺乏量化与预测，五行学说无法像开普勒三定律计算行星轨道般做出定量预测。当我们用阴阳盛衰来判断患者预后时，仍需依赖对临床表现的经验把握以及生命体征的检测分析，而非阴阳理论的精准计算。四是在某些特定场景下，阴阳五行确实与自然现象存在表面契合，但这种关联更多是隐喻而非本质联系。因此在象征与实证之间，我们既需要仰望星空的玄思，也不能缺少俯身大地的求证。
当然，日本的汉方医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剥离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哲学框架。他们的剥离策略：一是理论简化与对症治疗，以《伤寒论》等经典方剂为核心，但摒弃了阴阳五行学说中的动态辨证逻辑。例如，麦门冬汤用于咳嗽、支气管炎等具体症状，而非中医的“阴虚火旺”等证型。这种“对症用药”模式更接近西医的疾病分类，而非中医的“辨证论治”整体观。二是标准化与科学验证，汉方药严格遵循现代药理学研究，通过双盲试验验证疗效（如麦门冬汤的临床研究），并明确标注成分、剂量、副作用等信息，接近西药说明书规范。同时，药材质量控制和生产工艺的标准化提升了安全性。三是教育体系的理论弱化，汉方医学在日本的医学教育中占比有限，更多将其视为辅助疗法，减少脉诊、舌诊等传统手段，转而依赖现代医学检查结果。
这一做法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主要是理论根基的断裂。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整体观的核心，其“天人合一”“脏腑关联”等理念渗透于诊断、用药、预防各环节。例如，中医治疗失眠可能涉及“心肾不交”，而日本汉方则直接使用酸枣仁汤缓解症状，缺乏对病因的系统分析。这种剥离导致汉方医学成为“无根之木”，难以解释复杂病理机制。其次，汉方药固定使用200余个经典方剂，缺乏中医“随证加减”的灵活性。再就是文化认同的削弱，中医的“治未病”“整体调理”等理念依托于阴阳五行哲学，而日本汉方医学更偏向“症状缓解工具”。例如，中医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养生观在日本汉方中几乎无体现；《伤寒论》在日本被简化为“方证对应”手册，这种“技术化”路径虽提升可操作性，却削弱了中医作为“哲理医学”的独特性。
总之，阴阳五行是中国人割不断的民族脐带，更是中医学赖以存世的文化脐带。在该书中，学弟汇集了古今众多学者的论述，准确地把握了这一历史脉络。对阴阳五行说的索源，上由先秦诸子，下至《黄帝内经》（认为其成型于东汉末年），以及近代以来众多学术巨擘的认识和评价，让我们一览无余，得窥全貌。的确，阴阳五行学说的建立，经历了数代先贤的努力。最初，“阴阳”“五行”实现了由“器”而“道”的转换，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不仅塑造了中医学，塑造了中国的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和生活哲学，也塑造了世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这个过程中，阴阳五行的儒学化至关重要。这要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西汉中期的董仲舒，他创造性地把阴阳五行引进儒学，又提出了“独尊儒术”的主张；另一个是汉武帝，他让董仲舒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使成为汉代中期以来的独一无二的官方哲学。
令人遗憾的是，墨家在“罢黜百家”的声浪中被打入冷宫。我曾经非常疑惑：为什么墨家离科学最近，中医学的建构却少有其学术影响，而汉代儒学影响最大？遂向deepseek提问：汉代墨家思想的式微，对中国医学发展有什么影响？没想到，它毫无保留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其核心在于中断了一种可能将经验医学导向理论医学的独特路径。这种思想断层不仅造成了方法论层面的缺失，更在文明基因中削弱了医学革命的潜在动力。初步归纳如下：
（1）理论建构的先天不足：阴阳五行的封闭循环，与墨家“三表法”（本、原、用）的实证逻辑缺失，使中医理论长期困在“取象比类”的隐喻系统中。如《黄帝内经》将五脏对应五行，本可通过墨家“类同理异”逻辑发展为器官功能模型，却固化为玄学化的对应关系。
（2）病因推演的模糊性：墨家“志功为辩”的因果分析方法未获发展，导致“六淫致病”理论停留于气候现象描述。宋代《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虽提出三因学说，但始终未能像阿拉伯医学家伊本·西那那样建立环境-体质-疾病的量化关系模型。
（3）诊断工具的千年停滞：墨家“巧传求故”的技术理性缺失，使脉诊始终依赖“三指禅”的主观经验。中医虽然在明清出现了脉象图（《频湖脉学》图示），却未发展出量化测量装置。
（4）外科手术的伦理桎梏：墨家“节葬”思想未成主流，导致尸体解剖长期被污名化。宋代《欧希范五脏图》虽开先河，但较之1543年维萨里《人体构造》的革命性突破，中医解剖学始终未能突破伦理禁忌形成系统知识。
（5）秘传体系对公共性的消解：墨家“尚贤尚同”的标准化理念未获实践，导致中医传承陷入“祖传秘方”的封闭系统。明代《普济方》收录61739首方剂，却因缺乏“法仪”（墨家技术规范）思想，始终未能建立类似《伦敦药典》的标准化制剂规范。
（6）实验精神的集体缺席：墨家“摹略万物之然”的探究精神断层，使中医错失实验医学萌芽。当16世纪帕拉塞尔苏斯在巴塞尔大学当众焚毁盖伦著作时，中国医家仍在对《伤寒论》《黄帝内经》进行经学式注解。
（7）公共卫生体系的发育迟滞：墨家“城守”防疫思想未获制度转化，导致中国直到1910年伍连德抗击东北鼠疫时才建立现代防疫体系。宋代设立的安济坊本可发展成医院雏形，因缺乏“兼爱”思想支撑，终沦为临时性慈善机构。
（8）医学教育的认知错位：墨家“说知-亲知”的教育理念缺失，使中医教育长期“重术轻理”。清代太医院考试仍以《内经》《难经》背诵为主，而同期巴黎医学院已在开展临床解剖教学，这种差异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医碰撞中暴露无遗。
（9）机械论身体观的断层：墨家“力，形之所以奋也”的机械观未能与中医“气”论融合，使中国医学始终缺乏类似哈维血液循环理论的突破。明代《洗冤集录》虽详述尸体现象，却未能像维萨里那样引发生理学革命。
（10）医学现代性的精神准备不足：墨家“志行”（理性认知）与“为力”（实践验证）的方法论传统中断，导致中医面对西医冲击时陷入“体用之争”的困境。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的折中尝试，本质上仍是经验主义层面的调和，未能触及方法论重构。
这种历史性的知识断裂，在当代显现出双重镜像：当屠呦呦从《肘后备急方》发现青蒿素时，我们既看到传统医学的经验价值，也凸显出理论化能力不足的短板。墨家思想的湮灭，不仅使中国医学失去了一个可能的“科学范式”孵化器，更在文明深层意识中弱化了将传统智慧转化为现代知识体系的能力。重审这段思想史，并非要陷入“历史决定论”的喟叹，而是为当代中医药现代化提供方法论启示：在坚持整体观优势的同时，亟需重建被中断的理性分析传统，完成经验医学向实证医学的范式跃迁。
聂广 2025年4月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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